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1970年摄




　　　　　　　　　　　　　　　　　　　　　　　　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2009年摄

　　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张爱玲

　　姚元还保留着1969年1月自己在天安门前的一张留影。“那是插队前几天拍的。我家有一台德国蔡司的135照相机，和特务用的相机一样，很小。批准插队后，我用‘插队证明’买了一件很多插队学生都有的蓝色棉大衣，然后就带着相机去了天安门。”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安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组观念上并不算新鲜的“老照片新拍”，因为天安门而意外地被纳入“主流”，在建国60周年前被人关注起来。拍摄者黑明却毫不掩饰:这跟自己的初衷没有太大关系。对于一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外乡人，或多或少地想要确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某种关联，黑明说他一直在寻找对北京的表达。几年前，当从相册里翻出不同时段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请那些在天安门前留影的人回到这个“最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来，重新拍照，以呈现时代的变迁。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报上刊登了启事，寻找100个（组）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的人。

　　46岁的刘增荣就是看了报纸主动找上门来的。2009年3月31日上午8时30分，按照约定刘增荣和黑明在天安门西华表前见了面，根据他事前提供的老照片的角度，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拍摄，黑明“复制”了刘增荣在1980年9月28日上午九时左右初到北京，在天安门前拍下的那张纪念照。“当初所有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们，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激动。那时惟一能够代表北京乃至中国的就是天安门。今天每个人的认识开始显现出差异。有些人仍然认为天安门是神圣的，但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旅游景点，太拥挤了。”事后在博客上，刘增荣写道:“昔日重现，此刻我仿佛回到了29年前的那一刻！真的有点激动！”

　　黑明竭力做到形式上的“像”，选择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姿势、表情，甚至太阳在身前身后投下同样的影子，画面同一角落里若有若无的松枝。在相册或史册中所看到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同历史一样是被选择过的。这些原本被夹在或许掉了皮的老相册里、属于个人私生活的经历，经过一系列刻意“复制”，进入公众视野，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变了味儿，有些不那么可爱了。




　　　　　　　　　　　　　　　　　　　　　　　　王嫒香、朱荣曾1963年摄

　　王嫒香、朱荣曾1963年在天安门前相互依偎着拍了张照，她们是好姐妹，也可能是关系要好的同事。老照片中，穿着笨拙的棉衣掩饰不住年轻的张扬，围巾的不同戴法、两人故意注视远方的神情估摸着是当时的流行。在右侧站立的姑娘微微卷起的发梢也会让人猜度一番。





　　这样的迷人确实和时空的距离有关，但更多的是质朴与真诚。而当年那些身穿军装、手捧红宝书的小姑娘，几十年后捧着红色存折、红色退休证，微笑着齐聚天安门前时，却不得不让人感叹什么叫时过境迁。面对这样的新照片，我们好像能听到照片外有人在喊“嗨，看这里，笑一个”，却无法去端详那些时间留给她们的道道划痕。




　　　　　　　　　　　　　　　　　　　　　　　　李晓莉、张宝玲、张宝刚1972年摄




　　　　　　　　　　　　　　　　　　　　　　　　李晓莉、张宝玲、张宝刚2001年摄




　　　　　　　　　　　　　　　　　　　　　　　　毛联裕和母亲1969年摄

　　1972年，风华正茂的杨浪和母亲在天安门东南侧的长安街边拍了张合影。“那时不管谁离开北京，或者从外地回京，肯定都要去天安门照张像。当时我还在部队，拍这张照片好象是回来探亲，还是出差？那时我妈还在河北保定的干校劳动，她特意请假回来看我，所以我爸就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




　　　　　　　　　　　　　　　　　　　　　　　　毛联裕2009年摄

　　我爸有一台苏联的基辅相机，他喜欢摄影，自己冲洗胶卷和放大照片，所以我对摄影一直也很感兴趣。”在杨浪母亲的记忆里:“浪浪当兵走之前，我们特意选择到天安门广场，当时带了水，买了桔子和面包，一家人坐在纪念碑下吃的饭，就是为了让儿子记住革命先烈的历程，到部队不要怕苦怕累，想让儿子受受教育。”




　　　　　　　　　　　　　　　　　　　　　　　　应左娃、章锦芳、应代娅、应德毅1958年




　　　　　　　　　　　　　　　　应左娃、章锦芳、应代娅、应德毅2009年摄。(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