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创立和发展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认真总结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对于我们自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即现代化）这样两个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只有首先经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代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政权，创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于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后期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这次革命在1927年遭到了失败。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相关的方针政策；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

　　二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奠基人。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政权的创建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农村区域建立，而后经过长期斗争，逐步扩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国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人民政权建设的多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作出了原则性的论述。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期，为了迎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及同年6月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具体地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这些意见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接受，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问题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

　　关于国体，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页）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还应当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关于政体，毛泽东提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6页）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中国长期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一步确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关于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逐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协商共事的关系。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而奋斗。同年春，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随后，中国共产党便与他们一起进行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创建新中国的工作。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基本上确立了。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革命胜利以后，为了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我们究竟应当选择什么道路?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页）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国人民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沿着一条有中国特点的道路，胜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基本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主要是：

　　第一，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强调要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立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正确的方向。

　　第二，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比如，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是“两步走战略”，即首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这些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地得到解决，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阐明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为以后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确立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改革开放后，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且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阐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主张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我们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又使人感到可亲；主张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最根本的权利；要求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在文化建设方面，指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提出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

　　第四，论述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十分重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高度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为此，他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战胜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且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必须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来解决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

　　第五，制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方针，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理论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强调中国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自己的建设大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服务。

　　历史表明，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和阐明的那些富于独创性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27年间，由于国际冷战和缺乏经验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挫折，但是整个说来，那一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第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一穷二白”。当时，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不得不依赖进口。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到“四五”时期，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既增强了国防力量，也改善了工业布局。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同时，新中国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中国与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平等原则下发展经济往来创造了前提。

　　第二，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相当快的发展。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这种增长，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1957年到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这表明，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都明显提前了。

　　第三，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

　　总之，尽管我们犯过一些错误，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名字和丰功伟绩，将永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