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不改革留下十大隐患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快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进行，产生了十大隐患至今没有解决，阻碍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人民迫切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可是，每届政府因领导人因思想保守、魄力不够，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饶，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无法进行，于是将“十大难题”像“击鼓传花”一样，一届一届往下传。

今将十大隐患分述如下：

一、特权制度横行

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比贪污更可怕、更严重。要反贪污必须先要反特权。不铲除特权制度，反贪污、反腐败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胡锦涛曾经指出：“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如果不反特权，国家就要像前苏联一样解体，执政党就要像前苏共一样灭亡！中国特权制度来源于苏联体制与中国的封建思想，具体表现如下：

1、政党全部吃国家大锅饭，一切开支均由纳税人负担

从制度上看，中共已变成由纳税人供养的的贵族、特权党。是国际上花钱最多、最阔气、最昂贵的党。反观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他们的总部只有9位工作人员，在新加坡樟宜路，一个很不显眼的第57B座民房，就是人民行动党的总部。

而中共中央有规模宏大、豪华的党中央办公大楼，下面有；党中央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对台办公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对外宣传部等等十几个部门，总共有几百名工作人员。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演变为“全心全意被人民服务”。公仆变成了贵族公爵。

今日国际上政党的规则是：不论执政党、在野党在经济上都必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不许吃国家大锅饭，否则以集体贪污论处。再看今日台湾，不论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亲民党、台联党也是按国际规则执行，根本不敢吃国家大锅饭。

2、封建的官僚等级制度

由于没有进行宪政改革，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盛行，并形成固定的制度。与封建时代相比，现在只是官位名称上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在1978年改革前，等级制度只在政府中实行，而现在已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民间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干部听什麽报告，看什么档文件，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凭他的级别高低。

3、不受监督的政府财政制度

民主国家的政府财政开支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政府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僚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30 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多倍。据有关调研报告：2006年度，全国党政机关，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互相送礼，以及滥发奖金福利等等，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的50.5％。

二、国企垄断经济命脉导致国富民穷

国企垄断的市场经济，具体表现如下：

1、国企借助行政、立法权排挤民营资本，如国务院曾出台一些法规，限制一平方公里内加油站的数量，逼迫民营加油站以很低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

2、国家政策向国企倾斜，使民营企业处于不平等地位，破坏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民营企业不能正常地融资，而国企却可以从银行得到大笔资金扶持。

3、国企凭借垄断地位高价出售产品获得利润。以石油为例：北京93号汽油价格为7.85元/升，美国汽油平均价折合人民币仅为6.38元/升。高油价不仅增加物流成本，推升所有商品的价格，而且加剧通货膨胀，危害经济健康运行。

4、国企铁饭碗制度死灰复燃。形式上，国企采用了聘任制、合同制、雇员制等形式，实际上，没有真正建立起淘汰竞争机制，人员只有进，没有无出。加之裙带关系泛滥，国企变得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今日国企通过排挤民营资本，向国民榨取高额垄断利润。

三、官场贪污腐败引起人民不满，产生政治危机

中国的官场腐败已经进入体制性腐败的时期。中国社科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的医疗费用，80%服务于850万以党政干部，只有20%供十几亿老百姓消费。政府“三公”消费、浪费更是触目惊心，每年要花费纳税人的钱9000亿元，供他们吃喝、出国、坐车等的开销。

2006年出台《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特权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如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

民间流传的说法是：“不反贪，要亡国；真反贪，要亡党！”

以往，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如今贪污罪款数字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 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如：薄希来也不会举国震惊。

贪污腐败的根源是：没有彻底改革政治体制。

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明确地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可惜邓小平的理论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更没有将它变为实践行动。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已经被少数官僚特权阶级占有，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85-90%是高干子女，他们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

四、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

1995年，中国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1%，到2006年已接近30%；而同年的日本仅2.38%、英国4.19%、韩国5.06%，印度为6.3%，美国为 9%。投入到教育与医疗上占GDP的比例:中国是 3.8%，印度 19.7%，美国21.5%，日本23.3%。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曾大声疾呼，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费惊人，单公车出行和公款招待就达6700亿；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1978年至2003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增幅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则从50亿升至7000亿，增长87倍;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140倍多。医疗卫生支出只有3.56%，美、德、英、法没有一个国家是低于15%的。就这么3.56%还花不到老百姓头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为全球倒数第四，80%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党政干部占用.

    中国政府官员数量总共约7000万,由此计算出中国官员绝对数量与官员密度均居世界第一；纳税人不堪重负,迟早矛盾要大爆发!因为中国目前还保留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政府干部,政党干部,甚至人民团体的干部,都是拿国家工资"吃国家大锅饭".各级政府都有:党、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机构重叠，职责不清，有名、有利、容易出政绩的事争着去做，无利、无名的事互相推委, 工作效率低下。此外,还有许多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侨联、文联、台联、科协、音协、美协、消协…等,延续前苏联体制都“吃国家大锅饭”全国吃国家财政饭总人数,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提供的数据已达7000万,居世界第一位.而且官员的密度也居世界第一,平均每100个人民要供养5.37位官员,而俄罗斯每100人才供养一个官员。其中最典型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陶乐县，只有3万人口，却有2300多党政干部，平均14个人就要养一位干部，还欠有9000多万元债务。

    另据全国人大代表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间,我国人均GDP约增加10倍,而政府行政费用却增加140多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5年上升为24%，而同一时期在国外；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还在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每年约增加1000亿元,大大超过国民经济10%增长率。

    官员浪费巨大,其危害性超过贪污受贿，老百姓怨声载道。每年公款吃喝花费2000亿元，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水电站的工程款,也等效于每年有2万名贪污千万元的贪污犯。是个吓死人的数目！农民感慨地说:“今日官员一席酒,农民辛苦一年粮”。此外，每年官员公款出国旅游花费4000亿;全国党政官员公车的费用为3000亿,超过教育和卫生经费的总和。

五、分配不公导致贫富两极严重分化

因分配不公，中国社会已经严重两极分化。中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攀升，到2004年达到0.465。此后，国家政府不再公布国家的基尼系数，只投机取巧地公布农村基尼系数，但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定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世界银行报告也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贫富差距大大超过了美国。

2009年6月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贫富分化会带来激烈的社会动荡。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指出，1993到2003年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数量由每年1万起激增到6万起，每年参与人数由73万人猛增到307万人。从2003年到2005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20万起，参与群众高达1000余万。2010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抗议和骚乱事件已经猛增至18万起。

如今，中国每年用于维持社会稳定的经费，已经超过国防的开支！

六、人权存在严重缺陷

1998年10月5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虽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以后，全国人大迟迟没有批准，因此“公约”无法在中国实行。

到了2004年1月，胡锦涛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承诺一旦条件成熟，中国政府将向全国人大提请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温家宝在2008年两会期间也表示，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问题，以期尽快批准该条约。但直到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未批准该公约。因此中国无法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存在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如下：

1、人民没有直接选举、监督政府官员与人大代表的权利；宪法规定的权利，如：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等，都成了空头支票。

2、政党干部无法律依据，拿国家工资，吃国家大锅饭，违背国际政党规则；

3、九亿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无真正的财产权；

4、城乡强制拆迁现象普遍，民众的财产与居住权无保障；

5、一些地方违背法制原则打黑，公检法联署办公，打黑变成“黑打”。

6、城市城管人员驱赶、殴打农民、小贩的现象层出不穷，让他们丧失基本的生存、谋生权利。

七、继承保留前苏联政治体制，导致国际关系恶化

中国继续保留前苏联政治体制，即：“一党专政，全党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至今不改革。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前苏联最大的残余势力，仍然是冷战的对象，民主的另类国家。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重心就是遏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要求各方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解决争端，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另外，美国与越南、菲律宾及东南亚六国频繁实施军演。

欧盟至今对中国实行武器禁售。俄罗斯将最尖端的武器卖给印度、越南。但是，不肯卖给中国。

在经济领域，美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唯独不邀请中国参加，明显是孤立中国。

只有彻底抛弃前苏联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国际关系！

八、既得利益集团反对、阻止政治体制改革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是凭借公共权力与资本结合而发财的人。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官僚资本随意涨价以获取高额利润，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压迫弱势民众，强制征地、强制拆迁，本质上是靠贪污腐败致富。他们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他们经常制造、散布许多反民主的反动舆论，例如：民主天下大乱论；民主危险论；国人民主素质低下论；民主不合国情论等等，与1949年前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完全相同。

九、高校管理严重行政化、官僚化

众所周知大学的精神是：“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然而，现在我们的大学完全背离了这种精神。不注重学术，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使大学偏离了原来的方向，不能出成果、出人才，更不能得诺贝尔奖。

美国哈佛大学，现有教师两千多人，学生两万多人，是美国十大名校之一。先后诞生8个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得主。他们只有一个校长和一个校长助理。

而我们的大学，除了校长、秘书以外，还有几个副校长，下面还有一个校长办公室。另外还有党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以及一个党委办公室，合计总共有十几，二十几个干部、办事人员，与哈佛大学对比，明显看出中国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的严重程度了。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指出了中国大学的弊端是权力过度集中。随后，很多学校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以后因保守思想回潮，就不了了之。

自1991年以来，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更加严重了，将大学定位为厅级或部级官僚等级机构。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实际上对大学构成了深层次的损伤。因为，这种模式使大学直接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学者的自主性，被掌权、管钱的官僚、外行人控制，很难在学术上诞生新的成果。

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发展是和美国大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1944年西南联大也曾经步入世界大学前沿。但现在，中国大陆的高校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主要因为：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以及大学自主、自治性的丢失。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只重视经济、政治价值。年轻人只想当官，做个科长、处长，而不想埋头做学问。

学生入学，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问题，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大学降低为职业培训班。不重视基础学术研究，不能出人才、出成果，更不能得诺贝尔奖。

近年来，有四种迹象严重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

1、         优秀高中生源外流；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直接就读世界尖端大学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万多名中学生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留学。

2、         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杰出教师与学术大师并不多见。

3、         创新能力较差。根据洛桑年度报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排名，处于中等水平。

4、         评价方式官僚化，高校之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现在学生入学仅凭高考分数，很难做到因材施教，高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建立双向选择关系。

高校内部存在着三大突出问题：

1、         假研究、假论文、假学历；层出不穷，大学的威望、声誉下降。

2、         能拿到科研经费的人比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地位高，真正做教学、研究的人地位低下。

3、         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大学老师不能批评学生；老师之间更不能互相批评、探讨学术问题；老师不能批评校领导；只能歌功颂德，在这种的风气之下，学术研究无法进步。

近年来，中国大学只有量的增长，没有质的提升。从1995至2005年间，我国28所高校与美国大学联盟SCI论文指标比较可以说明。大学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在扩招前，大城市与农村学生生源的比例约为3:1，而扩招后达到了5:1。

十、国富民穷内需不振，经济不能持久发展

目前中国正处在两极分化加剧的阶段，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收买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目前的房价调控，并形成舆论干扰政府宏观调控。

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大量的楼盘空置率达到60%，上海比北京更甚。既得利益集团宁可将大量的住宅空置，也绝不降价卖给需要房子的穷人。

2007年是我国内需的顶峰阶段，当时的内需在宏观经济中，占比高达43%；出口占22%，投资高达35%。当时经济学家曾经批评政府投资过热，影响经济平稳发展。因为2007年，欧美国家内需占宏观经济比重都在70%以上。

2012 年，印度内需占比达到70%，巴西达到53%，俄罗斯也达到47%。而中国2010年，内需占比急剧下降到28%，而投资占比高达51%。不仅是投资过热，而是资产泡沫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而且，我国内需占比较大的是政府消费，而不是城乡居民的消费。美国的政府消费在整个消费中只占11%，中国的政府消费只算公务员，就占消费的30%，如果加上央企和国营企业及上市公司员工的消费，这个比重可能超过40%。而整个城乡居民约12亿人口的消费比重只占60%。 即普通城乡居民人口占92%，消费比重只占60%，公务员加央企国营企业和上市公司员工只有8%的人口，而消费却占40%，这是多么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见，国富民穷，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中国内需潜力不大。如果房价与城市居民收入不匹配，中国经济就不能健康运行，前途暗淡。现在房价至少超出城市居民实际购买力的50%以上，开发商和政府的暴利一起挤压居民的消费，中国经济不能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的经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体是，1：3。这样才能够保持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请看2008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美国是70.1%，印度是54.7%，中国是35%，最低。即便同为出口导向型的韩国、日本、台湾等地，其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也都超过了50%。

目前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发展，市场疲软，出口贸易减少，加上国富民穷，内需不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不能持久发展。

以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只有进行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核心的改革，中国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光明、愈走愈宽广”。

中国人民期盼18大以后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带领中国摆脱困境，走上民主、复兴、富强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