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者阅读了《党的文献》杂志2010年第5期里的《毛泽东如何对待群众的激烈言行》一文感触颇深，毛泽东早就提供了处理这类矛盾的范本，只要我们的地方官员能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舍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清正廉洁，断恶行善，上访事件自然就会大大减少，干群关系就会水乳交融、更加密切。然而，现在一些地方官员时常为群众“闹事”担惊受怕、提心吊胆、谈“闹”色变、如临大敌。他们不是认真反思自己做错什么，而动辄使用警力，把“板子”打到人民群众身上。虽然事态暂时得以平息，却加大了干群之间的裂痕。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他海纳百川，虚怀若谷，对群众“闹事”往往给予极大的宽容和理解，从不怪罪群众，甚至反而认为是好事，并以此为鉴，深刻反思我们自己做错什么。如何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呢？

昨天，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二是注重维护群众权益；三是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四是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胡锦涛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切实转变作风，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实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如今,我们的公平、正义和尊严却被一些地方贪官污吏所蹂躏，实为法治之殇，权利之痛。上访是公民合法权利，是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然而，现在的一些地方官员为啥都忘本了，可恨的是那些贪官之所以成为“贪棺”，是因为他们只有一颗自私自利的心，凌驾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或为一己之私利、或为所谓政绩欺压残害百姓，真是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笔者觉得现在的地方官员更应该认真重温毛泽东的“老三篇”，好好读读这种书，好好反省反省！心里装着人民，人民信任支持你；凌驾于人民之上，人民反对抛弃你。这篇文献更希望执政的地方官员看了，可以从中明了秉公执法，清正廉明，聆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牵扯面广、内容复杂的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公平正义的问题，如果一个倒下的执法贪官背后可能就会隐藏着冤假错案，如果一个集体“沦陷”的执法贪官背后会有多少冤假错案呢？像近期浙江省高级法院集体‘沦陷’的事实再次给司法腐败敲响警钟，这样的腐败给浙江高院乃至全国司法的形象杀伤力有多大，对人民群众的心理打击有多深，都是可想而知的。为啥人民群众会不惜－切代价甚至到北京上访讨说法，就是因为访民还相信党和人民政府是主持公平与正义的。

因此，各级地方政府能以关怀之情理解体贴基层上访者的苦衷，不是通过强硬的武力措施，而是通过改进工作和完善制度去合理化解社会矛盾。希望一些地方官员应当懂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比如，我国先秦时代的墨子学派就说过，“船夫用竹篙钩岸上的木桩，木桩能反过来拽着船靠岸。”后来，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概括成为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告诉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不但问题难以解决，还有可能激化事态，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出现。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抚今忆昔，当今人们遇到困难时，为啥都会禁不住想起毛泽东、更加怀念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为伟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如太阳光芒万丈，常驻人心，就是因为毛泽东有一颗为百姓的心，一生自始至终都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为普通老百姓说话办事,不怕得罪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真心诚意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毛泽东的话，最简朴、最直接、最真诚，听起来很舒服，做起来明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济良药。历史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把镜头对准那个时代的点滴记录，重温《党的文献》杂志2010年第5期里的《毛泽东如何对待群众的激烈言行》一文，毛泽东宽容群众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言行，愿一些地方官员从中受到良心的感召和反思。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雷阵雨，突然一声响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这位农民借此发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就把他抓了起来，并要当作反革命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人放了，毛泽东的思考却没有停止：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原来，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虽然只有140多万人口，却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再加上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很是紧张。最初，边区粮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征粮，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二是购粮，由边区政府拨款对外采购。但是，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1941年，又准备增加到20万担。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出现了不满情绪。

弄清事情的原委后，毛泽东经过认真反思，不但减少了当年公粮征收任务，而且由此意识到，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必须自己动手，生产自救。这次意外的“雷击”事件，使他从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到进行生产自救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诱因。

后来，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专门谈到“雷击”事件的教训：“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及“雷击”事件：“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对群众反映的意见历来是高度重视的。建国以后，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一些党员和干部逐渐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甚至做出了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这种苗头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随后，他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当时在广东还发生过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县政府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结果，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还开了枪。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妥善处理，导致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激化，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针对类似事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他还进一步提醒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实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当时，一些党员和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例如，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对此，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又专门谈道：“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怎样才能避免或正确解决群众闹事的问题呢？毛泽东对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做法十分赞赏。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却没有受到影响。其实，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之所以没有闹事，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结果，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泽东称赞：“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

此外，毛泽东还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高度，深刻阐释了解决群众闹事的办法，指出：“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搞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党的事业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思考如何妥当地处理问题，使其向有益的方向转化。毛泽东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范例。如果党员和干部们能够认真学习毛泽东对待群众激烈言行的态度和方法，也许不但能够及时妥善处理问题，消除党群、干群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以改进和完善。这样才能有利于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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