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

顾莹惠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封闭性的文化。它不仅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而且勇于创新，对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它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深深影响了各国文化的发展，而且以其雄浑健壮的气势兼收并蓄，融合了大量外来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它之所以能持续不断独立发展数千年，就在于它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因此，中国的长城并不代表“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中国的“黄土地也并不与蔚蓝色的海洋相隔绝”。[1] 中国历史上，除去人为造成的短暂的对外封闭外，中国的文化一直在与世界文化交相融合，其中既有成功的飞跃，也有矛盾的冲突。在国际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一番考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在改革开放潮流中，坚持弘扬民族精神，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是颇有意义的。

一、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又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外来文化的吸收者。

我国古代中外交流的第一条通道就是西汉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首次西行，出使大月氏，越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前后共历13年，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通路。元狩四年（公元前19年），张骞及副使300余人再次出使西域，到过乌孙、康居、安息、身毒等国。此后，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了行政机构，开辟了自中原经河西四郡通中亚的两条通道，从而与伊朗、罗马、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建立了经济、文化联系。汉王朝遣往安息、奄蔡、犁靬（罗马）、条支、身毒等国使者，一年多则十余批，少则五、六批，一年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一般长达八、九年，短则二、三年。中国的蚕丝、丝织品、铁器、漆器，以及铸铁、凿井技术开始输入中亚和欧洲。西方的作物和良马、罗马的魔术、印度的佛教等，也通过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

东汉时，班超再次通西域，丝绸之路上人们往返更为频繁。鄯善国、精绝国等地成了中亚、西亚、南亚商人汇集的地方。西域僧人安世高、支谶也来到京师洛阳，译出经文40余部，佛教教义开始在中国流传。

南北朝时，精通西域胡语的沙门法显西行取经，历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不仅带回了大量经典，而且把亲身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这些国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公元401年，印度学者鸠摩罗什被姚兴迎到长安，拜为国师，精译出佛教经纶70余部，300多卷，使提婆、龙树之学得以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并培养出一批富有创见的佛教学者，大乘佛教哲学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到了唐朝，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丝绸之路”向西伸展至地中海边，成为中国与罗马、意大利、埃及等44个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另外又开辟了四川经西藏到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的新通道。海道则由广州到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波斯、阿拉伯和日本、朝鲜等国。公元770年前后，每年到广州的外国船只多达4000余艘，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最多时达12万人之多。长安城里更是“九天阖闾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外国使节、商人不绝于道。中国的丝绸、瓷器、药材远销波斯、阿拉伯、印度、斯里兰卡和北非。中国的造纸术、凌锦纺织技术、陶瓷制造技术、炼丹术和硝也传入了阿拉伯国家，深深影响了古代阿拉伯文化的发展。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法师西行求经，历经新疆、现中亚五国、阿富汗，到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在印度学习、研究佛教教义达16年，精通印度派学术。公元642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佛教经学辩论大会，玄奘面对五印度18国国王和数千僧人，充分施展其才华，能言善辩，发论精辟，名震天竺。回国后，又精译出经纶75部、1335卷，把无著、世亲之学系统传入了中国。由玄奘口授、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丰富地记载了我国新疆、现中亚五国、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境内的138个古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地理情况，成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印度古代历史地理以及考古的重要资料。玄奘回国不久，印度戒日王的使臣就到了长安，唐太宗与戒日王互通了使节，印中僧人的往来也络绎不绝。

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比唐代的极盛时期还有所扩大，东至高丽、日本，南到印度、南洋各地，西南通阿拉伯、地中海东部，西边远达非洲。当时的大都、杭州、泉州、广州都是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在中国居住了20年之久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把元大都称为十三世纪后期世界上最富庶的大都市，认为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中国宋代发明的火药、管形火器的制作法、指南针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在此时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再由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其他如儒学、佛学、文学、丝绸、瓷器，也大量输至亚、欧、非各国。同时也输入了亚、非、欧各国丰富的文化科学。波斯的天文学家扎马剌丁带来了天文仪器、《万年历》和数学、天文书籍，阿拉伯的建筑师黑迭尔丁带来了精湛的建筑技术，并参加了元大都的建设。阿拉伯的医药学、香药也传入了中国。罗马教皇和法国都先后遣使东来，欧洲商人、传教士进入中国，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甚至在中国担任了官职。中外交通的发展，使中国的造船业居于世界先进水平，远航的船舶体大质坚，吃水深，阻力小，航速快，而且装有十数面能转动的帆，以适应各种风向，保证海上航行的准确和安全，许多阿拉伯商人常常乘坐中国的船只来往于中西之间。

到了明代，中外交往继续发展。明永乐年间，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立了市帕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郑和下西洋，更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三保太监郑和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之间，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前后经历了30多个国家，近至印尼、苏门答腊，远至非洲东海岸。不仅使中国与“西洋”各国建立了正常联系，提高了明王朝的政治外交地位，而且促进了中国与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外民间的各种交往与联系。郑和下西洋后，南洋、阿拉伯、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先后派使臣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中国沿海到南洋各地去创业落户的人也日渐增多。

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不仅大量输出先进文化，而且大规模地引进、吸收外来文化。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后，经过无数高僧、学者的艰苦努力，翻译、研究、消化……，终于将这一异质文化移植过来，使其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就佛教哲学而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就有净土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并各自建立了具有明显特点的理论体系。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又以其崭新的理论成就和思想风貌，转而影响东亚和世界各国。佛教哲学又深深影响了中国原有的哲学，魏晋时期的玄学，就已糅进了佛教哲学。宋代的周敦颐、朱熹，援佛入儒，融合了儒、佛、道及诸子之说，建立了一套博大繁杂的体系，把古代哲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的王阳明，则又进一步将佛教哲学渗入儒家学说，完善了陆九渊的“心学”。佛教文化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天文学、医药学、建筑学等各个方面。隋唐时期的画家，无不擅长于佛教人物画，著名的敦煌壁画和云岗、龙门石雕，也都以佛教内容为主。唐代的音乐，从音调到乐曲，都受到佛教音乐的影响，著名法曲《霓裳羽衣曲》，就是典型的中外乐曲结合体。佛典的大量翻译，不仅使中国有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学，而且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等文化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汉语语汇中增加了大量的外来语，有些还成为流行的日常用语，如世界、众生、清规戒律、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佛典比喻文学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通俗讲经形式则影响了中国的说唱文学，形成俗讲。中国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消化，在增强本国文化活力的同时，还深刻影响了邻邦，从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对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古代中国也没有加以排斥，而是再一次表现了吸收外来文化的胸怀与能力。十六世纪下半叶，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开始东来传教。1601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偕同庞迪我身穿儒服由南京、天津到达北京，受到明万历帝的召见和优礼，在宣武门内赐屋居住，“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每阅四月，颁赐银米，约合每月六至八金盾之数，足敷神甫的需用。”[2] 对于利玛窦带来的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铁弦琴、施水器、望远镜，以及万国地图、天算知识、欧几里德几何学等“远西奇器”，中国的学者与封建帝王都抱着欢迎的态度。徐光启和李元藻等人不仅与利玛窦合作译著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及《乾坤体义》、《圜容较义》、《同文指算》、《测量法义》、《经天该》、《万国舆图》、等图书，而且将《几何原本》称作是“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将数学方法称作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称作是“百学之宗门”，认为引进西方科学文化“苟利于国，何论远近”，提出要会通中西，“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3] 继利玛窦之后，西方传教士熊三拔、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人也来华介绍了不少欧洲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熊三拔译著的《泰西水法》六卷被收入了《农政全书》，邓玉函编著的《崇祯历书》一百卷被收入《四库全书》，改名为《新法算书》。明末宫中信奉天主教的约有540人之多。[4]

西方传教士的不断来华，又把中国的儒家经典系统介绍到了欧洲。利玛窦在华10年，不仅将中国的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向欧洲介绍，还运用儒家思想来论述基督教义。他撰写的《天主实义》，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他还编写了一部《中意葡字典》和一部《中国文法》，以供欧洲人学习汉语之用。利玛窦病逝后，后人将他在中国搜集的各种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汇编成《中国札记》、《中国书简》，在意大利出版。其他传教士也做了许多类似的工作，使中国的精神文化在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到了清朝，清统治者继续任用外国传教士。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出任了钦天监的官职，参与修历书。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则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工作。1693年，康熙帝还以法兰西科学院为模式，在畅春园蒙养斋建立了算学馆，聘请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讲授天文、数学、测量、解剖等科目。1708年，康熙帝又聘请白晋、雷孝思等外国传教士运用科学方法测绘长城全图和17省的分省地图。至1719年，终于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中国有了一份科学绘制的全国地图，也是当时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1720年12月，康熙开始禁止天主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原因是中国信奉天主教的人数日增，罗马教廷曾在1705、1715年两次颁布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并多次派使者到中国，要求康熙帝令天主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停止祭祖祀孔。于是，康熙帝遂在教皇使者嘉乐带来的“禁约”后面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5] 至此，西方传教士的公开传教活动被禁止。但是，直至雍正朝，传教士所从事的其他文化活动却未被禁止，朝廷仍任用了一些传教士参与修历书的工作。

至乾隆朝时，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对内大兴文字狱，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来华介绍的西方划时代的哥白尼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竟被乾隆帝斥为异端邪说。西方传教士介绍科学的活动未能再延续下去。于是，西方国家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伴随着工业革命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也就不再可能被引入中国了。中国正是在清封建统治者作茧自缚式的专擅统治下，才在与世隔绝中远远落后了西方一个时代。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本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民族，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兼收并蓄、雄浑壮健的文化。古代中国人的多次历险西行，不仅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开辟了道路，而且为许多国家保留了珍贵可靠的历史记载。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不仅广泛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东方各国文化的主要特色，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文化发展，并被西方启蒙思想家用作批判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武器。因此，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人为造成的封闭状态，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文化就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我们应客观科学地探析之所以造成这种封闭状态的社会历史原因，而不应错误地将这种阶段性的封闭状态，说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

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处在欧洲工业革命后，西方现代文明伴随着工业化浪潮向全世界扩散的时代背景中。闭关锁国了近百年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积极开拓者，而已是处在一种被迫接受西方文化挑战之地位了。因此，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便成为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

当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大门时，“东方睡狮”才惊愕地发现，面前的“洋人”，既不是从前国人眼中的“蛮夷”，也不是十七世纪运用儒家经典来阐述天主教义的西方传教士，而是那些借助于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科学的管理体制，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新型资本主义的扩张者与征服者了。[6]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已处在“被侵略者的弱势”与“侵略者的优势”之背景下了。因此，近代中外文化交融之历程，也就显得格外坎坷与曲折了。

如果说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的话，那么他的“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奖励通商”、“师敌长技以制敌”等策略思想，实际上还是继承和发扬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传统认识与做法。正是一批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汉族地主阶级改革派，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他们自觉组织翻译、编著了介绍西方各国地理政情的书籍，公开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指出中国只有学习西方，才能自立、自救、自强，才能胜过西方。林则徐的《四洲志》、梁廷  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著作的问世，即表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迈出了学习西方以自强的步伐，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之序幕。

虽然林则徐、魏源他们的呼声并没有能在中国社会激起多少反响，墨守成规的清朝统治者依然坚持反对“用夷变夏”，但是，就在那些被迫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西方文化却正在以前所未有之规模和速度涌进中国。西方的商品、西方的宗教、西方的教育、西方的“洋行”与商人组织、西方的医学、西方的建筑、西方的公共设施、西方的行政管理与司法制度、西方的文化娱乐与生活习俗……，所有这些，无一不在对中国民众施加着影响。远离通商口岸的清上层统治者虽仍无动于衷，但是，不满现实的下层民众，却创造性地利用西方的基督教义发动了一场长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从而实实在在地惊醒了清朝廷。也正是在与英法联军的实际较量中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外“合作”中，清统治者终于切身感受到了西方武器的先进与威力。于是，为了“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清朝当权人物终于在国门被冲开20年之后，发起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中西文化的交融进入了第一个由官方发起推动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虽然清统治者仅将“师夷”的内容定格在物质层面上，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如，因此，在“求强”的旗号下，大力兴办军事工业。但是，因军事工业的兴办，又暴露出资金、原料、运输、通讯、人才诸方面的缺陷。因此，洋务派又逐渐认识到“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7] 于是，在“求富”的旗号下，洋务派又着手经营采矿、冶炼、纺织、航运、铁路、电讯等民用企业，并设立翻译馆，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这样，“师夷”的内容也就由物质层面渗透到了制度与精神层面。而且，伴随着西方机器生产方式的引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形式的出现，民间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了各种民用企业，洋务运动也已由官方扩散到了民间，中西文化交流的波及面日渐扩大，参与交流的人数日益增多，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也愈加丰富。这期间，不仅中国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企业的组织形式、商品流通的渠道与方式、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模式、水陆交通设施和城市建筑设计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中国传统的教育培养模式、新闻与信息的传播方式、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国际交往的准则与方式，乃至民众的风俗习惯与价值观念，几乎无一不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着自然而深刻的变化。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欲自强，必须改革旧制，制定新法。中国若仅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不学西方的政制教化，那是舍本而求末。1875年，郭嵩焘就已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盖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洋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8] 1877年，马建忠从欧洲致书李鸿章，说他原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但“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福者以扩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9] 至1885年中法战争后，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已明确指出：西方的富强是因为“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而“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倘若“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故主张改革中国的决策体系和行政制度，希望能实行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10] 虽然，他们仍在口头上承认“纲常则亘古而不变”，但是，他们实际论述的“西学”内容，则已是建立在现代国家观念与民权思想之上的西方民主制度了。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不仅应验了郑观应等人的预言，而且促使维新人士公开地举起了“变法图强”的旗帜。以前那些仅是私下里切磋的研究心得，现在被公开用作批判现实要求变革的理论武器。维新派的学校、学会和报纸，成为公开宣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阵地。光绪皇帝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更是为维新派提供了难得的靠山，使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唤醒国人的雷鸣警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锐利武器。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新派强调变是天下之公理，“能变则存，不变则亡”；什么“中体西用”，维新派认为日本和英美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兴民权”、“开议院”，洋务派则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11] 什么“三纲五常”，维新派指出“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之故也”；[12] 什么八股取士制度，维新派抨击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民”三大害，而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因此，维新派公开主张，只有“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13] 只有废八股科举，大兴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改革官制，中国才能真正走上自强之路。

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使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已集中到了中西政制的比较之上。于是，政制背后的国家观念与民权学说也就成为讨论与传播的重要内容。维新派的变法理论，实际上是将西方的国家民族学说、道德伦理观念、自由民主博爱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自强自立精神糅合而成，再用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宣传介绍，使国人在感到耳目一新的同时，能激发起变法图强之热情。因此，大多数国人接受的“西学”，实际上已是一种经维新派中国化了的“新学”。故维新派在冲破思想藩篱、形成“人人竞言西学”局面的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融合中西学之范式，并在相当长时间里影响着中国的文人学者。虽然，维新运动在政制改革方面未能有实际的成效，但是，它在国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留下的印记却是相当的深刻。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期，维新影响未消，革命风潮又起。“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未能阻止西方势力在华的持续扩张，却催生出了清廷的“皮毛新政”，导致中西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全面扩展的新阶段。1901年初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其本意是指望通过“琴瑟之改弦”，来巩固“万古不易之常经”，但是，因“新政”的内容涉及到军制、教育、实业诸方面，而且还包括“预备立宪”之打算，于是，“新政”的客观效果也就大大突破了清廷的主观意图了。因“废科举”、“派留学”的兴起，西方的教育制度几乎被全盘移植到了中国，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也随之形成；奖励实业和组织商会，不仅提高了民间工商业者的地位，壮大了商界的群体力量，而且促进了中外商界的自主交流与合作；军制改革和“预备立宪”，不仅革新了中国的军事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新军士兵，而且激发了中国士绅参与政治的权利意识，促进了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中国社会的变革已在各个层次全面展开，中西学之交融也已进入了一个全方位进行的新阶段。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医学、体育、音乐、美术、新闻……，几乎都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立足点，中国的文化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二十世纪初的革命与改良之争，表面上是不同变革图强方式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西学精髓的认识与结合方式之间的争论。争论的双方虽各有短长，言辞也趋于偏激，但是，它却促使中国学者更深入地去了解研析西学，从而为产生一批会通中西的时代精英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初走出国门的大部分留学生，在接触新世界的同时，已对世界的认识与国家的前途有了新的看法，他们已不满足于清廷的“新政”措施，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物竞天择”之理论是“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14] 中国之危局已不能再“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中国要发展，就不能“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15] 只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中国才能以“异常之速度”前进，数十年后可“举西方文明而尽有之”。因此，民主共和已替代君主立宪，成为当时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群的主要追求。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不仅看到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而且还在于他根据自己的实践考察，融合了中西方政经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完整地设计了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建设方案，并以此为纲领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政党，使中国革命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虽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建立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还不知晓民主共和为何物的国土之上的，但是总统、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出现，满清封建王朝的结束，毕竟为国人开启了一扇由臣民转化为国民的世纪大门，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正是因为人们要求民国是真正之民主共和国，国民是真正意义上之国民，所以才出现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正如运动旗手陈独秀所言：“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16] 民国的建立，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西文化的交融又掀起一个新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已是西方民主共和之精神，因此，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被用作衡量一切的基本尺度。中国的“大成至圣先师”被宣布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被谴责为麻木不仁的封建时代之产物，是吃人的洪水猛兽，[17] 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就必须要打倒这“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即“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8] 伴随着“白话文”“新体诗”“写实文学”等新式通俗的文字和文学的表达形式之出现，各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成果、道德风尚、文学艺术……，也就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开来，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感情也随之发生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贡献，在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思想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找准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建设现代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将西方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作为运动的旗帜，使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此成为中国知识青年追求的目标，从而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民国的建立，是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初步构建了民主共和的外在框架，新文化运动，则是在这个框架中奋力建设民主共和的内在精神，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缺陷，在于他们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延续性，似乎新的文化形态可以脱离旧的文化基地而产生，鼓吹要革新就必须否定旧世界的一切，从而将中华民族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的文化心理，声讨为“卑劣无耻之根性”，提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9] 甚至有人提出：中国“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20] 虽然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惊醒国人而故意趋于极端，但是，他们的这种极端，恰恰是与民主相违背，也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这种情况也清楚地表明了，即使是以鼓吹民主与科学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其自身也还处在历史的转型期，离开真正的民主与科学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

综上所述，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是走着一条与古代迥然不同的道路。面对着与枪炮特权一齐涌进国门的西方文化，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有识之士，是继承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优良传统，怀抱图强雪耻之心，自觉地走上了融合中西文化之路。他们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与铺路者。而掌握重权的满清统治者，则为了维持其原有的统治秩序，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在屡遭外力冲击和内部抗争后，才逐渐开启了对外正常交流之门。他们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禁阻者与设障者。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坎坷与曲折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统治下，统治者的认识与政策是决定对外开放度的主要因素，而一旦中国对外正常交往的大门敞开，中外文化之交融也就进入了自然演进期，其中虽然仍会蹦出几个不和谐音，但更多的却是知识精英们积极吸收与努力融合之成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统治者的认识局限与政策失误，错认为是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的缺陷。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北洋时期中外文化交融之盛况，也难以理解二十世纪末兴起的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热。

三、历史考察之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中外文化交流的历程，能使我们在追寻自己曾留下的历史足迹中，明白自己在世界历史中所处的真实的历史地位。温古而知新。回顾中外文化交流的历程，能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以往曾被忽略了的重要因素，能够得到新的有益的历史启示，能使珍贵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其重要的现实作用。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创造和保存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合整体。它有着内在联系的多种表现形式，即各种有形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和各种无形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世界上各种不同特征的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文化，均是由生活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创造和保存的。人类早期的生活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种地理环境条件，故有“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之说，而且因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各地域间的人群很难开展经常性的相互交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种文化是在相对闭塞的状态下独自发展着，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和交通工具的逐渐改进，促使不同地域间的人群有可能进行经常性的各种交流，于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接触中，一些新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物质产品，也就自然随之而产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完全封闭的文化，而只能说某一种文化暂时还处在一种独立发展的状态中而已。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已为世界文化发展史所证实。但是，文化交流的范围与深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社会的开放度。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民主化的社会里，人民有权利参与或影响各种政策的制定，也有能力进行各种方式的对外交流，因此，所谓的闭关锁国状态也就难以出现。而在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社会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国家政策的决定权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对外开放与否取决于统治者的认识水平与利益权衡，人民既无正常渠道可以表达其真实意愿，又无能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交流活动，因此，所谓的闭关锁国状态才有可能出现。只是我们应该明确，统治者的对外封闭政策并不代表人民的意愿，更不能以此来证明该国的文化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历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徐福东渡、法显西行、唐蒙辟夜郎之道、张骞通西域之途、到苏武使北国、鉴真渡东瀛、玄奘赴南亚、郑和下西洋……，人们会惊叹中华历史上何止才有一二个麦哲伦或哥伦布！就是在西方学者中，也已有人提出是中国人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学术观点。从“葡萄美酒夜光杯”、“碧琉璃瑞烟笼罩” 、“南朝四百八十寺”、“洛阳家家学胡乐”的诗句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胸怀，那些外来的葡萄、琥珀、琉璃、佛教和胡琴、洋琴、琵琶、羌笛……，均已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就是原产非洲和阿拉伯的“百兽之王”与“金属珐琅”，也早已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舞狮与景泰蓝。进入近代后，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国人自觉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姿态，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速度、广度与深度。从林则徐禁烟时的“睁眼看世界”、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1]，到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生的漂洋过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军事制度与训练方式的西方化、新闻传播方式的革新、国家观念与民权思想的普及……，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的文化已迅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有形的物质文化中，还是在无形的精神文化中，均已融进了大量的西方因素。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认为，中国是最适合举办国际性大学的国家，因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不如中国的包罗万象”，因此，他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在作这样的实验。[22]

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僵化”、“封闭”、“排外”，实际上是误将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能理性地加以区分，并能将近代中国的发展放到整个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去考察，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近代中国的变革尽管艰难曲折，但就其变革的方向和速度来说，应该还是属于基本正常之范畴。中国人民所感受到的种种难忍之痛苦，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必然产生之痛苦，也是国人固有之大国情结与现实国家地位出现落差的痛苦，又是理想的社会图景与现实的社会发展程度太不一致的痛苦。这些痛苦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则能激发起人们发奋图强之决心，刺激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幅度和发展的速度。但若从消极作用来说，则也是产生民族悲观主义和狂热反叛情绪之根源，要么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要么希望中国即刻就能跻身于强国之列。因此，各种或“左”、或“右”的设想、方案也就自然产生了。而所有这些人们认识与实践上的问题，均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关，并非是中华文化的特性所导致。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一种雄浑壮健、兼收并蓄的文化。她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中断，正是有着非凡的消化吸收能力，有着不竭的吐故纳新的内在动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质量的状态。这种状态，既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不可能超然于历史发展进程之外而永远保留原先的面貌。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的现实状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整体认识，而不是作一些片面地肯定或否定。

总结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我们又能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交往程度深深影响着社会的进步状况。社会的开放度越高，社会的进步越迅速。虽然，因文化可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而人们的目光经常会被有形的物质文化新成果所吸引，但是，有形文化作为无形文化的载体，必然同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审美情趣……，因此，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整体推进的，不可能是孤军深入的，任何人为的设障与限制均只能是短期效应。如同孙中山先生所指出：如果“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样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之门。”而人们为了要消除这些弊端，就必然要求改革管理体制，制订法律制度，从而使物质层面的进步逐渐推展至制度与精神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基本如此。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的基本前提。各个民族均有着反映自己特性的文化，文化的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既无法全盘否定，也无法全盘照搬。中国自五四以来全面反传统的结果就足以说明，不管态度有何坚决，风暴如何激烈，文化的民族性始终没有消失，就是那些积极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人士身上，也仍然保持着十分明显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而且，那种非科学理性地激烈批判，恰恰为盲目排外和复古主义势力的反扑提供了口实。

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开放的中国不可能由行政领导或知识精英来划定交流的范围与层次，来决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要使国人既能拥有开放的心灵、广阔的视野，又能具有批评、反省、审问的能力，那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改革现行的教育手段，提高全民族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质，提高全民族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