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美民间外交历史回顾

顾莹惠

［内容提要］民间外交即国民外交，是外交的重要方式。民间外交是各国国民为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利、谋求国家发展、争取世界和平，以非官方身份从事的对外交涉和交流，是“主权在民”原则在外交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民间外交的兴起，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民间外交的方式多样，内容丰富，作用广泛。二十世纪的中美民间外交是一个高潮迭起、充满矛盾的曲折发展历史过程。中美民间外交全面启动于二十世纪初。至20年代，进入了多层次、宽领域的民间外交新阶段。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中美民间外交，是在中国政府实行“联美制日”政策到中美正式成为同盟国的背景下进行的，是中美民间外交的高潮时期。从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是中美民间外交的低潮时期。70年代至世纪末的中美民间外交是高潮、低潮交替出现的时期。二十世纪的中美民间外交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处在非正常背景下的民间外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发挥着政府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美民间外交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民间外交新阶段，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民间外交是二十世纪中美外交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政府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因对民间外交的基本概念未有较为明确的定义与一致的看法，因此，专门研讨中美民间外交的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今天可能是首次。这将是一次应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学术会议，它必将激发学术界对于中美民间外交的研究兴趣，推进对中美民间外交的整体深入研究，也将为当今中美民间外交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对民间外交概念的基本认识

民间外交是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对其基本概念的认识必须从外交的基本概念入手。

外交，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是一国实施其对外政策，维护本国利益的重要手段。外交是国家通过其主管机关和授权代表，用谈判、通讯、会议、参加国际组织和缔结条约的方法，处理其对外关系的活动。[①]

这其中有几个基本要素，即主权国家、和平方式与国家利益。这些基本要素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联系的，反映了各民族国家在交往中需要建立和维持起码的秩序及和平，希望避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运用和平方式来维护本国利益，实现对外政策等目标。而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原则，又将人权与国际关系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国民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即国家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体现人民的利益，国际事务不只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而是直接影响本国和世界人民的事情。因此，国民应该直接参与外交事务，或是监督本国政府机构的外交活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则首次将人民主权与民族独立问题结合起来，并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所谓民间外交，即国民外交，是“主权在民”原则在外交领域里的具体体现。

但是，人们对于国民外交的认识，却深受各种意识形态、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之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美国人民外交史》作者托马斯·贝利认为：美国基本的外交政策是由美国公众舆论决定的，总统与政府不过是这些政策的执行者。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台，美国民众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表示支持或反对，并可直接影响总统的竞选和连任。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体现了美国人民的要求，美国的外交就是人民外交。夏天在《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一书中也指出：“何谓国民外交？……即外交公开是也。人民既为国家的主人翁，一切立法行政，当以民意为去纳，外交亦然。全国人民固然不能人人去折冲外交，但外交当局却不可不以人民之公意为外交进行之立足点。”[②] 这类观点与认识，主要是从本国国民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程度来强调国民外交的，强调的是国家的性质与民主决策的程度，而不是强调国民直接参与各种具体的外交事务。

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在“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工人阶级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③]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④] 他们所强调的是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

第三种观点侧重于非官方和民间性，强调的是本国民众直接参与国家的各种外交事务。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⑤] 许多中国学者也指出：“人民外交，又称民间外交”，“它主要是通过不属于国家正式外交身份的各种团体、或个人同外国的各种机构、团体、法人及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本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团结与合作，既为本国外交开辟渠道，开拓领域，又为国家间的关系奠定牢固的基础。可以说它既是为本国的对外政策服务的，具有国家对外活动的内容，又没有正式外交身份，不具备国家正式对外活动形式，所以称为人民外交、民间外交。”[⑥]

以上几种观点中涉及到的人民性、阶级性、民间性，实际上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一般而言，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国民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影响政府的决策与监督政府的行为，关注的重心往往会放在如何影响和监督政府外交方面。而在民权不发达的国家，国民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影响政府决策与监督政府行为，则重心往往会放在强调国民自决外交、国民参与外交方面。对国际关系较为正常、国家地位相对较高的国家而言，国民的对外交往也较为广泛和顺利，因此大多不会强调国民外交的重要性。而对那些国际关系较为困难国家地位相对不高的国家而言，国民的对外交往也必然较为狭窄与困难，国民外交的重要性也就因此而凸显。

据此，综合各种观点，民间外交即国民外交的基本概念，应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各国国民为维护国家利益、谋求国家发展、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的对外交涉和交流。它包括国民自发组织进行的对外交涉交流，也包括政府授意或授权组织进行的非官方的团体与个人的对外交涉交流。

国民外交就其形式而言，可以包括学者外交、商人外交、政党外交、公众外交，国际会议外交、国际组织外交……；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包括经济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废约外交、发展外交、环境外交……；就其作用而言，可以是政府外交的先声与铺垫，充当“民间先行”之角色；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充当“以民促官”之角色；又可以是政府外交的必要辅助与补充，充当“以民补官”之角色。但是，国民外交不能等同于政府外交，也不能取代政府外交。

二、二十世纪中美民间外交历史回顾

国民外交的兴起，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国民自觉的行为。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前，各国人民间的各种交往活动早已存在。但这时的各种民间对外交往活动，只是不同地域之间互通有无的交往活动。对于交往者来说，并无明确的主权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交往的内容也基本不涉及国家民族的利益。国民外交是世界跨入近代史门槛以后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各种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也为人们进行跨国界、远距离的各种交往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正是因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与维护国家利益自身权益的需要，国民外交也才应运而生。

因中美两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虽然美国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广州时，美国商人就已经是一种自觉的国民外交行为，并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于1786年派出美商山茂召出任第一任美国驻广州领事，但是，尚处在清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商人却还并不具备现代国民外交的意识与条件。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美民间外交，客观上要到二十世纪初才得以全面启动。而由于十九世纪40年代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中美关系因不平等条约而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此，二十世纪初的中美民间外交，深受两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两国地位不平等之影响。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繁荣扩张期，正如列宁指出：“无论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来说，或者就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来说，无论就根据十分复杂化的自然历史条件而使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大来说，或者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匹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资产阶级的榜样和理想。”[⑦] 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菲律宾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经跨入了太平洋时代。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义倡行的时代，也是中国国民外交全面启动之时。民族危机的深重使关系国家命运的外交事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的思想舆论界不仅大力鼓吹人民主权与民族独立思想，且普遍反对暴力排外，主张“文明排外”，运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1902年1月4日，中国第一份民办的《外交报》也随之应运而生。一批有影响的报刊也辟有外交专栏，发表外交时论，介绍各国概况，用以普及国民外交知识，争取公众外交舆论。各种有影响力、号召力的民间组织也纷纷出现，为国民外交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广泛的海外联系网络。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主要涉及三派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流亡海外的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国内新兴的由实业家结成的商会力量。美国则是这其中两派力量的主要对象国。就革命派而言，孙中山早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就以“创立合众政府”为号召，之后，随着革命风潮的兴起，以美国为样板的民权主义也随之广泛传播，并最终成为民国的立国理念。就实业家而言，也大多持“联美拒日”态度。认为“欲讲救亡”，“除联美外无他策矣”，“若不择一强国与之联盟，其无以制强邻，更无以应付列国”。美国经济发达，“其国人之思投资于吾国也久矣”，中国足可“利用美人资本以兴实业铁道”，而且，“美人投资既多，则占我国关系日深日重，一旦国际有事，则不必恃有攻守同盟之约，而美固当倾国以为我援”。[⑧]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堪称为二十世纪初的中美关系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商会组织成立后，第一次以领导者的身份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国民外交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抵制外国货物运动来逼迫外国政府修改苛约。运动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影响海外各地，极大地震惊了美国工商界和美国政府，与对华贸易有着密切关系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集团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改变排华政策。美国政府也因此作出了一定的承诺，并撤换了商务和劳工部长。

运动并未影响两国商会间的正常交往活动。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城市商会代表联合组成的美国实业考察团来华访问，开启了中美商会间的正常交往活动。美国实业考察团每到一地，中美商人必进行各种业务会谈，共商两国投资贸易问题。考察结束前，中美双方在上海专门举行了一场“中美商业联合研究会”，共同研讨有关中美民间经济合作事宜。会上还就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并附设中美商品陈列所，创办中美银行与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达成了几个合作协议。1915年，以南洋华侨实业家张振勋为团长、上海总商会聂云台为副团长的中国实业代表团，在美国商人罗伯特·大来的热心策划下正式赴美考察访问。历时四个多月，访问了26个城市，与23个城市的商会组织举行了会议，参观了243家厂矿企业和各类学校、农场、商店，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90次，还与美方就成立中美银行和中美轮船公司进行了商讨，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提出了组织中美商会联合会的建议，中国实业代表团也表示赞成。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在华教会学校已遍布全国各地，教会大学也已纷纷出现，加上美国庚款留学的举办实行，中美民间文化教育交流也兴起了高潮。1913年1月，以“增进中美两国国民睦谊，互换智识利益，维持世界和平”为宗旨的中美国民同盟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200余人。推举孙中山和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名誉会长，由吴景濂、金鼎勋、马丹博士、丁义华为会长。1914年6月，留美学生在美国发起组织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之科学发达”为宗旨“中国科学社”，公举任鸿隽、赵元任等５人为董事，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1918年，该会办事机构由美国移归国内，在上海、南京设立中国科学社事务所，成为沟通国内外科学界交流的重要桥梁。

二十世纪20年代，中美民间外交开始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新阶段。

20年代是中国国民外交全方位展开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谋求国家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等各个领域。1919年2月由政、商、学界名人发起成立的全国性的国民外交组织——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客观上已起着国民外交领导者的积极引导作用和国民外交组织的示范作用。华盛顿会议期间，更出现了集合全国118个团体的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和由各团体代表组成的华盛顿会议中国国民代表团，直接参与并监督了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工作。国民外交问题也已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评论的重要议题，论述的内容已涉及国民外交的外交目标、外交意识、外交策略等问题，甚至已提出要给国人灌输外交常识，在“学校中，更可利用青年学生之爱国热，授以外交及国际时局上必须之知识。总之必先使国民有充分之外交常识，而后可言有实力之外交也”。[⑨] 国民外交的方式则从大规模运动，到个人斡旋交涉；从协助政府的外交咨询，到监督政府的外交质询与抗争；从自主组织接待与出访，到直接对外交涉谈判；从国际会议外交，到国际组织外交；从教育基金会到校际间交流合作；从企业交流合作到联合科学考察研究，无不涉及。

美国因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曾对中国给以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在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关税自主运动中持开明态度，因而获得了中国民众较为广泛的好感。

20年代的中美民间经济外交主要是在中美商会间开展的。1920年6月，由美国商会发起的国际商会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美国人杜利欧出任秘书长。国际商会成立后，杜利欧即致函上海总商会，邀请中国商会派代表参加1921年6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商会第一次大会。1922年10月，由美国联太平洋协会（Pan-Pacific Union）与美国政府共同发起组织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太平洋商务会议，中国商界代表穆藕初等人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大会演讲。1923年春，美国纽约举办国际丝绸博览会，上海总商会应邀自主组织了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1924年2月，毕业于美国亚诺尔特商科大学的张謇之子张孝若率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考察交流活动。先后到达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匹茨堡、底特律、芝加哥、圣路易斯、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考察了各地的市政设施和管理、海港、企业、电影公司、银行、交通、学校等，与各民间团体协会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出席了美国总统柯立芝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纽约中国协会的大型聚餐年会和总商会的欢迎宴会，哈佛大学校长、波士顿市长、交通协会的接待和宴请，接受了波士顿市长代表全城赠送的珍贵礼物——钥匙。张还多次通过无线电向美国人民宣达“中国实业现与英美初兴时期大略相同”，“华盛顿不独为美国国父，亦世界各民主国导师”，“中国共和前途，正希望有林肯其人”，强调中美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且“影响世界各国进化和平极大”。

中美民间文化外交则是以各大学和教育科研机构为主多渠道进行的。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美国学者杜威应邀来华讲学，走遍了中国11个省份，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杜威热”。1921年至1922年，时任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代表的美国孟禄博士，来华进行考察和演讲，并直接促成了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对东南大学建造科学馆的巨额赞助。1924年5月，美国国会在韦棣华女士等在华传教士的推动下，通过了第二批退还总额为12，545，438美元庚款的议案。9月，中国政府宣布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由中国董事十人（施肇基、顾维钧、张伯苓、周诒春、丁文江、范源濂等），美国董事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杜威，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格林、美国花旗银行经理白赖脱、交通部顾问贝克）组成。同时，清华学校的庚款资金也归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一并管理。该董事会首次会议的重要决议，就是建造北京图书馆。

中国学者也纷纷走出国门。1923年6月，蔡元培等8人出席了由美国发起的旧金山万国教育会议（世界第一次教育会议），郭秉文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会议决定成立“世界教育联合会”，郭秉文被选为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1925年9月，郭秉文应邀前往美国担任由一百多个美国各界领袖人物发起、并由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中国关系讨论会”主讲。后即开始了在美国各州的巡回演说。1926年，郭秉文在美国发起组织了“华美协进社”，宗旨为：一、提倡中美文化合作交流；二、宣传中国文化及国情，使美国朝野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三、帮助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其撰写的《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之发展》一文，在美国费城建城150周年展览会上获优等奖。与此同时，20年代太平洋协会发起召开的每两年一次的学术会议，中国学者也先后在会上崭露头角。

在华的教会大学也积极沟通了与本国高校的密切联系，建立了合作研究的科研机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岭南大学农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燕京大学公共关系学院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中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等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28年春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更是开创了哈佛、燕京两校合作研究“亚洲学”的新局面，哈佛大学也因此成为美国研究亚洲学的中心。

1929年底，梅兰芳率团24人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演出。先后在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以及檀香山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历时半年之久。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与盛情接待。梅兰芳的舞蹈指法成为美国少女模仿的对象，“梅兰芳热”传播到了美国各大城市。美国拉蒙电影公司还将梅的《刺虎》一折拍成了有声电影新闻片，这是第一部中国戏曲的有声电影。美国西部的两所大学——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于5月底6月初授予梅兰芳名誉博士学位。梅兰芳也被美国学术界和艺术界人士称之为“艺术使节”。

二十世纪30至40年代中期的中美民间外交，是在由中国政府实行“联美制日”政策到中美建立战时同盟的背景下进行的，是由经济文化外交走向政治外交的全面合作时期。

30年代初至全面抗战爆发前，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党治国家模式在全国的确立，以及“改订新约”、“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兴起，大部分民间团体及代表人物的对外交涉交流活动，也被纳入了协助、配合政府外交之轨道。各种半官方性质的民间对外交流合作组织也先后成立。1931年2月国际商会中国分会在上海成立，陈光甫、郭秉文被推举担任正副会长。5月，获得国际商会理事会的承认，中国商会正式成为国际商会成员。1931年1月，实业部遴选国内工商界要人及华侨商界要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民间性质的中国国际贸易协会，张嘉璈等17人被推选为理事。1935年9月，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举行理事会，推举张嘉璈为理事长，陈光甫、周作民、郭秉文、徐新六为常务理事，特聘孔祥熙为名誉理事长。

1934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协会同时致函美国上海商会与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提议组织中美贸易协会，以发展中美两国贸易。同年9月，中美贸易协会便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张嘉璈担任会长，美国上海商会会长佛兰西担任副会长。中美经济考察团的互访活动也频繁开展。1931年6月美国参议院议员兼银价委员会委员长毕德门来华考察。同年8月由麦迪逊率领的美国洛山矶市总商会组织的远东商业考察团来华访问。1935年3月的美国洛山矶市总商会再次组织远东商业考察团来华访问。1935年11月启动的中国币制改革，1936年4月银行家陈光甫率领的“中国银行考察团”赴美考察交涉，并最终签署了《中美白银协定》，中美两国已是从贸易到货币建立了紧密型的经济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中美间的学者外交、文化外交、国际会议外交、国际组织外交，也继续沿着20年代中美民间外交之惯性向前发展。30年代的燕京大学，已成为中国培养新闻记者的中心，以教授英美法见长的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也已成为培养中国法律人才的主要院校，金陵大学农学院则成为了中国培养农学人才的基地。而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西北中共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则更是开启了中美民间外交的新领域与新渠道。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已进入各界各团体奋力争取各国实施援华制日政策之国民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也把有名望的学者专家和商界要人推向外交前台，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总会设在重庆，海内外先后设立66处分会，聘请侨界名人担任各海外分会的会长。各政党组织、民间团体也积极自主地开展各种方式的国民外交活动。甚至宗教界人士也组团出访各国，宣传抗日，募集款项。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胡适即以其著名学者身份，在美国各地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外交活动。最为著名的是宋庆龄1938年6月在香港发起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集合了众多中外知名人士，直接推动了各国各界援华组织的纷纷建立，沟通了各国民间援华组织之间的经常联系，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民间组织的核心机构。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美两国正式结为战时同盟。美国总统罗斯福已预见到“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要为维护和平、繁荣发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⑩] “中国将重申其历史上的地位”。随着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中国战区的设立，1943年中美新约的签订、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表，以及开罗会议的召开与《开罗宣言》的发表，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时期，中美民间外交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期。尤其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内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为代表的各派政治力量纷纷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更是对美国展开了多渠道、多形式的政党团体、名人学者外交。1944年6月至8月，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和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先后到达延安进行考察访问，应该说，这时的中美民间外交已是跨越了各种政治障碍的全方位外交了。也正是在美国朝野舆论的影响与压力下，1945年6月，国民政府最终派出的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能够代表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团。

但是，随着世界反西斯战争的胜利，战时盟国间的关系迅速发生了变化，美苏走向对峙与“冷战”，中国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也迅速趋于破裂，国共两党重新兵刃相见，国内各派力量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战争决定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中美民间外交也进入了过渡期。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兴起，中美民间外交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持续低潮期。

直至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竞标赛期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人员主动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往，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应邀到中国访问。信息传到中央，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4月7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出邀请。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迅速报告国务卿罗杰斯，罗杰斯迅速报告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当即决定，美国乒乓球队要去北京。美国国务院当天（美国时间4月6日）发表声明，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并表示美国“将以欢迎态度看待中国体育队进行任何对应性的访问。”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抵达北京，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等五国乒乓球代表团，希望他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美国乒乓球领队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能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周恩来即表示同意。一年以后，英美方的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

1972年4月15日，中国第一次邀请了12家美国公司参加这年在广州举行的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前来参加的美国商人有30多人，签订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合同。1971年中美贸易不到500万美元，1972年达到近1亿美元（ 中国海关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达到1263亿美元）。此后，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美正式建交与邓小平访华，中美民间外交也逐渐进入了高潮期。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美民间外交也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的新特点。各种半官方、非官方的国际会议外交、国际组织外交、双边和多边的商务合作交流、科技合作开发，以及政党外交、学者外交、商会外交等，纷纷出现，民间外交的内容，也囊括了政治、经济、艺术、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环境、法律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即使是曾经是最为敏感的人权、法律、制度等问题，中美之间也开始进行接触与交流。从公开进行人权对话，到香港、澳门“一国两制”的实行，再到承诺遵守ＷＴＯ的游戏规则……。中国开始以全面开放的姿态跨入了二十一世纪。

三、二十世纪中美民间外交的历史启示

温古而知新。回顾中美民间外交的历程，能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以往曾被忽略了的重要因素，能够得到新的有益的历史启示。

二十世纪的中美民间外交有亲密合作的愉快记忆，也有相互为敌的痛苦记忆。这一方面是由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向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深受两国国民相互间了解程度之影响。而这两方面的原因，则又深受彼此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程度之影响。

二十世纪的中美民间外交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处在非正常背景下的民间外交。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美民间外交大部分时期是处在“被侵略者的劣势”与“侵略者的优势”下进行的，即两国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和两国国家、国民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中国国内战争不断，国际上也有两次大战。两国民间外交最活跃的20年代是中国内战频仍时期，两国民间外交的最高潮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之下，两国民间外交走向最低潮也是在战争背景下——中国内战到朝鲜战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美民间外交又主要是受“冷战”之影响。即使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后，因两国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从政府外交到国民外交，仍然深受各种有形障碍与无形障碍之影响。

二十世纪的中美民间外交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国民外交是国民自觉的行为，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国民外交的开展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开放度。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民主化的社会里，人民有权利参与或影响各种政策的制定，也有能力进行各种方式的对外交流，而在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社会中，国家政策的决定权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对外开放与否取决于统治者的认识水平与利益权衡，人民既无正常渠道可以表达其真实意愿，又无能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交流活动。

民间外交的开展，需要众多具有现代国民思想的民众来参与，还要有一批懂得国际法律知识的民众领袖来组织。民间外交不能由行政领导或知识精英来划定范围与层次，来决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而是需要国民拥有开放的心灵、广阔的视野，具有批评、反省、审问的能力。国民的自觉程度，必定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与行为。

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今天，中美民间外交已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背景之下，两国国民应该认识到的是，阻碍两国民间外交正常发展的真正障碍，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与理解，是对现今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认识与理解。

倘若中美两国国民能够加强交流，相互理解，共同就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利益、世界发展、人类前景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共识，那么，中美两国民间外交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障碍必定会消解，中美两国民间外交必定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