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心中，绘画排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母亲和他自己，我们子女也还能排到榜上。我敢肯定，如果他不得不面对非此即彼的残酷选择，他会舍弃家庭去追随艺术。对父亲来说，没有天伦之乐的人生也许凄凉，但不能绘画的人生却绝对不可想象。

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一位朋友对他指责，“我当然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父亲粗声粗气地反驳说。“我们一不缺衣少食，二不穷困潦倒。只要我们还能在生活中发现美，就……”他一时语塞。在我们一家看来理所当然的事，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父亲献身艺术的一生所给予我们的，远胜于纯粹物质享受——我们的生命由此异常丰盛多彩。

家里谈论的话题几乎永远围绕着艺术和艺术家，画架上总有一幅未完成的画作，所有的房间都弥漫着一股松节油味。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对此见多不怪。每年四月全家迁往乡下，我们就得换学校；每年十一月又搬回城里时，大多没法回到春天前的房子和学校，于是又要换新房子，进新学校，有时候甚至要换个国度。这一切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我小的时候我们在法国住了很多年。每年四月我们离开巴黎来到吉芙旎，诺曼底的一个小镇。镇中主街其实是穿过小镇的乡间公路，每隔一段路和镇里狭窄的小道交叉。街上尘土飞扬，街边是住家的前门和高墙。吉芙旎本身再平常不过，但是那里住着克洛德·莫奈，法国印象派大家，他是我父亲和所有来吉芙旎作画的年轻艺术家的偶像。莫奈离群索居，并不和他们来往。但那些画画儿的人能够待在他附近，能够和他看着同样的草垛，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已经心满意足。

有时候莫奈的孙女来看他，他们会邀请我这个同龄的美国女孩白天去和她玩。每次从莫奈家回来，父母都要追问我一番：看到莫奈的画了吗？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所能描述的，不过是一个和善的老头，拉着两个小女孩的手，沿着拉筢平整的碎石路穿行在花园中。长长的花圃里是五颜六色的花丛。有时候他会停下来，着迷地指点给女孩们看：交错的光影，辉映的色彩。“可是那些画呢？” 父亲会问。“你难道没看到他的画？”

哦，我满不在乎地说，画多着呢，整墙整墙地一直挂到天花板。可是我见惯了画作，那些画没让我觉得有什么特别。父亲多么失望啊！那样难得的机会，就这么被一个孩子浪费了！

在吉芙旎，弟弟妹妹和我没有多少玩伴，可是我们从不寂寞。我们有无尽的想象力，和父母这样的好朋友。远足是我们最大的消遣，沿着田边树篱行走时，父亲常常会忽然停下来，用手比划成取景框看出去，叫道：这个我得画下来。

母亲朝那方向望去，大为震惊，几乎伤到了自尊。是那间破房子吗？多难看呐！连那棵树都已经枯死了。“题材不一定非得漂亮才算美。它的形状，它的神采，它的轮廓，也许仅仅它的色彩……” 父亲无助地举起手，他又找不到合适的词了。

他兴致勃勃地继续着心爱的话题，我们孩子们就跑到草地上躺下，不知不觉中，将他的话听在心里，对美的热爱由此加深。

这些远足是他精神生活一个重要部分，父亲对所有天然而美丽的事物深怀敬畏。当母亲敦促我们孩子们上教堂时 ——随便哪座都行——父亲就会提出反对：大多数布道中对上帝的诠释，远没有你去田野里走一圈后对上帝的理解深刻。在野外作画时，他觉得自己与圣经的经文融为一体：“神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在父亲艺术家的眼光中，这个世界也“甚好”，到处都是美。他尽己所能让他的孩子们也能领会到这点。有时候他会捡起块石子递给我们：“想像一下吧！我们手里握着几十亿年的时光！看呐，它被打磨得多么光滑——看看它那斑斓的纹理！”之后好几天我们都揣着这块石子。父亲在我们心中唤起对事物不同寻常之处的敏感，使我们再也不会感到无聊。

画画的时候，父亲偏爱明亮生动的颜色，在大自然用色最为丰富的春秋两季他专注于风景画，其余的时间用来画肖像，教学生。我看他作画的时候，一心盼着也能够画油画。我觉得水彩不过是闹着玩的——从小我就拿着它到处涂抹。父亲懂得我的心思。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他常常让我来洗画笔。我会用手指一个个地把那些诱人的泡沫状色团捻碎，然后在清水下把手冲洗干净。

终于有一天，他送了我一个小颜料盒，连带调色板，几支画笔和几管半满的油画颜料。“这可不是用旧了的破笔，”他强调说，“这些颜料和我用的一模一样。在这些东西上一个艺术家绝对不能抠门。衣服可以省，吃饭可以省，可是他绘画的工具必须是一流的。”我由此学到，为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人可以舍弃许多东西。

于是我们第一次一同去野外作画，他肩上背着颜料箱和画架，臂下夹着画布和一把白色大太阳伞，我带着小画布和小颜料盒。半个小时以后父亲找到了一个满意的主题：一家农庄。他放下画具，站在原地仔细观察他的主题。然后支起画架，挤出新鲜的颜料。同时也教我怎么挤颜料——要大团大团地挤在调色板上，这样作起画来才能挥洒自如，不瞻前顾后小家子气。不用黑色褐色，而是明亮的镉黄，翠绿，群青，钴蓝，玫瑰红和白色。用纯粹的单色，来取得他所钟爱的透明饱满。我们肩并着肩，默默地作画。

父亲将这个初夏之日明媚的阳光和田园般的农庄捕捉到他的笔下。我则选了一群小鸭子里的一只做模特儿。一会儿我就画好了，自己觉得很满意，便不声不响地溜开去玩耍。过了很久，父亲完成了他的画作来叫我。我们一同打量了一会儿我的大作，父亲说：“看得出，画画让你很开心。”

他的脸上带着慈爱的微笑，让我满心欢喜。“草地画得青翠欲滴，小鸭子也画得很像。”接着他又坦率地说：“如果你端着一架照相机，你可以飞快地给小鸭子照张相，然后说，照得和它很像。但是，”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歪着头看着我：“照相机没有心，它什么感觉都没有。而一个艺术家必须用他的眼和他的心去看，他得爱他画的对象。”

父亲满是细纹的脸温柔地笑着，双手小心翼翼地圈起好像捧着什么。接着，他拿起画笔和调色板，朝打谷场上的小鸭子们望去。“你看，风把小鸭子头顶的绒毛吹得蓬松起来，阳光和它们胸脯的黄色交融在一起，又暖又软好像一小块溶化的黄油，你都可以用手指头搅动它。让我们试着变出这么一个色块来。”他一边无比耐心又兴高采烈地点画着，一边以生动的手势为我讲解。

那个初夏，我常常陪伴他外出作画，听他讲解，看他示范。我逐渐明白了，事物可见之处远比乍看之下的印象丰富。“坐到那儿去，”父亲用夹满着画笔的拳头示意，“看看一棵树。仔细看。你永远不会找到两棵一模一样的树。从树根看到树冠。你必须找出，什么是它的特征，是什么使它有别于其他树木。慢慢地你会懂得它，爱上它。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画它了。”对于父亲，艺术创造永远是爱与懂得的同义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能体会父亲当年的教导。一棵树，一张脸，一片熟悉的风景忽然在我眼中变得美丽。我记起，多少次，他试着给我解释所有艺术家都明白的道理：真正的看是懂得。

1929年大萧条时，我丈夫和许多人一样失业了。我们有三个孩子，除了我在家为有政府补贴的“贫穷艺术家计划”画画挣钱以外，别无收入。而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才第一次觉得我们的家像个家。我们终于有时间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或是在家中小花园里闲坐。我从小就被教会节俭，父母从不认为它是贫穷的标志，在我自己家我也保留了这个传统。

虽然有烦恼，我们依然很幸福，因为我们能够在平常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常的东西。这份洞察力是取之不尽的源泉，喷涌着粉红，明黄，火红的神迹。投射在房屋，石块，街道上的阴影不是悲哀的灰色，而是明块的浅紫，深紫，木堇紫。有时，看着一株灌木的叶片将太阳光神奇地反射回来，忽而是温和的彩色光晕，忽而像闪烁的钻石碎粒。这一刻，一股快乐的暖流会突如其来涌遍全身，使我沉浸于存在的喜悦中。

如今我们早已不必为生活所迫而厉行节约，但是我们仍然保持着一颗在平凡中发现美的心。几年前我丈夫和我游历欧洲后带回的宝贝，全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一捧西班牙海滩光滑椭圆的卵石，一根庞贝古城干枯的花枝，几张不是用相机拍摄而是我们自己绘作的粉笔画。

我常常想起父亲——年轻的他，默默无闻，孜孜不倦。他的目光穿越困境求生的琐碎，投向身边世界的辉煌。我的一生因他而行板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