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顾莹惠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义倡行的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国民外交全面启动之时。面对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日益觉醒的中国各派力量，纷纷呼吁国民关注外交事件，鼓吹国民自立反抗，宣传国民参与外交，以“保有自主权，不受凌侮劫夺”。[1]虽然，各派的政治主张不一，要求变革社会的方式各异，所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对国民外交的基本认识上却颇为一致，即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必须依靠国民自身的力量，国民必须直接参与或影响关系国家命运的外交事务，才能挽回利权并阻止清政府出卖国家利益。正是本着对“外交事件，人民得参与其间”的认识，[2]中国各派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国民外交活动，从而开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刚跨入新世纪的今天，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作一番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从中将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一、二十世纪初国民外交勃兴的历史条件

国民外交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各国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谋求国家发展，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的对外交涉和交流。它又被称作人民外交、民众外交、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等等。国民外交源于“人民主权”思想。即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是国家的灵魂，集体的生命，主权属于人民，国家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国际事务不仅仅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而是直接影响本国和世界人民的事情。因此，国民应该直接参与外交事务，或监督本国政府机构的外交活动。国民外交是“主权在民”原则在外交领域里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国民外交源自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更新，可以说，既是“外邦逼之，异种残之”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规抚欧美经验”的产物。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天朝大国”沦落为一个无独立完整主权的“世界大公国”，原本“诸番入贡，华夷一统”的格局，已被“强邻环列”，“瓜分豆剖”之危局所取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则丧师失地，和则赔款损权，“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正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学说与民族自决思想，认识到“国民不知国家学，则无爱国心；国民不知国际法，则无真爱国心”，认识到国家之前途全在于国民之责任心。[3]这正如列宁所言：“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主义，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4]因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中国民众认识到必须奋起自救。因奋起自救，中国民众又进而认识到自身在国家中的应有之地位。国家危亡，唤起了人们的国民意识；救亡图存，催发了人们的国民外交思想。

在近代中国，最早把人民主权思想与民族独立思想相结合并付之于行动的，当数孙中山先生。早在1894年冬，孙中山就举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革命为求民族独立，革命为兴人民主权。正因为孙中山把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振兴中华的根本前提，因此，他要谋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要“联结四方贤才志士”，便只能奔走于海外各国，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为目标，却以纯粹国民身份开展外交活动的实践者。

孙中山之所以能在海外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显然与他国外就学的经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就学，故他在学生时期就早已“始知世界大势，发生国家观念”，进而“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5]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之主张，而且，他也因与许多外国朋友和爱国华侨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从而疏通了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最初渠道。因此，孙中山的早期国民外交实践，提示了我们，国民外交的开展，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勃兴，正是具备了各种条件的缘由。

首先，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思想舆论界来看，宣传鼓吹人民主权思想与民族独立思想已蔚为风气。从1900年的《中国日报》、1901年的《清议报》、《开智录》、《国民报》，到1902年的《外交报》、《新民丛报》……，1903年的《湖北学生界》、《江苏》、《国民日日报》……，1904年的《女子世界》、《东方杂志》……，再到1905年的《民报》、《云南杂志》……，均在大量刊登鼓吹国民思想与民族独立之文章。就当时“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也在公开鼓吹：“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6]在其脍炙人口的《新民说》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二曰关于外交者”，强调“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指国民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7]可以说，在当时思想舆论界的鼓吹中，民族、民权思想已浑然一体不可分，国家主权要靠有责任心的国民去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国民自决去争取。

而且，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普遍反对暴力排外，认为“其结果乃至丧利失权，外力日迫”，[8]因而大多主张采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有人称之为“文明排外”，并撰文指出：“排外之道，当以精神不当以形迹。排以精神者，内则自修其政治，自整其武备，自固其民志，时时存独立不羁之意。而对于外，则礼貌有加，仪节不失，虽深仇夙怨之国，亦往来酬应，无异于姻娅”。[9]也正是为了引导国民关注外交事件、研讨国际问题，形成正确的外交观念，采用合法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中国第一份民办的专门性的《外交报》也于1902年1月4日应运而生。蔡元培在《外交报叙例》中，明确阐述了该报的办报宗旨为：“荟我国自治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为理论家邮传，而为实际家前驱。”[10]随之，一批相当有影响的报刊，也均辟有外交专栏，发表外交时论，介绍各国概况，用以普及国民外交知识，争取公众外交舆论。

其次，是二十世纪初各种有相当影响力、号召力的民间组织的纷纷出现，为国民外交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广泛的海外联系网络。从十九世纪末维新运动兴起后，中国的各种学会团体便如春草怒生，遍及各地。到二十世纪初，已有三种力量的组织建立了广泛的海内外联系。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1895年春在香港成立总部后，陆续在东南亚、北美、欧洲建立了多处分支机构。到1905年8月成立中国同盟会后，除在日本东京设立总部外，又在国内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在海外设立了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同时，在各个支部下面再按省份和国别设立分会。这样，中国同盟会共计在国内外建立了45处分支机构，其中海外就达24处，形成了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广泛的宣传联系网络。

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组织。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康、梁流亡海外，为保救光绪皇帝，继续维新事业，便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了“保皇会”（先称“保商会”后改称“保皇会”，英文名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保皇会设总局在香港、澳门，在北美、中南美洲、日本、檀香山和东南亚各地，共建立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近百万，也在世界各处形成了一个联系广泛的网络。

三是以由海内外商界人士成立的各级商会组织。1902年2月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5月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是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商会组织。之后，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衙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商会组织便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出现。至1904年时，全国各省已约有20多个商会组织。1906年以后，商会组织已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州县村镇，形成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三级体制。与此同时，海外中华总商会也在各国纷纷成立。1897年，在古巴成立了中国海外的第一个总商会。1904年，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马来西亚槟城中华总商会、美国纽约中华总商会相继成立。1906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915年改称中华总商会）成立。1907~1909年，日本的长崎中华商务总会、横滨中华商务总会、神阪中华商务总会，缅甸中华商务总会、泰国中华总商会、加拿大温哥华中华总商会先后成立。这样，国内外各地的商会组织也就形成了一张联系广泛的网络。

再次，是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先后出台的各种“新政”措施，加快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社会的开放度，从而为中国国民的自主外交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二十世纪初的清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对外无法维护国家利益，对内朝廷权威日渐衰落，其为消弭革命、缓和矛盾而出台实施的各项“新政”措施，则又在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奖励实业政策的颁布实施，大大提高了民间商人的社会地位，也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商人的经营范围与对外交流渠道；废科举、派留学政策的颁布实施，又使得国内新式教育盛行，出国留学热潮高涨，学界的各种交流活动范围也随之大为拓展，影响力与日俱增；军制的改革，又造就了一大批易于接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新军士兵；预备立宪的宣布，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士绅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意识……。随着中国社会新兴力量的不断成长，清政府社会控制力则在不断减弱，国民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各领域代表人物的号召力也在不断提高，民间组织要求参与外交事务，自主组织开展对外交往，也就日益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的结果，是在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清朝廷的权威与控制力。而弱政府的现实，则是在逼迫中国民众奋起自救的同时，又为中国国民的自主外交客观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上情况清楚地表明，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国家地位与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国民权利思想与民族自决精神，思想舆论界的宣传鼓吹，为国民关注外交事件、参与外交事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各种革命派、改良派和商界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国民直接参与和开展各种外交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与联系网络；中国学界人士的大批走向世界，商界投资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则又大大拓宽了中外交流合作的渠道。事实表明，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勃兴，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

二、二十世纪初国民外交的方式和内容

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是与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派别和社会力量的活动紧密联系的。具体来说，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主要涉及三派力量、五种方式。就三派力量而言，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反清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在海外开展的各种外交活动；二是流亡海外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谋求各国支持中国的保皇改良运动，而进行的各种外交活动；三是国内新兴的由实业家结成的商会力量，为振兴实业、发展商务、改变“利权尽在洋商之手”局面，而组织开展的各种外交活动。

就五种方式而言，一是通过直接与外国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商谈，以谋求外国援助或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二是通过与一些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某种私人关系，从而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三是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活动，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四是通过组织发动一定规模的民众运动，并采取相应的抵制措施，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与对外交涉，使迫他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措施。五是通过出国参会、访问，或是接待来访等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正常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等。

孙中山革命派所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是从1896年10月英国伦敦蒙难一事真正打开局面的。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孙中山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成果。首先，是使孙中山形成了对西方国家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基本思路。在这一事件中，孙中山不仅亲身感受到了“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给予了他各种友好的帮助，而且切身体验了西方国家中，公众舆论对于政府决策的巨大影响力。当时围绕着营救孙中山一事，先后卷入的有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的老师康德黎、孟生博士，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和工人柯尔，以《地球报》为代表的英国报界，以及英国内政部、外交部、苏格兰场警署，乃至英国首相兼外长沙士勃雷侯爵。正是由于报界的报道，使得英国公众的同情心倾向于孙中山一边，也深刻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决策。英国首相则明确表示清使馆拘留孙中山是违反外交特权的，伦敦中央刑事裁判所的法官则公开宣称该事件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法律程序来解决，英国外交部则明确要求清公使馆立即释放孙中山。[11]就这样，孙中山才终于在被关押的第十三天获释，由康德黎接回家中。正是这一经历，使得孙中山从此坚信，争取外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争取西方国家民众的支持，从而影响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其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重点之一。

其次，是使孙中山从此成为了一个有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性人物，开始赢得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各地报纸纷纷报道，使孙中山的名字频频见诸于报端，而且也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治主张的机会，使其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思想得以在海外广为传播。孙中山获释后，一面尽可能地会见各报记者，出席各种演讲会，阐述其革命思想，一面用英文写作出版了《伦敦被难记》一书，并在伦敦的《双周评论》、《东亚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与《中国的司法改革》等文章，用西方人普遍能接受的方式，尽力宣传他的革命主张。[12]这样，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便伴随着他的名字在海外流传开来。外国友人、海外华侨开始重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日本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开始把他看作中国近代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并成为孙中山长期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支持者。孙中山的外国朋友因此而大大增加，国民外交的渠道也由此得到拓展。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的国民外交活动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扩大对外的舆论宣传，增强革命派的对外影响力，谋求海外华侨与各国民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为此，孙中山不仅在世界各地广泛建立舆论宣传基地，出版发行各种报纸，而且亲自在欧美各国南洋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宣传革命思想。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派在海外的报纸多达十数种，如香港的《中国日报》，日本东京的《民报》、檀香山的《檀山日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阳明日报》（Chaya Mata Hari）、《星洲晨报》、暹罗的《暹华日报》、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美洲少年》、《少年中国晨报》等等。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本人也几乎一直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而且每到一地，必作演讲，其中1902年至1905年、1907年至1910年，孙中山曾两次作过长时间、远距离的巡回演讲活动。历经南洋新加坡、越南、马来亚、暹罗各地，再经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各国，跨越大西洋，横贯美洲大陆，广泛进行了对外舆论宣传。以至有人撰文指出：“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而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逸仙而中国始可为。”[13]足以见得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的影响力了。

二是通过广泛结交各国各界朋友，并与之建立密切联系，以疏通各方外交渠道，影响外国对华政策。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结识的外国友人，已是遍及各国各洲各界，既有其早年海外求学时就有密切联系的学校教师、报刊记者、教会牧师、医学界和商界人士，又有伦敦蒙难后结识的剑桥大学汉学家、英国下院议员、士兵、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主任、日本生物学家……。到日本后，孙中山又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秋山定辅、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菊池良土等人结成了好朋友，还与美国作家林枢、朝鲜志士朴永孝、菲律宾革命者彭西等人建立了经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这样说，当时与孙中山保持经常联系的外国友人中，既有政界要人、国会议员，又有在野名流、各界领袖；既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官员、驻外使节，又有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志士、独立运动领导人；既有学者、记者、思想家，又有士兵、军官、工厂主……。通过这些联系，孙中山不仅广泛地获取了各种信息，疏通了各方渠道，而且直接间接地对各国政府施加了影响。

三是通过直接与外国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接触，游说各国政府，寻求外交支持，募集资金援助。为了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谋求发动武装起义的武器来源，争取各国政府对新政权的外交承认与财政援助，孙中山在海外是多方奔走，不懈努力。早在1895年筹备发动广州起义时，孙中山就拜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德国驻香港领事克纳普。1900年，为了在中国南部发动起义，策划两广独立，建立南中国联邦共和国，孙中山不仅在东京走访法国驻日公使朱尔斯·哈马斯，并与法国驻沪领事、驻广州领事保持联系，而且还在越南西贡面见了法国越南总督保尔·韬美。[14]之后，孙中山为了争取获得在日本、香港等地的居留权，购买武器，争取财政贷款和对新政权的外交承认，曾多次拜会过日本的政府官员、驻外使节，与法国首相克利孟梭、法国前外长毕盛、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菲力浦·贝特洛、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德·马赛、吕西安·于贝尔、博雷等人见过面，与美国驻暹罗公使Hamilton King会谈过，又曾委托过马克沁机枪制造厂厂主道生作为代表，面见过英国外务大臣格雷，[15]曾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写过信，还与各国银行家会过面……。虽然，实质性的外交成果很难获得，但是，作为一个活跃的国民外交家，却是名副其实。

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海外从事的以保救光绪皇帝继续维新事业为目的的国民外交活动，就其具体方式而言，也基本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相一致，主要是通过舆论宣传、广交朋友和游说政府等三种活动方式来进行。就他们当时的知名度、影响力而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在孙中山的革命派之上。因此，孙中山曾为两派力量的联合做过多次努力。可惜的是，不仅康有为本人以带有所谓光绪帝“衣带诏”的“钦差大臣”自居，严拒孙中山的多次合作要求，而且曾经有过革命倾向的梁启超，也运用不当手段破坏了两派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两股均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社会变革力量，竟然成为水火不容的两派力量，并严重影响了海外华侨的团结。这样，康、梁保皇派也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实际影响力。保皇活动仅在海外掀起过两个较大的浪潮后，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第一个浪潮是反对清廷废立事件。1899年12月，清廷发生了西太后企图废黜光绪帝以端王载漪之子溥儁嗣位之事，消息一传出，保皇党人迅速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呼号，奋臂力争，一面联名发表通电，动员海内外舆论反对；一面多方联络，游说各国政要，谋求列强出面反对清廷废立之事。经努力，海内外舆论一致反对。在国内，上海一地，“联人千百数电并争”；在海外，则“发电者共四十六埠，一埠联名或多至八万人”。[16]而且，列强各国也纷纷表示反对。因此，西太后被迫作出决定“改名新皇帝溥儁暂屈为大阿哥，入宫养育，承嗣穆宗，称今上曰皇叔”。[17]清廷废立之事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告失败。

第二个浪潮是“勤王”运动。1900年义和团威震京津地区，清廷采取“改剿为抚”政策，公开与列强对抗，并摆出一付欲与列强决一死战的姿态。当时长江流域的地方督抚却拥兵自重，另搞一套，正与列强共同策划“东南互保”。面对如此形势，保皇党人乘机发起“勤王”运动，筹备在长江流域举行自立军起义，拥立光绪皇帝复辟。起义总机关设在澳门，国内以上海为基地，国外分日本、南洋、美洲几处，募集款项，联络会党，招募外国兵将参加“勤王”，寻求列强支持，希图建立一个有英国保护的以两广为基地的“自立国”，即保救了光绪帝，又可抵制革命势力。

“勤王”运动可谓轰轰烈烈，为了联络会党发动会众，康、梁甚至还加入了三合会，康有为任富有山堂副龙头，梁启超任总堂负责人。但是，“勤王”运动采用自立军起义的方式，大量动用会党力量，事实上已是革命行为，因而，要取得地方督抚与各国官方的支持，客观上已很困难，再加上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后，慈禧太后已明确改变立场，一面速派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下令镇压义和团。这样，列强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必然采取与清廷合作的态度，而不会再支持康、梁的“勤王”了。因此，8月17日，英国驻武汉领事便致函湖广总督张之洞，称：“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18]8月22日，张之洞侦捕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2人，“勤王”运动遂宣告失败。

“勤王”运动失败，革命风潮进一步高涨，康、梁在海外的市场逐渐缩小。虽然他们仍在继续努力，兴学办报鼓吹保皇，遍游欧美南洋各地，广交天下名士各国政要，但是，毕竟保皇理论已失去吸引力，正如梁启超所言：“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内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19]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便于1907年3月23日在美国纽约将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以君主立宪、尊帝室、扩民权为宗旨。[20]1908年光绪帝逝世后，康有为又将帝国宪政会改为“帝国统一党”。但此时，革命风潮已是一日千丈，国内的立宪派也在逐渐与革命派相融合，康有为也已被人称之为“过去人物”了。

与当时海外的革命派和保皇派相比较，二十世纪初中国商界组织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则另有特色。从十九世纪后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实业家，是一个较早并较为频繁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群体，也是一个对于“利权尽在洋商之手”最有切身体验的群体，就他们关注的问题来看，主要是与“商战”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权益，因此，目标较为具体实际，所开展的活动也往往能取得政府的某些支持。就他们当时的实际身份与社会地位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集功名、官衔、投资者为一身，因而，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就他们实际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而言，大致涉及舆论宣传、间接参与和直接交涉交流等四种方式。

从第一种方式来看，商界人士主要是运用各种舆论宣传手段，来动员国内、联络海外、影响政府，以提高商人地位，振兴民族工商业。二十世纪初的商界言论已相当进步，在诸如《论自由权与商战之关系》、《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经商要言》、《实业救国之肯谈》等文章中，不仅已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之世界，一全球相争相竞之世界也。竞争之目的，在求所以自存而达目的之方法”，而且在深入分析中国商业不发达的各种原因基础上，又直接点出了中国商界“合群独立”的重要性，指出商战竞争“胜败之原因，则在有团体与无团体。有团体者优而胜，无团体者劣而败，”[21]呼吁商界人士顺应世界潮流，团结自主参与国际竞争。虽然，中国商界自办的专门性报纸要在稍后才出现，但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商界开展舆论宣传的手段却已是多种多样。他们不仅已开始运用组织群众集会发表演讲、在报上发表全国通电、致书海内外、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手段，用以动员海内外舆论，影响官方的外交交涉与外交政策，而且还通过在国内举办各种规模的商品展览会、组织展品出国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等方式，[22]宣传国货，“联络邦交”，参与国际贸易。可以说，中国商界在辛亥革命前发起组织的各种全国性的活动中，舆论宣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充当官方对外交涉的咨询机构，间接的参与外交谈判，直接影响中外谈判结果。二十世纪初，各国依据《辛丑条约》中有关修订中外商约的规定，纷纷照会清政府，要求修订商约，以期扩大在华权益。1902年1月11日，中英商约谈判首先在上海开议。为了在商约谈判中切实维护中方权益，上海各业商界精英应官方谈判代表之急，迅速筹组商人团体，为商约谈判提供意见。1902年2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集合各业领袖二十多人，直接为外交谈判出谋划策。虽然，在这次中英商约谈判中，中国商界真正能起到作用的，也只是在“裁厘加税”条款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即在英方提出的“裁厘”要求上，加上了中方的具体“加税”要求，将原“值百抽五”的进口关税增至12.5%，[23]并依据“利益均沾”原则，还将该条款载入了1903年签订的《中美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之中。但是，这次经历却为中国商界以后直接参与外交交涉提供了经验。此后，凡遇中外签订修改条约谈判之事，中国商界均予以特别关注，并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是以民间团体之身份，直接与外国官方代表、政府机构进行接触交涉，充当民间对外交涉员。二十世纪初，中国商人团体直接与外国官方机构进行接触交涉，首先是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抵制美货运动是上海商务总会接到旅美华侨求援急电后领导发起的，“以两月为期限”的具体抵制方案，也是由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议决定的。因此，在华美国使领官员要设法阻止抵制运动的开展，就必须与上海商务总会进行直接交涉。同年5月，美方向中国官员提出要求会晤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21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等八人，便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美驻沪总领事劳治师等外交官员进行了正面接触，就中美修约问题进行直接交涉。虽然，交涉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中方提出的删除《华工禁约》中之苛例、另订保护在美华侨华工权益之新约的要求，并未获得合理答复，因此，抵货运动仍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次直接对美交涉事件，却从此将商人团体置于各种民间对外交涉之前台。此后，凡遇处理租界内华洋纠纷，收回路矿利权之交涉，有关中外经济合作项目之交涉……，商人团体也就顺理成章地作为民间代表来充当对外交涉员了。

第四，是组织开展中外商会间的交往，自主进行中外民间经济交流合作。中外商会间的交往，是二十世纪初中外民间交流的新形式。虽然，在西方国家，英国于1768年就已出现第一个商会组织，在东方国家，日本也于1878年就已成立了商会组织，而在中国的洋商总会则于1847年就已在上海成立，但是，中国的商会组织却是在1902年才在上海成立。因此，中外商会交往的历史也就只可能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1904年时，上海商务总会为租界内华洋商事纠纷，曾与在沪各国商会有过最初的接触。1907年，上海商务总会组织的华商体操会加入了“万国商团”，称为“万国商团中华队”。1910年，中国的商会组织接待了日、美两国来华考察访问的商人团体，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商会交往。1910年5月来华访问的日本实业考察团，属半官方性质，中国各地商会组织的接待工作也是属于应景式的，一般仅停留在陪同参观、设宴招待层面上。同年9月，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城市商会代表联合组成的美国实业考察团来华访问，属纯民间性质，中美商会间的交流活动也要深入得多。美国实业考察团每到一地，中美商人必进行各种业务会谈，共商两国投资贸易问题。考察活动结束前，中美双方还在上海专门举行了一场“中美商业联合研究会”，中国各地商会均派代表出席，与美方共同研讨有关中美民间经济合作事宜。会上还就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并附设中美商品陈列所，创办中美银行与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达成了几个合作协议。[24]虽然，中国商会组织还未能走出去进行考察交流，但是，这种走进来式的对外交往活动，不仅使中国商人得以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中国自身潜伏的商机，而且也因此积累了不少对外交往的经验。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各派力量所实际从事的各种对外活动，已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国民外交活动。虽然他们还未正式以国民外交相标榜，而主要是以革命、保皇、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相号召，但是他们实际进行的各种对外活动，就其基本目标而言，是为了提高国家地位、维护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已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内容，就其活动方式而言，也已较多采用间接参与、直接交涉等多种国民外交的基本方式。可以说，这些自主开展的对外活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派新兴力量的爱国热情与国民责任心，他们的活动，已经打上了十分明显的国民外交的标记。

三、二十世纪初国民外交的特点与作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虽然是刚刚处在全面启动的阶段，但是其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点与特殊的历史作用，却使我们能更全面深入地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更清晰地了解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各派力量在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更客观地分析各种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也使我们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作为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具有三方面的显著特点。首先，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呈现出各派新兴力量共同参与、多种活动方式并行、海内海外相呼应的特点。无论是革命派、保皇派，还是国内商会组织，几乎同时在各条战线采用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进行着国民外交活动，而且，他们均有一个联系广泛的海内外网络，一处发起，各处响应，近则国内各省城镇，远达东南亚各地、欧美各国。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主要特点，也是优点。

其次，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涉及面虽较广泛，但却没有出现能凝聚全国各派力量的统一的国民外交组织机构。当时从事各种国民外交活动的各派力量可说是营垒分明，虽在同时开展活动，但相互间的联系甚少，甚至还不断相互攻击，致使有些对外主张基本一致的活动，也因门户之见而不能携手合作，故一方面是各派力量的各种活动频繁开展，一方面却在各种矛盾分歧中相互削弱其影响与作用。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最大缺点。

第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舆论宣传声势虽大，实际参与人数却不多，影响力还主要局限在知识界范围内。无论是革命派、保皇派，还是国内商会组织，当时真正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的主要是少数领袖人物，而且就当时的活动开展与信息发布来看，也主要是在各大城市的租界里和海外各处进行，国内一般民众则因知识的限制与生计所迫，还很难真正关注外交事件和参与外交事务。只有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因直接涉及人们的生活日用品，故参与面相对较为广泛。但是就一般活动而言，还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呼应。

这些特点也反映出当时一些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即经过几十年的西学东渐、图强变革，中国社会各派新兴力量在民族民权的基本认识上已逐渐趋于一致，因而均认为国民应自觉关心国运，自主参与外交。但是，在具体运用那些手段才能振兴中华的问题上，却是主张各异，无法统一。就如当时对于引进外资的问题，就较集中地反映了各派的分歧所在。虽然早在洋务运动时期，马建忠等人就已比较充分地论述了中国借用外资以兴商务的重要性，[25]而且刘铭传还在台湾的开发建设中进行了具体实践，引进海外侨资、招引外商承包，修建台湾铁路、开发航运通讯，甚至还主张由外商独资办矿。[26]但到二十世纪初，就新兴各派之间还是认识不一，争论不休。

革命派代表孙中山，早在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就已公开对英国人民表示，革命后的中国政府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指出“中国天然富源的开发，会增加整个世界的财富”。[27]在1904年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文章中，孙中山又向美国人民公开宣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28]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又在法国明确表示：“欢迎外国资本及工程师为中国开矿及筑路……”。[29]

作为维新派代表的梁启超，对于中国利用外资发展实业之利弊，也早有具体深入的认识与分析。但是，二十世纪初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他却坚持反对态度，表面上是在强调中国当时引进外资的条件不具备，即中国缺乏“政治修明”的政府和经营企业之人才，引进外资将是弊大于利，实际上却是派别之争。民国刚一成立，引进外资之条件未必就已具备，梁启超却已一改反对态度，成为利用外资的积极鼓吹者与实际活动者，直接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就国内实业家而言，则大多认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就必须抵制外资洋货，正如张謇所言：“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合官绅商民之力通筹抵制”，“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30]因此，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商界人士一般均为“文明排外”论者。但是，随着中外民间经济交流的日趋频繁，商界人士对于国际经济知识的不断增进，以及所办企业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资金技术困难，也就逐渐认识到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的重要性。如1910年中美商界已在上海具体讨论中美民间经济合作事宜了。1913年，张謇也已撰写了《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公开主张对外资实行开放主义了。

因此，二十世纪初中国各派力量在国民外交活动中所出现的分歧与对立，既有属于认识层次上的原因，又掺杂着宗派思想、门户之见诸因素。这种情况，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阶段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历史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能仅仅将眼光停留在其是否取得了实际的外交成果上，而是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内探寻其历史作用与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外交的兴起，必须要有众多具有现代国民思想的民众来参与；国民外交的开展，必须要有一批懂得国际法律知识的民众领袖来组织；国民外交的成果，必须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采用必要的外交手段才能获得。因此，作为启动阶段的国民外交活动，是不可能立刻取得令人满意的外交成果的，而主要是为今后国民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做些奠基性的工作。据此，我们分析，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中国民众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也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国际法律知识。正如时论所言，中国的国民思想实因外交而生。吕志伊在《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一文中，曾明白指出：“国家之原素，实惟国民与国土而已。当总揽国权者不能保民而王，且屡失可宝可贵之土地，则保存国土之责，舍国民其奚属乎？”[31]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也明确指出：“抵货以废约为第一目的，而以发起国民爱国同胞抵外力之感情为第二目的”，是为了“挽回利权，争成人格，外人不敢轻视我，残贼我、奴隶我、牛马我，有与列强并峙大地之一日”，是为了“振起国魂，挽回国势”。[32]事实表明，二十世纪初各种不同方式的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引导着中国民众要以国民资格来争国权、保国土，而且在各种实际对外交涉交流活动中，激发着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国民意识。就如收回路矿利权、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等活动的开展，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商界认识上的局限性，但在客观上却是增强了民众的国家观念，并由此推动了各种相关的国际法律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正是在对外交涉交流的实践中，中国商界才逐渐认识到依据国际通行的法则来争国权、保商利的重要性，从而自主发起召开了1907年的第一次全国商法大会，以图改变“外国商人有法律，中国商人无法律”的状态，通过健全本国的法律法规，来确立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在涉外商事纠纷中，能切实维护中国商界的利益。这些均从不同侧面提示我们，近代中国民众的国民思想的产生、确立、增强，并逐渐走向成熟，是与其对外交涉交往的步伐基本一致的。

其次，是进一步推动了各种类型的民间团体的成立，为以后出现各界联合性质的国民外交组织奠定了基础。虽然二十世纪初并未出现以国民外交相标榜的组织，但是当时各派力量所组织开展的各种对外交涉交流活动，大多是以各种团体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而这些团体组织在活动中所显示出的组织优势与规模效应，又进而推动了各种新的团体组织成立。民国刚建立，各种专业性的民间团体便纷纷出现，仅1912年成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几十个，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拓殖协会……。而且，各种中外合作的国际性的民间组织也随之出现，如1912年成立的中美国民同盟会、中英美睦谊会、中日国民协会、中日新闻记者俱乐部总会……。此后，留学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振兴中国的现代科学教育，连接海内外的交流渠道，又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在法国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等科学教育类的组织。就这样，各种民间的社团组织，已由政治性组织、实业类组织，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界别之中。这些社团组织的纷纷涌现，一方面使得中国国民外交的民众参与面大为扩展，并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国民对外交涉交流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则为以后出现全国性的各界联合性质的国民外交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是进一步拓宽了民间对外交涉交流的渠道，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海内外联系网络。二十世纪初革命派、保皇派在海外建立的各种组织、宣传、教育机构，不仅广泛联结了海外的留学生、华侨和各国友好人士，编结起了一个遍布各国的海外联系网络，而且将其直接与国内的联系网络沟通了起来，从而大大拓宽了中外民间交往的渠道。而中国的商人团体，则通过其各种对外交涉交流活动，不仅联结起各国的华商组织，逐渐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华商联系网络，而且已成为世界市场经济联系网络中的一员，与各国商会、实业团体、展览中心，有着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往来。这些联系网络与渠道的形成，无疑为民国时期开展广泛活跃的中外民间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各种民间交往，并非是近世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各种外国教育文化机构、商人团体、教会组织，也在相当程度上沟通着中外民间交往，但是，要形成联结海内外的保持经常性联系的网络，却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这不仅是因为要建立这种广泛快捷的联系，必须依赖先进的交通通讯技术，而且更需要具有现代观念的先进人物来开拓，来联结。孙中山、梁启超等革命派、改良派代表人物，以及商界、学界的代表人物，均为沟通海内外的密切联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所开拓的渠道，所编织的网络，既为中国民众走向国际交往作出了示范，提供了方便，也为五四时期出现空前规模的国民外交运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四，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国政府的对内外政策，也对列强各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果说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国民外交的勃兴创造了条件，那么，二十世纪初中国各派力量开展的各种对外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清政府的对内外态度。可以说，无论是对外商约谈判、中美《华工禁约》交涉，还是借款筑路之交涉，几乎无不打上了国民参与之印记。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对外交涉时将民间舆论用作讨价还价的挡箭牌，而且对内政策的出台也必须打出所谓尊重民意之招牌。同样，列强各国在对华交涉时，也已不能只考虑清政府的态度，而不得不将中国民众的反应考虑在内。就如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作出了一定承诺，并撤换了商务和劳工部长，移民局出台的新规则也使美国国内的排华气氛有所缓解。[33]而且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因中国商界的坚决抵制，英国方面最终没有能使1908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生效，沪杭甬铁路由中国民间集股修筑而成，其中苏路段1908年11月便建成通车。因此，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努力，尽管并未根本改变“利权尽在洋商之手”的局面，也未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毕竟因奋起直接干预外交事务而充分显示了国民的决心与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本国政府的决策和外国的对华政策。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初处在全面启动阶段的中国国民外交，其主要的历史作用，在于启发、动员中国民众的现代爱国热情与国民责任心，在于培养中国民众的现代组织观念，增进有利于开展国际交往的各种相关知识，在于懂得和学习如何在对外交往中运用和平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与自身权益，在于向世界宣示中国民众的觉悟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也正如当时梁启超所言：“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并得以牵动“世界两大国国际之关系，使地球诸国咸瞠目结舌相奔告曰：中国不可侮！中国不可侮！”也“使我国民之资格、之位置益见重于世界”。[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