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富人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今天新京报说：“中国的‘高净值个人’人数超越英国，成为排名第四位的国家。”报道还说“名下‘净值’至少100万美元者为‘高净值个人’。”

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这份报告说排名前四的国家“高净值个人”中：美国，246万；日本，136.6万；德国，81万；中国，36.4万。笔者认为这个报告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一个危险信号。说明中国的财富分配很不均匀，尽管中国和以上三国的差距很大，这个差距越大，说明中国贫富的差距越大，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远远多于这些国家。

此前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正在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马克思在1867年9月14日第一次出版了《资本论》，这部巨著第一次深刻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说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首次揭示了财富向资本所有者手中集中是通过剥削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这个分析，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对，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也重视财富分配的研究。20年后，西方最早研究财富分布社会经济学学者帕雷特是意大利人，他在1887年研究资本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财富分布状况时，发现西方国家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的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却只占有少量财富，这就是所谓帕雷特分布，也叫28定理，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分布是20%的人占据了社会总财富的80%。

西方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是重视的，此后不断有人研究关于财富分配的问题，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称为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一般而言：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国际公认：“基尼系数在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报道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此后再也没有看到有关中国基尼系数实际情况的报道，但可以断定中国的贫富悬殊继续扩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致富，特别是合法致富，没有什么不好，但不能为富不仁。中国的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一次分配中的不合理性，资本所有者迅速致富除了通过剩余价值致富，并不排除致富过程有违法行为。其次是目前的税收政策也是有利于富人。

《京华时报》6月18日说：“财政部昨天公布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透露，2008年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人数为240万人，占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约3%，缴纳税额为1294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35%。”

“2008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为3697亿元，其中工薪阶层贡献1849亿元”，因此有分析说：工薪阶层去年缴个税占比50% 撑起半边天。

6月18日财政部发布《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报告，首度正面回应“个税起征点是否应该上调”争议：大幅提高起征点后，高收入群体受惠多，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反而会受损。

这让国人大吃一惊，财政部的这个观点是只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提高对高收入的征税标准，如果这样做当然对富人有利。

人们必然会质疑为什么财政部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不敢向富人开刀，这说明财政部也难逃嫌贫爱富的倾向，这只会继续扩大国内贫富差距。

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国民“仇官，仇富，仇腐”，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比较深刻的反映腐败现象以及分配不公造成公众了极大不满，“仇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民对分配不公强烈不满的一种表达。

因此，“中国的‘高净值个人’人数超越英国，成为排名第四位的国家”不是一个好消息，不值得自豪，而是值得政府应当重视反对腐败，重视一次分配的公平，重视通过二次分配调征收入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