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以前，《时代》记者以“敌对”的眼光去打量周恩来，其报道不乏偏见甚至歪曲；1972年以后，中美虽然还没有成为“朋友”，但已不是“敌人”，《时代》记者对周恩来的报道就趋于客观和公正了。透过《时代》的“西洋镜”，我们看到一个别人眼里的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国。

　　有世界“史库”之称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于1923年。该杂志辟有“封面人物（或专题）特写”，并配有一篇重磅文章。从1951年到1975年，周恩来六次登上《时代》封面。从《时代》封面看周恩来，就像在观看一部由美国人为周恩来拍的蒙太奇式的老电影。那么，在这面“西洋镜”里，周恩来是什么样子呢？

　　



　　“共产主义者周恩来”

　　1951年6月18日，周恩来第一次登上《时代》封面。然而，《时代》首次介绍给西方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成了暴虐的统治者，在外交上成了听话的仆从，在经济上成了无能的领导者。《时代》对周恩来和新中国的“妖魔化”和“丑化”也许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美国的双脚正深陷朝鲜战争的泥潭中。

　　《时代》记者不去关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失利，却“关心”起中国的内政来，在其笔下，中国俨然正在经历一场由政府发起的“恐怖活动”。按照《时代》记者的说法， “红色中国的主人们不仅在朝鲜发动了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而且也对他们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战争”。然后，《时代》记者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中国的大规模谋杀已经成为一件政策上的平常事，这是由中国已知最有影响力的那群统治者直接训练的。这群人的首领是一个温柔、和蔼有礼的人，很多过去与他相识的西方人都认为他不过是玩玩共产主义。他就是那个名叫周恩来的职业政治组织者。有一次，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个美国仰慕者：你别忘记了，你知道的，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接着，《时代》记者列举了周恩来的“罪行”，说“周参与了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从镇压‘强盗’到大米的价格。”《时代》记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动”就是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然而，《时代》记者片面夸大并渲染了这场运动进行得过头的地方，有意无意地没有指出新中国采取这些强力措施的背景，这当然不是记者的专业素质问题，而是记者的狭隘立场在作怪。

　　《时代》记者还极力挖苦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并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即使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会比现在对中国的控制更直接。”记者还举例说，俄国政客大量出现在北京，俄国的技术人员遍布中国，俄国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中国各地……《时代》记者所讥讽的就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实际上，新中国的“一边倒”也不是绝对的。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时代》记者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权后就陷入了混乱，现在正承受着战争负担的压迫”，在农村，“农民刚从地主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又要面对政府更沉重的赋税”，在城市，“拒绝合营的商人被邀请到司令部，1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领悟”。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村主要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成功的。

　　《时代》记者戴着有色眼镜下了结论：“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被证实是一个昂贵的冒险”，并预言“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在朝鲜坚持下去，他们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到的。可代价是：中国人民会承受更多的痛苦。”这大有劝中国“悬崖勒马”之意。

　　



　　“红色中国的周恩来”

　　1954年5月10日的《时代》封面上，周恩来身后的栅栏里关着一条“张牙舞爪”和“目露凶光”的青龙，寓意不言而喻。如果注意到这期杂志出版时正值朝鲜战争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就不难理解《时代》记者对中国的“仇恨”与“恐惧”，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了。

　　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协商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亚洲较量结果进行评估和判定。会议自4月27日开始，7月21日结束，历时近3个月。当《时代》记者写完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时，会议只不过迈开了一小步，还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但记者已经感觉到了中国的崛起：“这4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同行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僵持住了朝鲜战场上这个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他们已经取代了俄国成为了北朝鲜的占领者。他们能够用很少甚至不用中国人流血就可以武装和指挥一场印度支那战争。这战争或许可以让共产主义彻底夺取整个东南亚。他们威吓到了曾经伟大的法兰西民族，让他们渴望一个可耻的投降；他们轻蔑地甩开了曾经强大的英国伸出来的手；他们命令美国从亚洲和太平洋离开。”美国当然不想从亚洲和太平洋离开，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便不是积极的破坏者，也是消极的看客。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一贯主张“以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在制定与会方针时特别要求美国代表不得与中国代表接触，包括礼节性的握手。他自己甚至宣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才会见到周恩来，那就是“撞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件。会议初期，在一间接待室里，杜勒斯与周恩来不期而遇，周恩来主动伸出了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杜勒斯却故意摇摇头，双手交叉放到身后，扭身大步走出了房间。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周恩来。据斯诺回忆，时隔6年之后提到这件事时，周恩来还面有愠色。不过杜勒斯一周后就回国了，接任他的史密斯表现就灵活多了。少了杜勒斯，中美双方的气氛融洽多了，还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周恩来虽然没有取得正面突破，却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使美方同意“归还”洲际导弹专家钱学森。

　　在朝鲜半岛，美国既打不下去，又不想撤出来，因此在日内瓦的会场上注定不会有超出《朝鲜停战协议》的成果产生。朝鲜半岛问题会谈的失败给印度支那问题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会场外的一场胜负却扫除了这片阴霾。5月7日，就在这期《时代》出版前3天，越南人民解放军在越军统帅武元甲和中国军事援助团团长韦国清的共同指挥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这直接导致了法国政府的改组。反战的法国新政府上台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就顺风顺水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对日内瓦会议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曾经要求美国“不要妨碍其它国家达成协议”，但美国代表团最后还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这就埋下了其日后介入越南战争的伏笔。

　　这期《时代》出版时，关于朝鲜半岛遗留问题的会谈正在有气无力地进行着，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则刚刚起步。在文章结尾，《时代》记者再次表达了他对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气息”的强烈感受：“上周，周恩来站在了世界面前，显示了一个巨人决心把美国和西方赶出亚洲，渴望吃掉那半个世界，无论付出多少血汗也要把它自己由贫穷变得强大的表情和声音。几乎没有人否认那个巨人大得令人生畏，而且正一天天长得更大。”记者同时“怀念”起从前的日子：“就在几十年前，欧洲还在命令着中国的事务，那不容置疑的口气就像命令自己的黄包车夫一样。”

　　



　　“周恩来受到苏联柯希金的欢迎”

　　《时代》的封面文章中，对与美国自身紧密相关的事件一般会浓抹重彩。因此，1964年11月13日的《时代》封面就显得有些“另类”，它是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握手的场面，似与美国无关，其实不然。如果说美苏两国在天平两端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中国这只“砝码”加入哪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从苏联一边的“托盘”里走了出来，苏联只好开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周恩来到莫斯科与柯西金握手，标志着这两个以前的兄弟国家正试图恢复他们的友谊。对此，《时代》能不关注吗？那么，中苏握手为什么发生在1964年11月？

　　1964年10月16日，中苏两国都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但震惊了全世界，也使中苏关系迎来了一个恢复和改善的契机：苏联是“下台”──刚过完70大寿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中国是 “上天”──原子弹爆炸成功，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说：“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伸出了橄榄枝。11月5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一行来到莫斯科，准备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注意，这并非逢五逢十）庆祝活动。《时代》记者评论道：一个月之前，周恩来还被俄国人骂作“黄色危险、真马列主义的无耻堕落者、可恶的托派路线偏差分子和分裂者”，但现在周恩来不计前嫌来到莫斯科，“他谨慎、冷静得像是个来拆除炸弹的人”。

　　然而，中国代表团却提前回国了，从此，中苏两国高层25年中（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没有任何正式往来。究竟是什么使两国破镜难圆？必须回到1964年11月7日晚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宴会上寻找答案。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前来道贺的共产主义国家代表。周恩来致过贺词后与一些苏联领导人交谈，接着又端起酒杯向苏联元帅扎堆的桌子走去。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摇摇晃晃地迎面走来。周恩来刚想寒暄两句，马林诺夫斯基突然恶狠狠地吼道：“你们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这句话的内容和分贝足以将全场所有人包括一些西方记者的目光吸引过来。周恩来反应极快，他赶紧岔开话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下次来中国我请你喝茅台酒，喝北京的二锅头好吗？”哪知这个马林诺夫斯基不知真醉还是假醉，继续放言：“不要让任何魔鬼妨碍影响苏中两党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也不要毛泽东来……”周恩来见他不识趣，抛下一句“你的话我不懂”，转身离开。马林诺夫斯基又冲着周恩来的背影喊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采取行动，搞掉毛泽东，苏中两党只有这样才能和好。”马林诺夫斯基“意犹未尽”，又去“鼓动”贺龙（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周恩来走过来：“贺老总，这个家伙太放肆了，看来，他说出了他们想说出的话，我们只能退席表示抗议！”于是，中共代表团在全场凝视中愤然退场。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搞清楚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搞坏了中苏关系？二是确定1965年的各国共产党会议还开不开──该会议准备将中国 “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为顾全大局，周恩来在接下来的3天会谈中主动抛开宴会风波，询问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勃列日涅夫表示，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而不是因为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失望之下，周恩来进一步试探地问，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是赫鲁晓夫的意思，既然他已经下台，那么这个会可否不开。勃列日涅夫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含糊其词地说苏共20大以来的路线和纲领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而是集体制定的正确路线，新的苏联领导层将继续执行，他个人无力改变。

　　话说到这个地步，会谈已经难以进行下去，同时周恩来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马林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表现第二天就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有报道称：“据苏联元帅说，苏共中央已经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要赶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另一方面，苏联也在施放谣言，离间中国领导层，并“举例”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执行的路线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在向赫鲁晓夫挑战，这削弱了世界共产主义统一战线，还损害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威信。

　　对于这次中苏冲突，《时代》记者显然偏袒苏联：“莫斯科统治下的这个西方共产主义帝国在军备、工业潜力、生活水平以及教育方面要更强大一些。北京统治下的东方共产主义帝国则在人口上多得多，作为一股革命力量，它的缺点正好给了它优势：短缺让它变得更加刚毅；对好生活的羡慕让它变得更加凶猛；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则让它变得更容易冒险。对于压倒西方世界力量，莫斯科的评价听起来更加实际；而北京坚持西方国家不过是纸老虎的主张，则显得更加狂热……”俄国有句谚语：“罗马是第一个罗马，拜占庭是第二个罗马，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永远不会有第四个罗马。”《时代》的这篇封面文章题为《众多罗马的时代》，它认为“北京正在试图成为第四个罗马”。在《时代》记者眼中，中国似乎是“不自量力”，记者开心地看到中苏关系的伤口没能愈合，他当然还想看到中国内部进一步分裂。

　　11月13日，中共代表团提前回到北京。很少到机场车站迎送的毛泽东出现在机场，还送给周恩来一大束百合花。这无疑在向全世界说：我们是团结一致的，你们的离间没用。

　　



　　“中国人来了”

　　“当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他著名的演讲，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他的助手向地处纽约的年轻的联合国发了一封电报，要求联合国驱逐由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国政府……而今天，联合国要接受一个来自新地区的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11月8日，《时代》的封面文章这样写道。从1949年到1971年，中国用了22年时间才重返联合国，最终“入会”却充满了戏剧性。

　　“在北京的大使欢庆宴会上，周恩来从一桌走到另一桌，频频握手，频频高举他那盛满了烈性茅台的酒杯来庆祝，他说：‘没有想到投票结果会是这样，但是我当然很高兴。’”的确，中国重返联合国连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意外”，因为提案是由地中海岸的两个小国家阿尔巴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提出的，表决前中国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表决时中国没有代表在场。然而，这并不表示中国是“无心插柳”，她为争取在联合国的“名分”已经做了20多年的努力。128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76个国家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只有17票反对，这不是中国“突击”的结果，而是政策正确和平时努力水到渠成。《时代》记者归功于周恩来。周恩来去世后缅甸总理吴奈温的悼词也许说得更明白：“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

　　“这一投票的结果也同样预示着美国的失败，而且几乎是致命的。美国失去了大部分利益，因为它想达成的结果永远地失去了实现的机会。”1971年，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连一心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美国也觉得“山高难遮日”了。这时，美国又玩新花样，炮制了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案”，即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其实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坚决反对。在26届联大召开之前，周恩来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表示：“如果联大会议通过赞成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周恩来不但绝不容许“中华民国”的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坐在联合国大厦里，也绝不赞同美国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联大投票结果出来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对周恩来说希望能在纽约见到他，周恩来的反应强烈而坚决：“绝不可能！绝不可能！只要台湾大使馆还在华盛顿，你就绝不会在美国见到我。”

　　《时代》记者虽然为美国没有能够“力挽狂澜”感到遗憾，但还是对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的前景做出了客观的预测：“它会为联合国带来新的能量，每个人都会发现新的改变。”记者干脆直接引用周恩来的话说：“就像周恩来所反复强调的那样：一两个大国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时代将要结束了。”

　　



　　“尼克松的中国之旅”

　　1972年3月6日的《时代》封面像一副不太规则的四格画：尼克松分别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尼克松与夫人一起游览长城，观看中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把这几个画面巧妙分割开的正好是一个黑色的“友”字。

　　尼克松宣布访华的消息让全世界大吃一惊，他对中国访问的时间之长同样让美国人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时代》记者甚至以调侃的语气写道：“尼克松到底还回不回来？”因为“美国总统很少对国外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访问──整整一个星期。更何况这次访问的国家是美国从前从来没有过政治往来，甚至在过去的20年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从中国方面看，邀请到尼克松访华太不容易了，要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仇视和不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而且美军在朝鲜炸死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与20多年来的宿敌交朋友，既要说服对方，更要说服自己，这不是一般外交家能够做到的。作为中国的二号人物，林彪既不同意也不相信周恩来可以把尼克松请到中国来，他说，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到尼克松，他也能邀请到勃列日涅夫。而周恩来成功了，尼克松也认为：“首功应该归于一个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自己当然也很高兴，他对尼克松说：“你先到这里来了，莫斯科气得要命！”

　　《时代》记者罕见地第一次以友好的笔调对中国进行了正面报道。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正值大雪纷飞，“20万中国人走上街头自觉扫除积雪”，这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时代》记者对此评论道：“中美之间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两国应该如何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周恩来在机场与尼克松握手时那句名言已经做了形象的诠释：“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啊。”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时代》站在美国的狭隘立场，却认为自己吃了亏，觉得美国“没有从中捞取明显的好处”，而且两国的鸿沟也“没有因此而缩小”，比如两国“没有就亚洲地区的和平问题进行讨论，对作为亚洲强硬势力的日本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就韩国朝鲜分裂的问题给出任何意见”，因此尼克松的中国之行被形容为“一场秀”，是为连任捞取选票的“政治演出”。

　　《时代》记者在文章最后写道：“在不久的将来，总统的这次访问成果就会被世界的政治格局所检验。……这次总统的访华究竟将在新的领域如何影响两国的关系，谁会得益，谁会有所损失，这些都不是尼克松、毛泽东或者周恩来现在能够回答的。”而今，我们已经看到结果。周恩来在和尼克松会谈时曾引用毛泽东的一首诗说：“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他认为自己只是推开了中美关系紧闭的大门，后面的路还很长，他只能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并为之欢欣鼓舞。

　　



　　“胜利属于周恩来”

　　1975年2月3日，周恩来最后一次登上《时代》封面。短短五年，周恩来已经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是什么使《时代》再次聚焦在周恩来身上？

　　1973年底开始，“四人帮”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在《时代》记者眼里这场“粗暴、野蛮的诽谤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周恩来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被迫于1974年6月1日从中南海西花厅搬到了解放军305医院。这正中“四人帮”下怀，因为四届全国人大将在1975年初召开，他们想乘机“组阁”以控制国务院。8个月来，周恩来都没有公开露面，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他将就此淡出中国政坛，不料周恩来却突然出现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的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由于三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已是10年之前，因此最吸引《时代》记者目光的是四届人大宣布的人事调整，它将深远影响中国政局的未来走向。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再次当选为总理，诚如《时代》所评论的：“自1949年10月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在70岁（笔者注：实为77岁）高龄再次连任此职，不是简单的事情。”引人注目的还有邓小平，他成为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的第一副总理，这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除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同时还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身份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成为唯一一位在党和政府同时得到提升的官员，并首次担任重要军职，周恩来在中间当然没少费心。周恩来的运筹当然不是到此为止，在国务院29个部长中，绝大部分都是忠诚可靠的老干部，如78岁叶剑英担任了国防部长，65岁的李先念总管财政和贸易，“四人帮”的人只抢到一个部长的位子（文化部）。周恩来的这些安排，被“四人帮”视为“复辟”，《时代》则认为：“重新安排老一辈革命党人的工作，在许多方面说来，是公正的，也是适当的。”

　　《时代》的封面上写道：“CHINA，LOOKING BEYOND MAO”，文章对此做出了回应：“朝前看看毛泽东身后年代的中国，周恩来声言到本世纪末，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完成现代化建设之时，使他的国家 ‘立足于世界国家的前列’。”这是周恩来第二次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时代》记者一边预言“尽管有创造性的党主席毛泽东还高高在上，70年代却已成为周恩来时代了”。

　　《时代》对周恩来的六次注目只不过反映了周恩来伟大一生的六个片段，去掉《时代》记者观察中国的美国颜色，可以看到周恩来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智慧超群、纵横捭阖，为新中国的成长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同时，美国媒体自命“第四权力”，报道力求客观公正，《时代》记者的专业水平也很高，眼光犀利，见解独到，但其立场并不是“世界主义”的，而是“国家主义”的。在1972年以前，《时代》记者以“敌对”的眼光去打量周恩来，其报道不乏偏见甚至歪曲；1972年以后，中美虽然还没有成为“朋友”，但已经不是“敌人”，《时代》记者对周恩来的报道就趋于客观和公正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透过《时代》的“西洋镜”，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眼里的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