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29日电／近日有媒体报道说政府在为“12.5”配套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特别是有媒体说相关部门人士提到了年均工资增长15%这一具体目标，瞬时引起广范的关注。虽然政府早就提及要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但由于最近劳动争议事件频发，不少外资背景的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大幅提升劳动报酬，在海外已经引发了对中国如何维系经济竞争力的疑问（实际上是为他们的在华利益担忧）。

　　21世纪网刊登署名文章说，在国内，围绕如何实现国民收入大幅增长这一话题已经引起热议，基本上舆论对该计划持否定态度，认为政府不该干涉企业行为。甚至有人忙不迭的从工资增长计划联想到了高通胀。1960年代日本“所得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在此时也成为用来批评该计划的素材之一。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媒体所报道的分配改革计划的详情，出现如此多的反对意见大约也是政策制定者事先没有想到的。但就日本的“所得收入倍增”计划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国民收入增长是不匹配的，我们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滞后，目前出现的劳动争议也是催动改革一个现实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当年的“所得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成长主导的收入增加计划，它的实现毫无疑问是依托于高度经济成长，即以经济成长带动国民收入同步增加。在1961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10.9%的经济成长，国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是2.3倍的高增长。事后来看，经济成长伴随着雇佣的增长，由此引发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又带动了工资水平的平准化。作为波及效果，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的农村在生活水准上得到提升，城乡差距相对缩小，人权保障也有了经济基础。而中国的现实是，实际GDP成长率年8%甚至10%以上，但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却不断下降。一个很现实的疑问就是，美国的GDP增长在3%－－4%，CPI在2%左右经济情况就很美妙。而中国现在除去物价因素的实际GDP增长率在11%以上，为什么我们还在为CPI是否超越3%而忧心忡忡。如果不是我们在分配层面存在问题，百姓对物价会如此敏感，政府还需要为此反覆强调社会稳定吗？

　　其次，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构造非常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日本的经验来复制自身的改革。但是我们可以从邻国学习到不少经验教训。高度经济成长虽然成为经济史上的一段神话，也为其后日本经济带来极大的隐患，但并未引起日本当局重视，日本经济最终走向泡沫经济并在90年代初破灭。高度经济成长给人们强烈的成功记忆也是导致其后日本一连串的政策失误的一个侧面。它的成功为1970年代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论带来一定理论基础，赤字国债的发行及其后滚雪球般的膨胀都是源自1960年代高度成长的成功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成长模式来源于经济学者下村治对日本国民吃苦耐劳性格的深刻理解，一亿人要想过上好日子的单纯动机，让日本的“所得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一种日本梦的实现方程式：肯学习×吃苦耐劳＝致富。当时日本主流经济学者一片怀疑，认为没有需求的情况下，下村的理论在实践中会带来严重的库存危机，因为他的“所得收入倍增”计划是建立在一种典型的从供给面出发的凯恩斯主义型经济理论基础上的。

　　当时朝鲜战争的特需效果消失以后日本经济失去成长引擎，安保斗争等因素也暴露出日本政治的不稳定的因素。然而政府支出的扩大建立在为促进企业发展带来好处，让人民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加上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个政策有效地克服了数次经济局面的动荡，成就了经济成长。然而任何经济体都无法永久的高成长，下村自己也在主流经济学者开始讴歌经济成长的时候对进入低成长阶段的日本经济发出警告，并对自己的成长思路给日本带来的拜金主义、环境污染等副作用做出反思，建议政府要提高国民在文化、艺术、教养等方面下功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因此被经济学者们贬为经济理论的“变节者”，而政府依然在回忆过去，期望复制当年的成功，但只要我们回顾过去20年来日本的经济政策就能发现，当年下村的“变节”在现在来看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日本在2002年到2007年经济处于扩张（恢复）期，特别是小泉政权在全盛时期，对美国的模仿导致了股东红利和经营者收入大幅增长，然而劳动者工资水平下降，人称“看不见摸不着的经济恢复”。贫困化导致“一亿总中流”的神话破灭，社会差距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其后的几年里一年换个总理两年换个执政党还是不管用。有个日本投资界的朋友，如今60多岁处于半隐退状态，在博客里回顾战后的历史说，日本人在昭和20年代（1945—1954），是废墟上过日子；昭和30年代（1955－－1964）吭哧吭哧的干，还是穷光蛋；昭和40年代（1965—1974）吭哧吭哧的干，终于有钱了；昭和50年代（1975－－1984），日子变得舒服了；昭和60年代（1985－－1994），不怎么干活了但不知咋的日子过得还更热闹了；后来呢，一下就通缩了，百姓早就没有梦想的余地。

　　文章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国民如果无法广泛的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甚至劳者困窘，政府无法给国民一个“中国梦”，那么面临的结局估计要比日本严重得多。因此在经济还持续在高增长的阶段特别是财政收入，寡占型国企的收益和内部留存比较富裕的情况下进行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是正确的思路。关键是如何改革，说白了收入的分配不过是企业的Free　Cash交给谁用的问题，跟通胀没有必然联系。日本国内也有人批评说，收入上涨了物价上涨了所以经济成就是无效的，然而这种论调是无法解释国民生活进步的，现实是日本60年代家电普及，其后汽车普及，现在国民住宅持有率在60%以上。而且那些成天担心工资成本上升会导致东南亚国家抢走我们的出口市场的看法是极其短视而无用的。只要改革能促进企业发展，那么带动竞争力提升，促进雇佣和收入增长就是可能的。

　　中国比日本有更多扩张内需的潜力，不需要也不能够长期依赖出口，在庞大的贸易黑字给中国经济带来结构性改革压力之际，政府更不能延缓改革的脚步。由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速度不匹配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收入分配改革更是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