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刘亚洲：从活吃龙虾分析中国人的素质!

热度 4已有 4861 次阅读2013-4-8 04:09 |个人分类:阅读欣赏|系统分类:军事分享到微信

刘亚洲：从活吃龙虾分析中国人的素质!

发表于 2013-3-15 07:16:51

编者按: 2001年4月，时为北京军区空军**部主任的刘亚洲到驻山西xx的空xx军检查工作。20日晚，空x军常委在招待所设宴招待刘亚洲及其工作组一行。席间上来一道冷菜：龙虾刺身。龙虾刚被活生生地剥去壳，肉被削成一片片的。它还活着。眼珠子滴溜溜转，放射出可怜的光。长须颤动。刘亚洲停箸于桌，脸露愠色。主人再三劝他，终不吃，却讲出下面一席话来。工作组一位成员悄悄用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话。文章标题是编者加的。

我不吃，不是不能吃龙虾，而是这种吃法与我理念不合。我见不得这种吃法。如果为了表示新鲜，你告我一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我绝没有指责你们的意思，因为全中国都是这种吃法，都是这副德性！江南人很柔弱吧，苏州是胭粉之地，温柔乡里一掷千金。那里也有一道名菜“松鼠桂鱼”，很残酷。鱼儿被剐、被切，被油炸，端上桌还务必得活着，嘴巴翕动，否则不足以展示厨师的手艺。宾客点头，大快朵颐。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仅仅是为了新鲜吗？不是的。这其中折射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阴暗的、残忍的心理。

中国文化有相当残忍的一面。它发明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如骂女人生活作风不好，叫她“男厕所”。它发明了最毒辣的对动物的烹饪法和食用法。你们知道广东人什么都吃。天上有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下带腿的除了桌椅不吃，其余通吃。“三叫”知道吧？把刚出生的小老鼠囫囵吞吃。筷子夹起来蘸酱油是第一叫；放进嘴里用牙齿一咬，是第二叫；咽下肚是第三叫。河北有一道菜唤作“生离死别”。把活甲鱼塞进蒸笼里，只留下一个小孔，孔外放一碟香油之类的调料。甲鱼在蒸笼里受热不过，就伸出头来喝一口香油。甲鱼熟了，香油也浸进五脏六腑了。再把梨切成瓣放在周围，就是生梨（离）死鳖（别）。什么玩意！动物何辜，遭此荼毒？

中国人还发明了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刑法,“凌迟”你们听说过吧，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惨不忍睹啊。刚才那只龙虾就让我想起凌迟。我曾对我儿子讲过，龙虾刺身总让我联想起袁崇焕，袁督师就是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谁知袁督身上痛？”凌迟要剐三千刀，一般要剐一天。刘瑾被剐了两天，晚上拉回监狱还喝了一碗稀饭。刽子手第一刀总是从头皮上开割，把头皮耷拉下来遮住眼睛。因为刽子手一般不敢正视死者的眼睛。如果家属贿赂了刽子手，这时他悄莫声儿地在你胸口上捅上一刀，后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剐，都是表演了。如不送钱，那就有的苦受了。袁督师如此重罪，是断不敢马虎的。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来，就朝人群中一掷，北京市民争抢，然后吃掉。张献忠在四川剥人皮，人皮未剥完而被剥皮者断了气，就剥剥皮者的皮。发指！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被四川总督骆秉章凌迟。四位太平天国将领被环绑在一室，面面相觑。刽子手动刀时，一位姓曾的将领痛得惨叫，石达开凛然道：“叫什么？不就是须臾吗？”后来这四位将领至死无一人呻吟一声。雍正年间，一位姓俞的官员去武汉监考，泄露了考题，被判处腰斩。咔嚓一刀下去，身子分成两截，人还活着。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连写了“惨惨惨惨惨惨惨”七个大字。雍正帝闻报，也恻然不忍，才下令从此废除腰斩。而凌迟一直延续到晚清。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它们也是地球的主人。有些动物我们是绝对不能再吃了。有些动物我们当然要继续吃，但要改善吃法。再吃，或再残忍地吃，我们民族是要遭天谴的。动物也会报复我们。动物并不比人类傻。有时比我们还聪明。至少它通人性。我在欧洲的一个小火车站上见过一尊小狗的雕像。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狗的主人是个小职员，单身，只有他与这条小狗相依为命。每天主人坐火车去上班，小狗都要把它送到车站，晚上再到车站来接主人回家。年复一年。有一天，主人上班时遭遇车祸，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忠实的小狗每到主人下班的时候，总是准时到车站去。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小狗瘦了，毛乱了，脏了。最后它死在车站上。市民很感动，特意做了一个雕塑纪念它。

昨天我从你们军xx师xxx团回来，（xxx团位于内蒙古xxx——编者注）当汽车开在大草原上的时候，我不停地望着窗外。草原已不是草原。沙漠则更是沙漠。敕勒川仍在，天还似穹庐，风仍在吹，草却消失了。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年大旱，草原上的草全死光了。动物大饥。政府从千里之外运来草料。是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汽车营运的。草装在车上，盖着帆布，严严实实。可是真奇怪，当车队从草原上驰过时，那些饥饿的动物象马呀、羊呀、牛呀，真是有灵性。它们竟知道这车里装的是草料。这肯定是一种天生的求生本能和直觉。它们拼命地跟在汽车后面追呀追呀。真是奇景。每一辆汽车后面都有一大群动物。它们掀起的烟尘比汽车尘土还大。它们太饥饿了，又如何能跑得过汽车？一头又一头动物哀号着倒毙。横尸千里。

说到汽车，我告诉你们，这次在xx师下部队，我还偷偷做了一回试验呢，不过你们谁都不知道。我读过一篇文章，依稀记的是刊登在《文摘》杂志上，说的是内蒙古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中穿行。每当开车走在这条公路上，打开车灯，夜色中就不停地看见有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有鹿，还有狐狸。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宁可冒着危险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跑到对面国家去。外蒙古人口三百万，而身后这个国家有十三亿人，天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把你吃掉，并且是残酷地吃掉。令人伤心哪！我对这篇文章是深信的，但我还想亲自感受一下那个气氛。一天夜里，我谁也不惊动，只带一个司机和一个警卫员，开车来到文章所说的那条公路上，验证此事。夜很深。我们大开车灯，奔驰了几十公里，竟连一个野生动物也没见到。我想可能是由于我们滥捕、滥杀、滥吃，大部份野生动物都绝迹了。连文章中讲的情形都成历史！走掉的永远走掉了，再也不复返。没走掉的都被吃掉了。突然，明亮的车灯下有个东西在蠕动，开过去一看，是一只刺猬。它有点拙笨，慢腾腾地，但居然也是朝着那个方向—— 外蒙古。

天曰昭昭！原来有句话：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现在我说：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只刺猬。

同志们，这说明什么？资源危机。中国的资源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有两点特别具有劣根性的东西，一是多子多福，二是不尊重生命，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尊重自然的生命。动物是有生命的，江河湖海也是有生命的，树更是有生命的。中国人仿佛对树有仇，见树必砍。

《资治通鉴》是讲政治和战争的书，可你看看司马光在不经意间记载了多少砍树的史实。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砍树。先杀人，再杀树。或先杀树，再杀人。史迹斑斑！砍树容易种树难呵！一个林场的伐木工人砍了一辈子树，后来后悔了，又反过来种树，一直种到死。记者问他：“一棵成材的大树要长多少年？”他说：“一百年。”记者又问：“伐一棵树呢？”他说：“一分钟。”

西方文化中虽然有一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气概，但那里的人民一边与大自然做斗争，一边却保护大自然。欧洲的林子哪有原始的？都是后来种的。欧洲人自古有种树的传统，就象中国人自古有砍树的传统一样。中国人一方面极端敬畏大自然，旱了求雨，涝了求晴，一方面又对自己身边的这片大自然痛下杀手。

你看看我们的山川，满目疮痍。树先死，草再死，动物死，最后是人死。这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我去甘肃，看见过这样的事：农民放羊，羊居然都穿着棉袄。为什么？因为土地干涸，无水，羊儿太渴，竟会趴在同伴身上去咬，咬破后吮吸鲜血，解渴。所以才给它们穿上棉袄。我大惊！羊儿都变成这副模样，它还是羊吗？是什么把羊儿变成了狼？变得残暴？是严峻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把大自然由美女变成丑妇？变得残破？是人。是我们。我无意指责现今，解放后还是种了很多树的。有一张当年井冈山黄洋界战斗时的照片，童山秃秃，哪见着一棵树？今天黄洋界树木葱笼，满眼青翠刺得人眼睛生痛。那都是我们***人种的。人的眼睛看黄土太久乍一见绿色会被刺痛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承受上一代留下来的痛苦。问题是我们难道要把这苦难传给下一代吗？至于多子多孙，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糟粕。有人说毛泽东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就是在人口问题上犯的错误不可原谅。其实毛泽东也是中国文化的牺牲品。没有毛泽东，今天照样有十三亿人。换了谁都一样。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在中国古来有之，绝不是个现代问题，只是现代更严重罢了。有一个作家曾亲眼看见一位老人用祖辈传统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小菜，连鱼鳞也不扔，做成鱼冻。吃剩和鱼刺鱼骨，用面裹上油炸，又是一道菜。你们看，一条小鱼被我们的祖先吃得惊心动魄！富起来各有各的富法，穷起来都穷得是一副同样的寒酸样。有人说这是节俭。

没有你才节俭的嘛。人口愈多，资源愈少。反之亦然。今天我们人口空前的多，资源又空前的少。更不幸的是，人的欲望又空前的高（了悟注：正因为匮乏才会激起更强的欲望。恶性循环也）。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悬殊这一漫长的道路。富的人以破坏资源起家。穷的人又再以破坏资源起步。一句话，富和穷都以破坏资源为代价。中国有多少资源还容我们如此糟蹋？杜甫说，国破山河在。谌容说，国在山河破。从内蒙古到大同，一路风尘，一路嗟恨。

资源危机最先的受害者是农民。最终解决危机也要靠农民。农民决定着中国资源的走向。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农民教育工作不做好，中国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阻挡它走向崩溃也只是延迟时间，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农民又朴实，又可怜，还有点愚昧。解放后陕西农民不知道毛主席一天吃的什么饭，说，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辣子调得红红的（后一句用关中方言说的）。解放前，一个农民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大粪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抢！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他自己利用农民又牺牲农民。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利用农民夺权而不为农民谋利益。中国革命其实仍然是一场农民革命，但革命成功后又总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而进行再革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灾害期间，农民受到的打击最惨烈。当然它的报复也最惨烈。李先念主席有一次和四川省委书记张国华见面，问张国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一共饿死多少人？张国华做了一个“八”的手势。李先念问：“八万？”张国华摇摇头。李又问：“八十万？”张仍摇头。李问：“八百万？”张国华点点头。我党欠农民的太多。

现在情况改善多了，但农民基本上仍是现实**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现实**的积极参予者。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似乎只有通过别人的怜悯和帮助才能改善。这种对农民的“恩赐”意识，从人们的一些常见用语中可窥一斑。比如“大力支援农业”、“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得到实惠”、“多给农民好处”等等。从这标语的语气上可以看出，农民获得利益的源头是控制在别人的手里，给你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不给你就没有。农民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资源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的问题不光农民身上有，别的阶层身上也有，那就是农民意识。有人说北洋水师是一支“黄水海军”，而日本联合舰队和英国舰队是“蓝水海军”。我说北洋水师连“黄水海军”也算不上，它是一支“农民海军”。战争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军队是农民的军队。国家是农民的国家。皇上是农民的皇上。农民意识的幽灵一直到今天也在我们头上徘徊不去。就是我们的高级干部，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了。有一个省委书记，政绩还是不错的，口碑也不错，但发生在他身上三件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农民味儿，拂了一身还满。第一件事，该省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他曾表示，自己要上台唱戏以示庆祝。通车典礼那天，他果然穿着龙袍粉墨登场。有人戳他脊梁骨：“他穿什么不行，偏穿龙袍！”第二件事，母亲祭日，他亲自去上坟，在坟前哭道：“娘，儿来看您老来了。儿现在当大官了。你老要问，多大的官啊？儿告诉您老，就是阎锡山那么大的官！”第三件事，他总向人打听北京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情况，最爱用的话是：“我们那个皇帝最近怎么样啊？”

农民非常重要。将来在中国，谁赢得中产阶级，谁就赢得中国。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还不如某些西方人。美国人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做农民的工作了。做什么？美国政府掏钱，以各种民间机构的形式进入中国，在中国农村进行乡村选举。这项工作虽然声势搞得不大，但进行得扎扎实实。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做好农民工作并不仅仅是让他们富起来。农民有钱之后，心理仍然是贫穷的。拼命挥霍也是心理贫穷的表现。城市大款就是这样。有些人虽然贫穷，但内心仍是高贵的，再寒酸也掩饰不住高贵气。大邱庄的两组建筑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座是仿制的北京***城楼，一座是大字标明的“香港街”。一个象征皇权，一个象征繁华富裕。这就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想象力。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主要是资源的竞争，除了刚才我讲的资源，那是传统意义的资源，更重要的还有另一种资源的竞争：知识资源。这里面包括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谁掌握这些资源，谁就掌握本世纪乃至下个世纪。前一种资源是有形的，后一种资源是无形的。它在哪里呢？在人的脑子里。每个国家，无论你第一种资源如何，在第二种资源这个问题上都是平等的。是否拥有这种资源，不在于你的领土、领空、领海有多大，也不在于你有多么悠久的历史。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抢占制高点，谁就能获得胜利。我们中国已经失去了第一种资源，我们绝不能再失去第二种资源。我不能不指出，在这一轮竞争中，美国又占了上风。它头脑最清醒，下手最早，动作最快。

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美国现在一个计算机专家可以把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在四分钟内完成。现在三年的发展速度相当于上世纪初三十年，相当于牛顿时代三百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三千年。靠什么？高科技。有人说：要快快地想，但要慢慢地说。现在有句话：“说出来的就已经过时了。”网络横行天下。网络是空气，无处不在。可网络会不会在某一天被淘汰呢？有的东西别人已经淘汰，我们尚且没有。我在一次讲话中谈过，我军为打机械化战争准备了几十年，可还未来得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就永远过时了。如果我们再象以前那样“一个型号搞十年；搞出一个型号吃十年”，不落后才怪。

怎样才能抢占这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呢？怎样才能不失去这一种资源呢？我有一个提法：首先要占有思想资源。思想资源这个提法，不知妥当与否？思想资源属于第二种资源，又高于第二种资源。怎么才能有科技？因为有知识。怎么才能有知识？因为有开放的心胸和精神。怎么才能有精神？因为有信仰。怎么才能有信仰？因为有正确的宗教。这就是宗教与科技的关系。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说：“为什么中国学生连连获取奥林匹克比赛的金奖，却获得不了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思想。想象力比创造重要。思想比行为重要。我一直认为，思想资源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就象我曾讲过的一个观点：民族的较量其实是年轻女人的较量。

女人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为什么这样讲呢？让我给你们解释：孩子的第一教师都是母亲。差不多每个中国孩子的妈妈，出门时都会对孩子说：乖乖别哭，妈妈给你买糖去。妈妈知道，自己走后孩子还会哭，只要自己不看见，就不管那么多。中国孩子几乎都是在受骗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教育下，他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人格——对别人充满戒心，骗别人心安理得。外国人迟到了，会说对不起。中国人迟到了，会编造一千个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中国孩子受别人欺负，母亲找上门去理论。外国孩子受到欺负，妈妈对其它孩子说：为什么要欺负他呢？难道你们不友好了？她在说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较量，实际上是母亲素质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两个民族年轻女人的较量。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思想资源就是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年轻的女人。

贱踏人就是贱踏思想资源。对生命的轻贱就是对思想的轻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干了许多蠢事。多少新思想被我们扼死在襁襁褓中。多少出色的人格被我们扼杀。“文化大革命”更是思想的地狱。我们常常把人搞成非人。往事不堪回首啊。我小时候学过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那就是发生在四川重庆附近的事。1961年大饥荒中，人们饿到了极致。一个地主分子实在饿得熬不住了，偷偷到地里摘了几颗海椒，被刘文学发现了。这个十岁的少先队员大声喊叫，勇敢地上去与地主分子搏斗。从他出生那天起，就被教育着，地主没有好人。我们同时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地主分子是何等的恐惧。他明白自己将被严惩。自己将为几颗海椒付出沉重代价乃至付出生命，于是铤而走险，将刘文学掐死。当然他最终也被枪毙。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悲惨的事件：“一把海椒，两条人命。”

前不久，我和我弟弟刘亚苏去老山。老山作战时，我弟弟任团长，战斗英雄徐良就是他那个团的。他团里有一个回族战士，叫马占福。家里很苦，只有一个老母亲。马占福参军之后，很惦念自己的母亲，常常把部队的食物省下来，攒起来，要带给母亲。每次吃饭都要省一点，往往吃不饱。大家都笑话他。部队开赴前线后，他也显得不是特别勇敢。后来才知道，他因为上有高堂老母，怕自己战死没有人为老人送终。他对母亲感情是极深的。那拉口子战斗前，部队准备拉上去，战士们开始写遗书。他不会写字，对着录音机给母亲留言。他的那个录音带后来我听到了。他在录音时一共喊了二十六声“娘”。我鼻子发酸。这个战士本质是很好的。孝悌也是美德。但部队不这么看，把它当成落后的战士，派人在战斗中看管他。战斗打响的前一夜，部队悄悄潜伏到敌人眼皮子底下。晚上，敌人朝我军潜伏地域盲目打炮。一发炮弹正好在马占福身边爆炸。他身上中了几百个弹片。下身被切断了。他多痛啊！那不就是近乎于我刚才给你们讲的腰斩嘛。人又不能马上死去，又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他躺的那个地方全被血浸湿了。

后来我和我弟弟还专门到那块地方去看了。真奇怪，周围杂草茂盛，偏偏那个地方不怎么长草。为了不暴露目标，马占福把一颗手榴弹塞进嘴巴里，死死咬住，坚不出声。直到死去，他一声没吭。他也没有动一下。这一幕，都被趴在他旁边的一个连队干部看在眼里。这个干部恰恰是被支部分配看管马占福的。他还得到许可，马占福如临阵逃脱，就可以不经请示执行军纪。部队把马占福的遗体送去火化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手榴弹从他嘴里取出来。最后不得不动用手术刀。手榴弹取出来以后，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钢铁的手榴弹上竟被马占福齐齐地咬出两排牙印！后来我想，这个看起来孱弱的回民汉子体内蕴藏着多么坚强的力量啊。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金和录音带送到家乡，但到处找不到他母亲。因为家乡遭灾，无法生活，母亲外出乞讨了。后来两个干部几经寻找，才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

母亲正在要饭。衣衫褴褛。风吹白发飘零。两个干部目击此景，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后来我见了那个看管马占福的连队干部，他对我说，他一辈子最大的悔恨就是把一个英勇的战士看成懦夫，甚至是坏人。这是最大的遗憾。他眼睛红红地对我说：“这种遗憾，你永远弥补不了啦。”我弟弟来到马占福坟前，点上烟，洒了酒，放下食物，说：“你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这个刚强的、厮杀无数、见惯死亡与鲜血的前步兵团团长，也落泪了。

我们的思想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要看我们怎么保护，怎么开发，怎么利用。教育思想十分要紧。教育是长江源头的事。下游不发大水，上游的树照样砍。北京只要还能看到蓝天，就不会下决心治理污染。人类的惰性总是如此，非要到已经成灾害了，才警醒。思想资源丧失所带来的灾害，将超过所有的灾害。中国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解放。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最根本的内涵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平等、自由，人的解放，是本世纪中国的主流。

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