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江婚事的一些事儿（之一：吴丽丽神秘地为江青打了先锋）
　



毛江婚事在热热闹闹展开之前，还有一段序曲。这就是吴丽丽的故事，史称“吴光伟事件”。吴丽丽至今还是一个神秘角色，人们所知甚少。而“吴光伟事件”，相关的公开出版物，多将它故意隐去。

吴丽丽本名吴广惠，又名吴光伟，英文名Lily Wu，被译为“吴丽丽”或“吴莉莉”。据说她出身名门，乃北平女师大高材生。又说她花容月貌，复多才多艺，不仅英文特优，而且能歌善舞，不乏表演天赋。吴小姐虽是学生运动的热心人，却并未加入中共。1937年初，她奔赴延安，大约入了某个学校，比如红军大学或中央党校之类，同时也参加延安如火如荼的演出活动。此时，史沫特莱前来延安采访，吴丽丽被指派担任了史记者的英文翻译兼私人秘书。

吴小姐日后跟一位名叫张研田的国名党人结婚，再后来去了台湾。这样一个吴小姐，原本与江青并无多少相同之处，但她既已卷进毛江婚事，人们便受江青故事的影响，习惯于把她塑造成江青一样的形象，诸如是个洋派的演员，来自上海滩，甚至还离过婚。

自小生活在美国西部牛仔中的史沫特莱，十分激进，又是女权主义者。在中国西部红区里，她如鱼得水，甚至唱起了牛仔歌曲。她激情澎湃，革命的灵感纷至沓来，寻思着以革命精神对延安来一番除旧布新。她倡导节育，又发动灭鼠运动，最大的革命举措，则是把交际舞引进延安。3月的延安，在那座天主教堂里，每当夜幕降临，史沫特莱和吴丽丽就开始教延安的高级丈夫们跳舞。这些丈夫的妻子一般是不会来的，而那些来自北平和上海的男女大学生，却是非常乐意参加。这个交际舞培训班，办得有声有色。斯诺说，史沫特莱使得这些“土包子”举行的舞会，比纽约的第一流舞会更快乐更美好（转见珍妮斯·麦金龙、斯蒂芬·麦金龙《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3，中华书局，1991）。

而吴丽丽则是晚间舞会上的明星。虽置身红都延安，吴小姐并未丢弃一些资产阶级的作风，比如，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还喜欢涂浓艳的口红，据说方圆数百里内，她是唯一的涂口红的中国女性。“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同上，页235）也有些高级丈夫，因为怕老婆而束手束脚，史沫特莱便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从妇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解放全中国。（同上，页234）

但是，史沫特莱闯下大祸了。延安的交际舞，早已让那些夫人忍无可忍，她们认定跳舞不正经，富有挑逗性，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更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她们已然有了恐惧感，担心自己的高级男人，在这个美国女人的勾引下，在与知识性的妙龄女郎的左拥右抱中，快速堕落而抛弃自己的“土包子”女人。

稍晚于史沫特莱抵达延安的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明显看到史记者处在一种半孤立状态，“妇女们全然不理解她，只有丁玲和朱德常常对她表示同情”（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页307，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其实，史沫特莱自己也感到了来自延安夫人的敌意，后来她回忆说：“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她不得不有所收敛，朱德还要请她上舞蹈课，她拒绝了，朱德反驳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最后，史记者“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页181，作家出版社，1986）

毛泽东大约不怎么跳舞。史沫特莱以为，“自尊心使他不敢尝试跳舞，他生来缺乏节奏感”（同上，页181）。但毛并不反对延安窑洞里的舞会，他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史沫特莱也曾试图“用跳舞腐蚀毛”，“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见《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4—235）。毛不怎么跳舞，却也没有闲着，他喜欢聊天。史沫特莱和吴翻译，这两个来自新世界的女人，对毛的诱惑力确实很大。史沫特莱回忆说：“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为了弥补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他学英文歌的努力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失败，因为他的嗓子五音不全。”（《中国的战歌》，页180）

后来，史沫特莱把毛聊天的故事说给斯诺听，斯诺用日文复述了这个故事。按照斯诺的复述，毛在夜晚的工作之前，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茶或米酒边聊天。毛对外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两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

史沫特莱后来对斯诺说：“他（毛泽东）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史沫特莱还感到，吴丽丽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5—236）

这样的聊天，史沫特莱和吴丽丽之间，主客关系已经颠倒，吴丽丽乃是主角，而她自己则可悲地沦为吴小姐的女伴。在给斯诺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写道：“我想如果他（毛泽东）有机会出国一定得把他的妻子留在国内。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同上，页235）“诗词”“进步”云云，显然是对毛吴关系的讥讽。

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讲述了“同毛泽东共进晚餐”的故事：



毛泽东躺在炕上，枕着史沫特莱的铺盖卷……饭菜弄好后，我们喝了白干。莉莉喝得太多了。毛泽东说，他也喝得太多了。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显得并不陌生。史沫特莱一直在咳嗽，可她不想去治疗。她屋里经常备有优质红茶，是利普顿牌的。艾格妮斯经常用扑克牌玩单人纸牌游戏、算命，非常有趣。除了丁玲外，我们在延安找不出一个“危险的”妇女可以同莉莉相匹敌，丁玲可算一个，不过她现在也太胖了……艾格妮斯和我假装争夺徐海东，把毛泽东逗乐了。（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毛在享受和女人谈心的快感，毛夫人贺子珍却在窑洞里咬牙切齿。她讨厌史沫特莱，把她视作罪魁祸首。两个女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彼此一直敌视着。史沫特莱呢，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4）。

终于，6月的一个夜晚，灾难发生了。据史沫特莱叙说，在她已经睡下之后，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吴丽丽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随后，敲门声传来，门打开又关上。史沫特莱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她冲进隔壁窑洞，看见盛怒的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他的妻子。毛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夫人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很严厉地说，他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还警告贺子珍，作为一个党员，她正在毁掉自己。毛夫人突然转向吴丽丽，骂她是“舞厅的婊子”，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毛夫人走近吴丽丽，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头上流下来，吴丽丽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的背后。毛夫人又转向史，大骂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又要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夫人躺在地上尖声喊叫，说毛不算是什么丈夫，不算是什么男人，也不算是什么共产党员，自己的老婆在眼皮底下挨帝国主义分子的打，居然一声也不吭。毛责备了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有自卫的权利。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贺子珍，强迫她离开了吴小姐的窑洞。

翌日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不得不重视它，他召开了中央会议，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听凭中央作最后裁决。会议决定将此事当作“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夫人，她召集了许多延安夫人，以求得她们的支持，还要把史沫特莱和吴丽丽驱逐出延安。事情在闹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后，毛找到史沫特莱，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令人不愉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

毛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丽丽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她决定离开延安。不过，8月中旬，她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6—239）

以上是斯诺的转述。几年后，在延安，毛向曾志回忆起此事。曾志问毛为何要离开贺子珍，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页32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毛的回忆，与斯诺的转述有很大的出入。至少，毛在策略性撒谎，他有意遗漏了吴丽丽小姐。毛已经在撒谎了，还是相信斯诺的转述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