刘锋：2012年中国文化关键词

雪竹挺挺寒冬让，回眸大地文风尚。人世浮沉爆如雨，时光流逝也还留。岁末到了，回头一看多色调的2012年，仍有许多中国文化关键词浮现，百味杂陈。

　　“十八大胜利召开”

　　时逢政治大年，“十八大胜利召开”常在耳边回响。年年大会，年年胜，有不胜利的大会吗？如此政治表达，诉说着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观。十八大召开前，胜利召开的声音已然铺天盖地，这种步调一致的宣传，成了必不可少的口号。

　　喊了这口号，总没有错，许多官员不假思索地认为。热烈的氛围就这样起来了。即将召开时，官员又怕局势不太平，怕许多“假想敌”突然冒出来搅局，于是，一层层政治加码，确保胜利召开“万无一失”。自然而然，官员在大会小会上磨破了嘴皮子说这事情，搞得下属心情焦躁；各种层层负责的军令状、责任书被签上了大小官员的大名；许多官员的乌纱帽在非常时期里也战战兢兢地晃动；小区里戴红袖章的老大爷、老大妈也多了起来，时刻注视着可疑人士，有的人还被专门安排去盯上访“重点人”；马路上、天桥上，到处都能看到武警、保安、警察的身影；许多出租车也被重点“关心”起来，少了很多摇下车窗的把手；许多外地的信访工作人员也被命令着进京劝解本地“重点人”回家“解决问题”。终于，民众明白了，北京开会，全国要跟着步调一致地紧张，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动员。

　　好在大会胜利召开了，多少暗中努力的人长舒了一口气，想歇一歇，那边领导又说话了，说大家喝口水，抽支烟，别松劲，为“两会”的胜利召开做好准备。中国特色的大会，就这样开了许多年，模式复制了许多年，民众紧紧张张了许多年。因此，“胜利”一词较为准确地嘉奖了那些在会议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没有“胜利”的公开表扬，就没有承认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所付出的一切。上面需要“胜利”，他们也需要“胜利”，于是“胜利”了，皆大欢喜，中国特色的会议文化就有了和谐的根底。

　　“王立军出事了”

　　年年都有官员出事，可是王立军的出事有很大不同。当民众听说王立军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走出来以后，目瞪口呆。随之，民众潮水般的剧情想象力在大街小巷中传播着，俨然成了这一年的戏剧文化大餐。

　　用司法程序处理王立军事件，是正剧的套路。身为政府公职人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并受贿305万，获刑15年，符合法理期待。判决以后，事件好像应该画一个句号了。可是，街谈巷议、媒体讨论和学术讨论并没有因此结束。

　　街谈巷议，发挥的是民众的政治好奇心。众人的关注点在于三方面：一是王立军与薄家的关系没搞好，被抛弃了；二是王立军从政治斗争的配角一跃成为主角，整个过程媲美一些宫廷剧的剧情，有跌宕起伏感；三是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最主要动机在于保命，他很聪明。

　　媒体讨论，意在揭示整个事件背后的内幕、故事和道理。有的期刊标题--《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打黑、治警和包装》，《王立军被曝2年有51位秘书1人顶嘴被关300天》，《王立军打黑鲸吞民企资产黑老大受酷刑咬舌自残》，《身边人眼中的王立军：专职摄影师超20人爱抖风衣》，《王立军被曝13年前曾称要去美领事馆申请避难》等，就足以说明整个故事的引人入胜。平面媒体报道后，网络媒体再转载，微博上再剪裁，王立军的立体形象就越来越丰满了，由此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警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涉及劳教制度的不合法、法治监督的失效、人治风气的盛行、权力追捧的社会心理、权力化妆的荒诞等方面的道理，也被娓娓道来，直逼荒诞社会的脆弱心灵。

　　学术讨论，主要想弄清楚四个问题：一是政治权力的运行弊端与法治监督的办法；二是是否存在一个“重庆模式”，效率与公平如何取舍；三是“左”“右”之争背后的复杂社会心理，以及改革路径争论；四是“唱红打黑”文化的历史源头、糟粕，以及现实运用中的荒诞。

　　“中国好声音”

　　五湖四海的选手，入耳好听的声音，公平的选择，权威的认证，家庭伦理、爱情、友情表达，个人曲折的奋斗，国外选秀的模式，多角度、长时间的录制、剪辑，赞助商的资助，黄金档的播出，相关话题的炒作等元素结合在一起，织出了2012年的选秀狂欢图。

　　这场选秀文化的关键点在于它平衡好了自由、平等、伦理、商业、梦想、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众多的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每个选手都想在舞台上绽放自己，获得观众、听众的承认，继而获得生活的资本、梦想的延续，这恰恰符合积极自由的定义标准。如果这种追求自由的决然态度没有平等的环境，就很难有什么好的结果。基于此，盲听的导师通过转椅，百家媒体通过公开投票，观众通过短信等方式投票支持，营造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环境，使自由的追求有了平等规则、结果的保证，有了炫目的生命力。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与父母支持、爱人支持、朋友支持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中国情感味道，就容易俘获各个年龄层的人心。把这些融合在一起，打造成一个商品，商家就有了利润的来源，就有了投入的动力。所有的一切又得到主流价值观的认证，也就有了现实的成功。

　　“中国好声音”，好就好在民众喜欢它，愿意付出时间关注它，为它流泪，为它揪心，为它叹息，为它等待，为它狂欢，为它议论。民众的信任，给它带来了成功。可以说，它引领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模式。当然，民众的满意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因而，明年的中国好声音能否继续创新、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

　　“舌尖上的中国”

　　中国人喜欢吃是出了名的。但是，要把这种吃的文化作出节目来，供民众再“吃”，就得有点创意文化了，这方面，央视的纪录片获得了民众的认可。

　　在现实生活中，节目中好看的菜肴，不一定好吃，更不一定健康，因为，不同地域的民众喜欢不同的口味，而且在普遍的追求金钱的餐饮业中，缺乏有效的健康准则，让人吃得不放心。对此，这个节目隐而不彰。再好吃的食物，吃的时候也要有节制，不然，很多人一面吃，一面又要减肥，又要上医院检查、治疗。因而，饮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也应该有所涉及。即使节目不涉及，民众也要自我思考，盲目去吃，一味地满足口欲，到头来可能适得其反。

　　除了吃，中国人还能否做点别的。吃，满足了生理需要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性”，也是要满足生理需要的一部分，二者平衡，才有真正的生理健康。今天，民众不提倡“饱暖思淫欲”，但基本的性爱生活、性健康文化是不是也可以作成节目供全面品评。这样做，可以拓宽民众的视野，增加一些理性思考，因而，任何话题都可以讨论、争论，形成自由讨论的潮流，才有更多的创新可能。话题讨论有禁区，思想讨论不自由，谈何创新，谈何文化软实力？

　　“莫言得奖了”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家，国人本应长舒一口气，满心高兴，可是，其中夹杂的许多争议，让这个奖项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美好。

　　争议最大的地方在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国外批评人士对莫言的质疑在于莫言的身份--共产党员、中国作协副主席。有了这样的政治身份，一个体制内作家还能否写出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呢？国内批评人士对莫言的质疑在于莫言没有承担知识人本应该有的道义责任，对该表达的政治观点比较隐晦地回避，甚至还抄写了伟大领袖的延安讲话等。

　　文学高于政治，是一个应然的问题。但政治高于文学，是一个实然的问题。两个问题怎么平衡，仅靠莫言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的。此外，对与莫言的闪转腾挪，批评人士是否也可以从同情的理解角度去审视。毕竟从改革开放前的那样一个压抑的环境内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思想不自由的基因，到今天仍得不到全面的思想自由，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要讲好中国的故事，要靠每一个有兴趣去讲的人的不懈努力。与其批评莫言躲闪，不如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共同追求一种文学自由的环境。

　　此外，写作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赢得奖项吗？莫言得奖了，整个社会就应该无节制地消费他吗？这两个问题也应该思考。写作，其实是个人完成自我的一种修行，是个人实现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名利，它是为了自由。过度消费莫言，是莫言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背后隐藏的是许多人的极端功利思想和小国寡民的落后心态，这些糟粕性的东西多了，文化的虚妄就成了新的束缚自由的枷锁。

“江南style”

　　“鸟叔”的一曲“江南style”火遍世界。在综艺节目、娱乐节目、NBA、CBA、总统竞选、健身房、广场、商店、家庭、办公室、手机彩铃、网络上，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听到“江南style”。

　　为何这样火？不外乎它满足了民众三个方面的心理需求。

　　一是幽默地自嘲。“鸟叔”把自己肥肥的身材跟着动感的音乐起舞，脑袋里却幻想着那些美女、富人生活，把自己的羡慕、嫉妒、恨很幽默地展示出来，既感慨个人的渺小，又有个人不合实际的小追求。许多人就是在这种自嘲的幻想中度过每天的生活的。

　　二是讽刺“高富帅”不承担社会责任。那些“高富帅”每天都生活在纸醉金迷、美女如云的环境中，庸俗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对这样的生活，民众有什么可向往的呢？奢华的生活，不就是过度用物质禁锢个性自由的一种新的压抑吗？如果这些所谓的上层人士失去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心、帮助之心，那他们无疑在制造、加剧新的阶层矛盾。阶层矛盾深了，社会就不会稳定。试问这样的上层生活又有什么好羡慕的？

　　三是简单模仿中的快乐。简单的舞步、扭动着屁股、配合着动感的音乐、脑袋中再有点想象，就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看起来幼稚、可笑，却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工业社会的紧张中松懈下来，调节一下。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越是紧张、繁忙、焦虑的社会，越需要轻松、舒缓、幼稚的节奏与之平衡，这就是人性的文化。

　　用一种搞笑方式，解构正统的文化，建立属于自我的文化诉说方式，正是各种亚文化存在的理由。如果太正统的文化压制了人性的自由，那么，各种亚文化就有了更多的存活空间。网友模仿出的“航母style”，就是这种自娱自乐的亚文化充满活力的证据。

　　“你幸福吗”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问他幸福吗？他说，不知道。很多人认为他应该很幸福，可是他说，他压力很大，忧心忡忡，不幸福。

　　一个在贫苦山区生活多年的孩子，因为吃了一袋方便面，喝了一袋牛奶，就会说自己很幸福。一个亿万富豪，吃着山珍海味，也未必觉得幸福。一个被关进牢狱里的人，被放出来后，就觉得很幸福。而一个成天在城市里自由游荡的人，也可能觉得不幸福。

　　看来，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一套追求自己幸福的方式和体验方式，最后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给自己的体验一种是否幸福的评价。一种内在需求的满足，就会产生一种即时的幸福感。随着新的需求接踵而至，又很难满足，可能不幸福的感觉就会占上风。

　　对于政府来说，为个人追求自己所要的幸福创造必要的条件是应尽责任。如解决民生问题，让民众有学上，有工作，有钱花，有医疗，有社保，有房住，有安全，就是社会应该尽到的义务。当然，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也不会所有人都感到幸福。此外，政府还需要探讨建立一种保障个人尊严的制度，让个人可以在制度的土壤上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幸福。如果这些必要的条件都不具备的话，就问别人“你幸福吗？”得到的回答是“我不姓福，我姓曾”，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30多年的物质繁荣让很多人高呼“伟大成就”，似乎民众就应该感到幸福。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因为人的需要是逐层递进的，就像马斯洛所说的七个方面的需要一样，只要有需要没有被满足，就不会有异口同声的幸福感。如果民众“被幸福”了，那只能说明民众真的就不幸福了。

　　对于个人而言，追求幸福的过程，可能充满着挑战和痛苦，但是，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手段与目的相契合的过程。目标不对，调整目标；手段不对，调整手段。二者合适了，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就会被赋予幸福的体验。当然，个人的根本文化目标是活得有尊严、有价值，离开了这个，即使个人认为追求过程是幸福的，也不会被社会所认可，也不会被历史潮流所接纳。

　　“钓鱼岛是我们的”

　　在大街上，很多汽车后面都贴着一张印刷品，上面印着中国国旗，写着“钓鱼岛中国领土祖宗留下基业我们寸土必争”的字样，其意义有两点：（1）“钓鱼岛是我们的”；（2）车主是爱国的，别砸此车。

　　在现代政治文化中，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各个国家的共识，在此意义上，爱国是一种普遍遵循的价值观。但是，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爱国有了别样的意味。中国人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爱国已变成一种“主义”，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文化基因。如果有人说不爱国，那在许多人眼里，这人必定是“卖国贼”、“汉奸”。一种非此即彼的爱国主义也就在许多人心里扎下了根。说到底，这是一种非理性思维。

　　爱国有很多种方式，许多人选择用愤怒的情绪去爱国，最后反而害了自己，为国家抹黑。比如，在2012年9月的“保钓游行”中，许多人选择用抵制日货、砸日本牌子的车、举伟大领袖头像、“扇老人耳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结果一些人因此露出了人性的丑恶面，有的人犯了罪，许多国人的财产权被侵害。如此“爱国”，让他国耻笑，让许多国人寒心。

　　非理性、非法治、泛道德化“爱国主义”的推手主要是有三个：一是决策层存在的好战逞强情绪；二是底层民众的泄愤情绪；三是市场层面把“爱国主义”当做一种商品销售和消费。中国人如果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主导下前进，必然失去太多的发展机遇，对民众来说，更是灾难。

　　有了前车之鉴，中国人更加清楚了什么是正确的爱国主义，这就是理性地表达爱国的观点、意见、思想，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行动，防止泛道德化社会运动的蔓延。

　　“网络反腐”

　　时至今日，民众通过手机就可以上网发帖子、表达观点、监督官员的执法行为、举报违纪违法的官员。十八大以后的一个多月内，微博上已经曝出了10多个官员违纪违法的案例，说明网络反腐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渠道。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现有制度、体制方面存在诸多的权力监督漏洞，官员腐败问题已经被民众视为眼中钉，执政党也将其上升为亡党亡国的致命性问题。表面上看，高层和底层对腐败问题已没有容忍的余地，位于中层的官员将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可是，在30多年的制度转型期间，许多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和法治监督的空挡，获得了相当庞大的灰色收入，形成了物欲化、情欲化的灰色生活模式。要把这些灰色收入完全暴露在阳光下，要把这种灰色生活模式完全消除，没有漫长的法治培育和严格的法治监督，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在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吁下，一些地方开始作出了尝试。但是，由于许多既得利益群体已占据了权力的要塞，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改进推三阻四，致使腐败问题越演越烈。因为制度渠道中反腐的零敲碎打，不解民众反腐饥渴，所以网络上的反腐举报就甚嚣尘上，公权力的信任危机随之越来越严重。

　　情况如此危急，民众通过网络反腐推动制度改进，本是好事。仍有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即使网络反腐中有不少来源不实的举报，也要看清它为民众解压的缓冲作用。如果一味封堵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人亡政息的局面来临就是时间问题。从根本法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监督、制约、制衡的问题，才能消除腐败的土壤。制度解决不力，网络反腐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改革”

　　“改革”这个词已经被说滥了，本身的含义也在消解。许多有历史眼光的官员高呼改革，为的是长期执政，为民众谋福祉；许多有世界眼光的知识人畅谈改革，为的是公民可以有一个实现基本权利的公民社会；许多既得利益者也在打着改革的旗号高唱改革，为的是保住自身的特权利益；许多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士也在呼吁改革，为的是回到“文革”时代的平均主义；还有许多人高呼改革，其实就是把改革当做一种商品来消费，为的是在意见市场上浑水摸鱼。“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说，也在激烈交锋。

　　鱼目混珠的改革声音，让民众多了不少期待，也多了不少失望。怎么办？认识到了改革的复杂性，对于加快改革是一件好事。即使是死，也要死得明白。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经历了那么多的转型苦难，积累了那么多的变革智慧，应该可以找出一条符合民众需要的改革之路。主观上，对改革正本清源，树立信心，应是必要前提。

　　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处理好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当前，公权力占有的份额太大，而私权利占有的份额太小，所以二者之间不平衡。解决之道，就是让公权力减小，私权利增大。具体来说，就是要让公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让市场获得更多配置资源的空间，让公民社会的发育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最终形成一个“大公民社会、大市场、小政府”的格局。

　　改革的突破口可以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推进；二是有根本制约效力的财政预算法的制定和实施；三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新闻法的制定和实施；四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尝试；五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身份和待遇问题的解决；六是国有垄断行业向民营企业的放开，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

　　改革是中国的红利，有了这样的共识，改革技术操作、速度层面的问题，应该可以在多方协商、妥协的基础上找到可行之策。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