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草博游于网上，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的博客里看到了詹总热心转播的一位重量级掌权人物，知识精英兼央企老总，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草博敏锐的感觉到（不好意思，顺便自夸一下），这篇演讲内容关系重大，正如詹总所言：或迟或早，是会爆发一场激烈争论的。詹总在转载这篇讲演时自谦的说：“对于中国经济，尤其中国的深层经济体制，老詹知之甚少，研究不多。所以，尽管和秦是曾经的同学，尽管这一话题十分引人注目，但是，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态度。本人只是将秦的演讲全文“转播”于后，不作点评。”但是，草博却不以为然，草博决定以草根的名义点评知识精英兼央企老总秦晓先生的这篇讲演，反正我是草根，草根的声音，或许是一个自有其认识价值的视角呢？

以下是秦晓先生演讲的原文，草博的点评穿插其间，原文字体为绿色，点评为橙色。

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 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 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秦晓先生的讲演从这里开始切入正题了。比较夺人眼球的是“普世价值”一词，这让人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秦先生的倾向性。什么是“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理性？法制？民主？平等？博爱？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路径？还是这些价值在不同文明环境中的具体表现？怎么能笼统地说这些东西不好呢？但这些美好的词汇无不已经“标签化”，要弄懂这些“标签”在具体语境中的真实内容，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秦先生这里似乎在为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规定方向，“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可能蕴藏着不同寻常的含义。秦先生的语境排斥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但“中国语境”中的这些命题真的可以终结了吗？讨论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草博更愿意使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语境里经常提到的问题，一是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不知道这两个问题能否纳入秦先生的语境中呢？对于前一个问题，公开反对的不多，暗中掣肘的不少；对于后一个问题，公开反对的也越来越少了，但却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性选择。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无出路。不管精英们愿意与否，关心国家大事的草根们必须睁大眼睛！）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 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 和 “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看到这里，秦先生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应该佩服秦先生的勇气。草博对于以上充满概念和学者味儿的话，并不想发表草根们并不擅长的非此即彼的理论取舍，但我很愿意说出一句明白无误的读后感：沿着秦先生的思路走下去，那不就是要“改旗易帜”吗？“全盘西化”是不用商量了。即便如此，也不宜仅凭某种特殊的感情简单的否定秦晓先生，但秦先生的“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的具体内容究竟怎样呢？请往下看。）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 “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 应当承认，秦先生对“发展主义政府”弊端的批评还是比较准确的，执政党早已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任务，只是将这种转变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是否必要？当然，这种转变可能与某种“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念相吻合，但用一下“为人民服务”的老标签也未必不可。讲究“标签”并不就是为了“标签”而“标签”，实在是“标签”已经人为地被“敏感”了。当然，同样是“服务型政府”，具体如何服务也可以大不同，但因为秦先生没有细讲，这里也不好明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职能转换并不顺利，这可能是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清除这种阻力，相信不仅是秦先生的愿望，也是和秦先生的主张方向完全相反的许多人们的愿望，这也算是“殊途同源”。）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 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秦先生主张国有资本社会化，就是要国有企业私有化。国企的老总力主国企私有化，这是比较耐人寻味的。既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卖掉剩下的那一点儿国企，大概也是逻辑延伸的必然吧？已经有动向显示，新一轮私有化浪潮可能很快就要扑面而来！ 为什么秦先生等人会那么健忘呢？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私有化浪潮，“抓大放小”曾经让多少国有资产流失？让多少“工人阶级”流泪？ 为什么秦先生等人会那么健忘呢？上个世纪末俄罗斯所谓的“休克疗法”也是疯狂的贱卖国有企业，俄罗斯真的“休克”了， 濒临死亡！ 为什么秦先生等人会那么健忘呢？资本社会化真的就那么美好？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血盆大口制造的全球噩梦结束了吗？为什么秦先生等人会那么健忘？！

秦先生等人之所以敢于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力主张国企私有化，也是因为国有企业自有其短处。当初之所以“抓大放小”，还不是因为大多数国企效益不好？国有企业亏损，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不放手似乎也难。剩下这些大个子，效益倒是越来越好了，但其利益流向却令人不满。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导致行业分配不公，此其一；以与国际接轨为借口肆意扩大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导致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此其二。令人质疑这样的国企还是“社会主义”性质吗？企业要改制，究竟如何改？秦先生显然是要去“西天”取经，决计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重复俄罗斯以及华尔街的“九九八十一难”。我就不相信，难道企业员工就天生愿意为资本家卖命而不愿为国企效力？难道国家就真的没有办法管住有私心的国企经营者？当前，有关“不讨论姓啥姓啥问题”的声音已经又一次泛起，其中深意当然不言自明。）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成本最低的。因为中国不可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早期靠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的路子，让农民为这种历史进程做出牺牲就几乎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回过头来想，如果没有农村的那段集体化历史，土地所有权分散在农民手里，中国的城镇化无疑要艰难得多。政府依赖土地经营扩张城镇的模式也是有历史功绩的，但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正是“科学发展观”出台的一个重要背景。历史不正是在“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进步的吗？物极必反，矫枉过正，现在不正需要打到“权贵资本主义”吗？而秦先生主张打倒某些“权贵”，但显然并不主张打倒“资本主义”。）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秦先生告诉我们，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都是因为没有认同“普世价值”，他决心彻底清算所谓的“中国模式”，并鼓动清华学子们“秉承普世价值”，开创未来之路。最后，草博愿意在这里重新梳理一下“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以便进一步看清问题的实质。

“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或者换句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秦先生说“普世价值”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草博认为，既然是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那她一定在人之初就已经萌发，譬如原始人，一定希望拥有狩猎的自由，恋爱的自由，希望拥有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口肉”的个人权利，并约定俗成保障这些自由和权力的道德、规矩和秩序（理性）。这是说“发明权”。但因为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社会的出现，剥削和压迫的出现，人类被异化了，“普世价值”被尘封了，所以才有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重新发现并发扬光大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并不排斥这一语义的“普世价值”，恰恰相反，19世纪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17世纪启蒙价值的历史进化。20世纪以来，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从反面刺激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普世价值”的实现程度，而社会主义自身也在曲折中继续进化。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是说“话语权”。从以上秦先生所言可以隐约发现“发明权”与“话语权”之争，而“发明权”与“话语权”之争的背后隐藏着对中国下一步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选择，这才是问题的实质。秦先生所主张的“资本社会化”，毫无疑问就是彻底的私有化，这是秦先生所喜欢的“狩猎”方式，这才是国企老总秦晓先生的真实意图。

什么是“中国模式”？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这也是有争论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摸着石头过河”，哪里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呢？我们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块石头，创造了持续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也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我们的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不可持续的因素，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严重，腐败丛生，信仰危机......我们并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国模式”。秦晓先生“中国模式论”云云，其中某些观点正是“中国模式”尚未成熟所出现的偏差，而不是“中国模式”的“盖棺定论”。“科学发展观”的出台已经为未来成熟的“中国模式”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秦先生指责“中国模式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但未来成熟的“中国模式”必将以事实告诉秦先生，普遍性正是从特殊性之中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塑造，正如秦先生所言，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今后的道路究竟怎么走？我们已经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除了不希望发生任何变化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的“右派”们和“左派”们都把眼光盯住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按钮。

忽然想起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似乎理解了断头台前那深沉的感慨：“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警惕呀！警惕！我们一定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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