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的优雅》，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所著，销量惊人，后被翻拍成电影。相比作品本身，作者的国籍是一个真正的不幸，法国作家精于表现人类极精细极复杂极细腻的情感变化，这等于是在不断灭绝后世作家的生路。芭贝里在书中选择了异种文明作为自己的出路，把那位骑着恐龙翩然出现的王子设定为一名日本人，多年里靠在日法之间倒腾高级Hi-fi 发了财。芭贝里很聪明，法国人喝够了最好的咖啡，她就端出一杯清茶来；吃惯了各种大餐，她就端出一盘寿司出来；见惯了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她就拿出一块蓝色的手工扎染桌布来。

 

全书采用日记体的方式，由两位女主人公轮流写出她们的所思所感，把焦点放在了人和人的沟通上。它的主题相信是一切文艺女青年所喜爱的：假设你是世界上最后且唯一的一只恐龙，世界上另一只最后且唯一的恐龙是如何凭借蛛丝马迹把你从茫茫人海中找寻出来，然后用一种让人感觉舒适、默契的方法慢慢接近你的心灵，使得你褪去伪装，重新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中的理解和温暖？我觉得这是一切文学女青年的梦，无论当下自己如何被误解、排斥和贬损，确信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只这样的恐龙存在，是继续在这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活下去，且继续怒放的唯一理由。事实上，如果没有合乎心意的沟通方式，那么宁可没有任何沟通。

 

孤独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生命究竟能够承负多沉多重的身心负担？耐力能有多久？痛呵，为什么不能够彻底拔除？是的，我不否认我从来没有丢弃过自强自立，我更不否认我从孤独中得到过很多的精神启示，并且壮大了精神毅志与抗拒自然破坏的卷土重来的可能持续力。但是，我却柔弱在一瞬，在欺骗隐隐绰绰散发出磷火的星光里，我感到恐惧，和令人窒息的绝望。 即使有亿万条理由让我相信人世间有真情存在，还会出现更多更多的真情，比以往还多。可是，我是一只受惊吓的刺猬，你知道吗？

 

如果《刺猬的优雅》展示的仅是文艺门房老太太荷尼与天才少女芭洛玛谈诗论艺怀疑人生的双人博客，它恐怕很难拥有在亚马逊销售排行榜盘踞三十周的成绩，它的看点在于二位作者的伪装。正因伪装，人物才有写作的需要。丑陋的尖刺与柔软的身体，就在这种差异的展示中构成张力，召唤着读者的暗笑神会，与对优雅的认可和赞美。促使二位思考与写作的，当然是她们与世界的龃龉。荷尼自始至终强调自己的职业与阶层，一方面，她深信平民阶层与上流阶层之间不可逾越，带着这种定见，始终对周围虚荣虚伪的上流人士冷眼相看，极尽嘲讽，自尊神经格外敏感。另一方面，她又把自己包裹在社会对她的职业与阶层的定见之中，按照定见把自己装扮成一只竖起尖刺的笨拙刺猬。而智商超群的少女芭洛玛，也同样按照社会对十二岁小女生的定见扮演着她“智商正常”的角色，同时又以独立思想逾越着角色的边界，认定人世荒诞，人生虚无，一心向死。文艺大妈装傻，天才少女装笨，为的是在不搅扰社会“定见”的前提下尽可能免受打扰，保全自我一片隐逸的小天地。这种隐逸而非张扬的精神，最终在二者共同钟情的日本文化中得以打通。

 

古希腊有谚语云：“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我们习惯按照刺猬的形象，为它寻找着一个个伟大的名字：柏拉图，黑格尔，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刺猬的优雅》之所以风靡，大约正是它以两只可企及的日常刺猬的形象，刺激着潜藏在刺猬皮下的无以计数的文艺大众，为他们制造了一个以文艺思想和优雅趣味而获得尊严，赢取爱情，逾越阶层，超越自我，诸如此类的范特西，又冷静地让主人公在生命的制高点上瞬间死去。荷尼的死，让芭洛玛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她鼓起勇气承认，“那是因为我并没有真正地的受过苦，或者说，我受苦，但并没有感到伤痛。只不过是无忧无虑的少女的强说愁罢了。“我们要是害怕明天，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建设现在，因为我们不懂得建设现在，所以才对自己瞎扯明天可以做得到，因此一切就完蛋了，因为明天到最后总会变成今天的。”

 

我不是在防范着谁，我也不是输给了对现实的抵抗，而是在遭遇不安的信任与虚饰慈悲的时候，我早已经生长了浑身的棘刺。如果你不想刺伤我，我不想刺伤你，那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正是看清了这些事实的真相，你再也不敢靠近于我。你是否也变成了灾后的一只刺猬？是否我曾经将你伤得很深？是否，我也有过虚饰的慈悲让你胆战情怯？

 

两只刺猬在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它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于是不得不分开。可是寒冷又把它们聚在一起，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最后，经过几番的聚散，它们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

请保持相当距离，做一只优雅的刺猬。用这种方法，彼此取暖的要求满足了，而且彼此也不会被对方所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