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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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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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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网——孙玉松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进城的农民因为企业不景气而踏上返乡路。然而，在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潮流下，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这个万人大乡的农民却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从来没有过。进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请劳力，这是为什么呢？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深入中国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已定格为一种越来越远的历史。但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从1958年算起，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51年，周家庄乡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2月11日，记者专程进入周家庄实地采访。
万人大乡无人外出打工
车出石家庄往东大约3小时，穿过杂乱喧嚣的晋州城区，就到了周家庄乡地界。村庄静谧而整洁，不见丁点垃圾，连北方农村常见的狗都难得一见。顺着水泥公路，大街两侧的楼房均为二层平顶小楼，新旧不同，但都规格相同、布局统一，在统一的门楼两侧，光秃秃的柿子树在早春阳光照射下泛着新绿，与大红对联相互映衬……
走进村子，在离乡政府大约300米远的路边，有一户人家正在翻盖新楼，地基打了一半，记者停住脚，与主人攀谈起来。这位姓雷的社员说：“房子旧了，社里批准翻盖新的。”记者询问道：“还没出正月，大街上见不到人，是否都外出打工去了？”听到问话，老雷笑了：“哪儿呀！我们这儿可没有人外出打工，大家都在公社的企业和生产队里上班。”“就这样，全公社劳动力还不够使呢！每年都有临近乡镇的人到我们这里上班呐！”旁边一位帮忙盖房的社员插话道。
社员们的话并没有掺假。在周家庄乡政府大院里，记者碰到了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起基层干部头疼的农民就业问题，王月双显得非常轻松，他笑着说道：“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们这从来就没有过！”记者了解到，周家庄乡10个生产队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壮劳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农民主动要求自己经商单干外,其他人全部在乡里的集体工厂和农业社上班务工。目前，周家庄乡阀门、印刷等集体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就业人数是1400多人。周家庄乡党委秘书王海涛也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青年人离开学校后，乡里都统一组织封闭培训，合格后再由乡里统一调配到各企业或农业社上班。“除了当兵上大学和干个体的外，我们乡的年轻人全部在乡里上班，由乡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调度！”站在乡政府门口，个子不高的王海涛笑眯眯地告诉记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这里除了挂着“乡党委、人大、政府”的牌子，还有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几个大字，王海涛说那是周家庄乡的“下蛋金鸡”，去年实现了纯收入 1.3亿多元。
一切生产听生产队长指挥
在周家庄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当地麦田麦苗长势要比临近乡镇的旺盛，说起这一问题，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显得颇为自豪，他说：“今年天旱，可我们麦田却没有受影响，早在20年以前，公社的地就全实现了机械化浇灌。”记者来到了村外的大田里，周家庄乡生产一队社员老冯和另外几个壮劳力正在地里摊肥，老冯擦着额头的汗珠说：“队长让干的，完事后好种棉花。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用不着问那么多。”老冯拄着铁锨平静地说道。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女社员高秀容也说：“在我们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队长就要扣工分。”“我们这里的工分分值都有统一标准，去年一年，根据我的工分，队里发了6000多块钱，男劳力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记者了解到，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机等各种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购置，采取淡季购买旺季使用原则，各农业生产专业组的收支由生产队向合作社的会计室报账，年终再进行一次性分配。
记者了解到，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周家庄如今已经建成了万亩小麦育种、四千亩美国红提、三千亩梨果、千亩苗木基地等四个专业化农业生产项目，同时还建立了高标准的奶牛养殖区，所有的农业生产如今已经实行了“工厂化”生产，由合作社年初给各生产队下达全年种养指标，各生产队以队为单位，到以上四个农业基地领取统一育好的种子和苗木,社员以专业组承包，进行日常的农业田间管理。“所有的种子、农药、化肥等都由乡里购买，社员不用操心。各队按照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日常生产基本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一定好。”
社员只管干活凭工分年底分红
在周家庄采访，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周家庄乡顾问、晋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柳国运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 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中小学一切费用
记者从晋州市了解到，周家庄乡只有6个自然村，是当地最小的一个乡，可财政收入、税收和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居晋州第一。而对于社员的收入,周家庄乡有个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与人均纯收入的算法不同。人均纯收入是将第二年的生产资料投入也计算在内,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则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投入,是纯用于消费的收入。记者了解到，在周家庄乡，所有农业投入开支，例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社员们都不用操丁点心，而是由乡合作社和生产队统一安排，社员的口粮等基本生活资料则由乡里按照统一标准实行定额发放。因此，由于算法不同,晋州市每年把周家庄乡单算,并不参加全市乡镇排名。2008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收入6718元。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增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的社员。早在1981年，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随后，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更新，以前，养老津贴是每个月30元，从去年开始涨到60元了，目前，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双说。
春节前，我们给社员分红，一共发了8741万元，有3000万元的现金,从银行取出来后，数目太大，为了资金的安全,连警察都跟来了。” 说起春节前发钱的场景，王月双眉眼欢喜。
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
要想了解周家庄，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随着采访的深入，王月双说，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他们并不乐意叫“人民公社”。
提起此事，周家庄人都会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不过，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66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自从 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
事实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
记者了解到，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社员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周家庄二队的社员雷月华，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雷月华告诉记者，她的商店开业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庄为做生意的亲戚帮忙，便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如果不做生意，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有点不自由。”雷月华说。雷月华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合作社的各种福利。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虽然雷月华现在选择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中去。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曾在2001年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坚守农业 守护集体经济
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82年，周家庄人也摁下了红红的手印，不过，他们用手印表达了对集体经济的守望和信心！周家庄人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不同的发展模式。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复制？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在这轮经济危机中，周家庄人并没有遭遇“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之痛，周家庄的百姓把这些都归为集体经济的强大和保障。而乡顾问柳国运则认为，“关键在于人”。这一点，记者从乡政府公开墙上找到了印证：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村里突然停电，4位值班干部脱岗打牌。事情被查出来后，4位干部全部上了“墙”，被全乡通报批评，还被扣罚了工分……
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大锅饭”、“穷过渡”的代名词，在周家庄却存活勃兴，与其说是历史的奇迹，不如说是“事在人为”！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进城的农民因为企业不景气而踏上返乡路。然而，在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潮流下，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这个万人大乡的农民却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从来没有过。进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请劳力，这是为什么呢？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深入中国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已定格为一种越来越远的历史。但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从1958年算起，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51年，周家庄乡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2月11日，记者专程进入周家庄实地采访。
万人大乡无人外出打工
车出石家庄往东大约3小时，穿过杂乱喧嚣的晋州城区，就到了周家庄乡地界。村庄静谧而整洁，不见丁点垃圾，连北方农村常见的狗都难得一见。顺着水泥公路，大街两侧的楼房均为二层平顶小楼，新旧不同，但都规格相同、布局统一，在统一的门楼两侧，光秃秃的柿子树在早春阳光照射下泛着新绿，与大红对联相互映衬……
走进村子，在离乡政府大约300米远的路边，有一户人家正在翻盖新楼，地基打了一半，记者停住脚，与主人攀谈起来。这位姓雷的社员说：“房子旧了，社里批准翻盖新的。”记者询问道：“还没出正月，大街上见不到人，是否都外出打工去了？”听到问话，老雷笑了：“哪儿呀！我们这儿可没有人外出打工，大家都在公社的企业和生产队里上班。”“就这样，全公社劳动力还不够使呢！每年都有临近乡镇的人到我们这里上班呐！”旁边一位帮忙盖房的社员插话道。
社员们的话并没有掺假。在周家庄乡政府大院里，记者碰到了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起基层干部头疼的农民就业问题，王月双显得非常轻松，他笑着说道：“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们这从来就没有过！”记者了解到，周家庄乡10个生产队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壮劳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农民主动要求自己经商单干外,其他人全部在乡里的集体工厂和农业社上班务工。目前，周家庄乡阀门、印刷等集体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就业人数是1400多人。周家庄乡党委秘书王海涛也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青年人离开学校后，乡里都统一组织封闭培训，合格后再由乡里统一调配到各企业或农业社上班。“除了当兵上大学和干个体的外，我们乡的年轻人全部在乡里上班，由乡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调度！”站在乡政府门口，个子不高的王海涛笑眯眯地告诉记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这里除了挂着“乡党委、人大、政府”的牌子，还有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几个大字，王海涛说那是周家庄乡的“下蛋金鸡”，去年实现了纯收入 1.3亿多元。
一切生产听生产队长指挥
在周家庄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当地麦田麦苗长势要比临近乡镇的旺盛，说起这一问题，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显得颇为自豪，他说：“今年天旱，可我们麦田却没有受影响，早在20年以前，公社的地就全实现了机械化浇灌。”记者来到了村外的大田里，周家庄乡生产一队社员老冯和另外几个壮劳力正在地里摊肥，老冯擦着额头的汗珠说：“队长让干的，完事后好种棉花。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用不着问那么多。”老冯拄着铁锨平静地说道。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女社员高秀容也说：“在我们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队长就要扣工分。”“我们这里的工分分值都有统一标准，去年一年，根据我的工分，队里发了6000多块钱，男劳力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记者了解到，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机等各种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购置，采取淡季购买旺季使用原则，各农业生产专业组的收支由生产队向合作社的会计室报账，年终再进行一次性分配。
记者了解到，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周家庄如今已经建成了万亩小麦育种、四千亩美国红提、三千亩梨果、千亩苗木基地等四个专业化农业生产项目，同时还建立了高标准的奶牛养殖区，所有的农业生产如今已经实行了“工厂化”生产，由合作社年初给各生产队下达全年种养指标，各生产队以队为单位，到以上四个农业基地领取统一育好的种子和苗木,社员以专业组承包，进行日常的农业田间管理。“所有的种子、农药、化肥等都由乡里购买，社员不用操心。各队按照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日常生产基本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一定好。”
社员只管干活凭工分年底分红
在周家庄采访，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周家庄乡顾问、晋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柳国运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 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中小学一切费用
记者从晋州市了解到，周家庄乡只有6个自然村，是当地最小的一个乡，可财政收入、税收和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居晋州第一。而对于社员的收入,周家庄乡有个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与人均纯收入的算法不同。人均纯收入是将第二年的生产资料投入也计算在内,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则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投入,是纯用于消费的收入。记者了解到，在周家庄乡，所有农业投入开支，例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社员们都不用操丁点心，而是由乡合作社和生产队统一安排，社员的口粮等基本生活资料则由乡里按照统一标准实行定额发放。因此，由于算法不同,晋州市每年把周家庄乡单算,并不参加全市乡镇排名。2008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收入6718元。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增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的社员。早在1981年，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随后，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更新，以前，养老津贴是每个月30元，从去年开始涨到60元了，目前，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双说。
春节前，我们给社员分红，一共发了8741万元，有3000万元的现金,从银行取出来后，数目太大，为了资金的安全,连警察都跟来了。” 说起春节前发钱的场景，王月双眉眼欢喜。
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
要想了解周家庄，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随着采访的深入，王月双说，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他们并不乐意叫“人民公社”。
提起此事，周家庄人都会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不过，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66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自从 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
事实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
记者了解到，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社员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周家庄二队的社员雷月华，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雷月华告诉记者，她的商店开业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庄为做生意的亲戚帮忙，便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如果不做生意，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有点不自由。”雷月华说。雷月华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合作社的各种福利。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虽然雷月华现在选择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中去。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曾在2001年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坚守农业 守护集体经济
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82年，周家庄人也摁下了红红的手印，不过，他们用手印表达了对集体经济的守望和信心！周家庄人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不同的发展模式。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复制？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在这轮经济危机中，周家庄人并没有遭遇“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之痛，周家庄的百姓把这些都归为集体经济的强大和保障。而乡顾问柳国运则认为，“关键在于人”。这一点，记者从乡政府公开墙上找到了印证：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村里突然停电，4位值班干部脱岗打牌。事情被查出来后，4位干部全部上了“墙”，被全乡通报批评，还被扣罚了工分……
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大锅饭”、“穷过渡”的代名词，在周家庄却存活勃兴，与其说是历史的奇迹，不如说是“事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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