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导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物件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辱了犹太人。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强奸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强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强奸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地锺情和留恋于强奸她的日本恶兵……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三村正春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春帆依旧在》，1980年洪范出版，198页）

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强奸的犹太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留恋于强奸她的德国恶兵……”你能想象后果吗？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

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