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代表团为什么能够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第一？是因为奥运会是一个业余比赛，而我们派出的是清一色的专业运动员；中国的学者为什么至今也没能获得一枚诺贝尔奖的金牌？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专业比赛，而我们的学者队伍中业余选手太多，甚至夸张一点都可以说，有些学科的科研队伍整个就是一支业余队伍。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有个传统，退休的教授在退休前要做一次“最后的演讲”。被意外发现罹患晚期胰脏癌的兰迪·鲍什教授在住院治疗之前应邀做了一次真正的最后的演讲，演讲打动了无数人。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却是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知道我成功的秘诀，请你于任何一个星期五的晚上9点到我办公室里找我(大意)。

　　实际上，就我遇到的欧美学者而言，周五晚上9点还在工作并不是个案。他们的工作状态总让我想到一个词——封闭性训练，众所周知，这正是中国运动员取得世界冠军的秘诀。

　　反过来看中国的学者队伍，也许有人要问，你称之为“业余选手”的学者难道他们也像外国的业余运动员一样都同时还有另外一份职业吗？那倒不是。我说他们是业余的，是因为总体而言，他们的主要心思并不在学术研究上。比如，周五晚9点他们可能也在忙，但是忙的是和学术研究毫无关系的事情。

　　那么，他们的主要心思都放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第一是升官、第二是发财、第三是既升官又发财。您可能听说过前不久深圳某大学一个处长的位置引来40个教授争抢的事，为什么一个小处长的吸引力能够40倍大于教授，个中的原因想必不用我多介绍了。

　　相比而言，学术界中的向钱看的现象更加突出。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是国内学术会议的晚餐宴，哪怕一桌人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互不相识，饭局后半段的话题十有八九会聚焦到钱：你那里工资奖金福利如何，课题多不多，关键是从中能拿多少到自己口袋等等。

　　如果说在中国当官对学术的影响还只是间接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那么，钱的影响却是相当直接，甚至是赤裸裸的。许多学术单位把申请到的经费直接纳入科研评价体系。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你申请到多少钱我可以不管你，关键是要看你最终做出了什么成果。

　　比如，两个科研人员做出了同样的科研成果，一个人是申请了大笔经费做出来的，一个人是很少的经费获得的。按道理第二个人应该得到嘉奖，因为他花钱少办的事是一样的，可是在中国的实际中，却是第一个人得分高，原因是他赚到钱了。

　　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已经有两位日本学者了，这让我想起了2001年3月日本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内拿下30个诺贝尔奖。就在同一年，中国体育总局也制定了一项计划，争取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获得30枚以上的金牌。

　　这两个计划除了都是在2001年制定的、都有30这个数字，它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建立在对专业选手的信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