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中央集权的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中，此“东南互保”事件地出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唐，此事件对中央集权的社会管理结构到底有什么警示作用吗？中央集权的社会管理架构在中国经过了两千年的修正、补充，按理说清朝应是集大成了。而且清朝也确实可圈可点，首先没有出现特别昏庸、胡闹的皇帝；没有出现宦官专政；多尔衮的摄政王更多的是阳性巩固了政权；慈禧当政确实是败笔之一，但就当时形势而言，似乎也没有太多其它办法。所以说认为中央集权制是中国社会管理最好方法的论断都忽视了一个大前提，即天下与国家的区别。在天下观的时代，不是中央集权的优越性如何，而是中国处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地理优势之下，周边没有与之匹敌的力量。但进入全球化的国家时代，清政府代表的中国证明我们非但不是代表天下，而且在各国中还只是处于较弱地位。由此可见，中央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中的成功不是在于其有多优越和合理，而是取决于周边国家的状态。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中国早就四分五裂，那“东南互保”的政治笑话可能早就甚至屡次出现了。我们不管此种假设成立与否，至少“东南互保”事件已经足以警示我们，在国家竞争的时代，中央集权模式绝对没有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或是铁板一块。此事件中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许应骙、奎俊、袁世凯等等重臣无不是在中央与地方交替工作，而且在地方上也多次异地任职，这都没有妨碍其互保、自立，抱团儿对抗中央的行为出现。所以说“东南互保”事件中，慈禧决策的荒唐与否不是最重要导火索，中央政府想仅凭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想简单通过行政命令实现高效管理效果才是最主要问题，殊不知在国家之间通过文化、经济、军事全面竞争的时代，所有人对所有事的价值观可能更多都处于不确定之中，至少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被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