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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记得郑板桥当县令时写过的一首小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封建时代一些官员体察百姓疾苦的写照。历史是一面镜子，背后是古人，照见的是我们；历史是一面巨鼓，鼓槌过去，响彻的却是今天。在那波澜壮阔的年代，倾听历史的声音，回荡“开国领袖”的铿锵之声，缔造了新时代，让我们一起触摸共和国的脉搏，重温“开国领袖”如何挥动“铁腕”处理信访问题？ 聚焦“开国领袖”信访指示，重在“亲办督办”为啥意味深长？

 据《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回首“开国领袖”化解信访问题重在“亲办督办”、“多办少转”，在决定重要事情时，总是先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把群众来信来访的材料，看成是决定党的政策和实行正确领导的重要依据。能够始终本着实事求是、向人民负责的态度严于律己，不循私情，坚持原则，一视同仁；高度重视、极端负责、慎重决策、果断处理。这一点，难能可贵，愈显其品德之高尚，这样做对安天下赢民心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当前认真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信访中的突出矛盾尤为重要。

 镜头一：毛泽东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这是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作以批示。毛泽东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镜头二：刘少奇指示：“信写到哪一级，只能哪一级拆看。”这是1961年2月8日，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传达刘少奇对信访工作的指示：1963年《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省、地应当力求“多办少转”，县一般应当是“只办不转”的处理原则。刘少奇清楚地认识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在对解决问题办法的探索上，刘少奇认为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由此，刘少奇主张以党内“整风”作为解决“闹事”的方法。就在刘少奇在上海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镜头三：周恩来批示：“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要求对上访确有困难者，应予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此外，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能解决者来信保证得到解决为止。”这是1973年7月24日，他对公安部关于伊里亚斯来京上访的调查报告所作的批示。1957年ll月19日，周恩来谈到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1969年9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报送的《关于群众向中央写信遭受打击报复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中央办公厅“代中央拟一内部通报电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委会，要求各级负责人引起注意。如违，应予以纪律处分。”“总理亲启信办理小组”，这时1968年6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成立的。

 镜头四：邓小平指示：“反映人民的要求，就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镜头五：胡耀邦指示:“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这是胡耀邦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上访问题，他对住宅守门人员专门打了招呼。1978年1月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6麻袋。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要求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上访人如潮水般涌向北京，不但中组部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就是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集着一群群的上访人。

 镜头六：习仲勋提出:“多办少转”，这是1957年5月31日，习仲勋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信访工作要求，真正为人民办事，逐步立下了规矩，并对“转办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后来他又提出“发现苗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强调每一项新的政策实施后都要举一反三，这样可以一次解决一批问题。在信访办理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多办少转”的信访办理制度。

 镜头七：毛泽东就对反腐败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特别是他对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及肖玉壁案等五大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左祥云案：这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　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犯。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捉回，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疑。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法庭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勾结徐毅打介绍信到下肖区，准备有计划的逃跑，勾结反动分子刘良芹、刘良棉买卖路条（刘良芹卖给左犯路条一张花10元，刘良棉送左犯逃跑至江口给了5元）。盗窃我们的军事秘密图去献给白军，并企图逃到湖南组织蒋介石的游击队来进攻苏维埃，又私偷公章和介绍信到雩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做反革命的活动”。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镜头八：1957年2月18日，刘少奇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进行调研，即调研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当时，新中国的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批评的意见、不满的言论也渐次多了起来。在南下过程中，刘少奇处理了数起 “闹事”事件，河南新乡国营一一六厂的罢工事件便是一例。2月28日，我们离开河北到达河南新乡。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市委书记罗毅同志在汇报中特别谈到，这里的国营一一六厂前不久发生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少奇同志的注意，决定对此作深入调查。他让调查组成员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自己也亲自找有关干部、群众和参加闹事的工人，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国营一一六厂按计划招收了一批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宣布将多出来的人调到一个五金生产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不一视同仁，有“走后门”现象。群众提出意见，领导又采取了压服的办法。结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闹事。当地政法机关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将带头的人抓了起来。了解清楚以后，少奇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定的结论。

　  镜头九：“我们要对集体负责，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研究时，还根据群众的反映，实事求是地处理了齐海湘错案和冯国全“破坏耕牛案”。

 刘少奇在做调查时，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错案，当时齐海湘已经死了。但是刘少奇仍然主张调查清楚，他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人虽死了，也应该查清，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死了，还有子女后代，我们要对案件负责，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在刘少奇的干预下，终于洗雪了齐海湘的不白之冤。

 对于群众反映的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将一根3寸多长的铁丝钉进他们为生产队喂养的耕牛肺里，致使耕牛死亡的“破坏耕牛案”，刘少奇觉得可疑，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经过详细调查和技术鉴定，否定了原定的结论。原来这头牛曾几易其主，早在1955年8月，在长沙县青山乡社员彭秉泉家喂养时，其子出于好奇心，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牛，致使这条耕牛落下病根，并最终因铁丝进入肺部而死。湖南省公安厅经过复查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国家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刘少奇对人民的负责，不仅表现在他发现错判后及时地予以纠正，还在于他工作缜密细致，由此及彼，考虑到全国如果还有这样的冤案也应一并认真调查研究，予以解决。7月10日，已经回到北京近两个月的刘少奇在审阅这一调查报告时，致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镜头十: 周恩来深恶拖沓的官僚主义作风。“文革”期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个知识青年给国务院来信，批评兵团领导在接待外宾时，有铺张浪费现象，同时反映在兵团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并讲了他自己负了伤，现正在北京的家中养病，但因经济困难，没钱治病等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即将信转送到某部。该部有关方面办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说，我们已经交待过兵团不要浪费，他们不听，就把信退国务院了。一来一去，这封信空转了19天，却未解决任何问题。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说：“官僚主义害死人。”他指示该部去找那个青年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再报告他。关于治病问题，周恩来要该部和北京市委联系，对那个青年给予照顾。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周恩来发现问题后要求派人立即查明真相。 1960年3月29日，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转送的安徽省一位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称“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曾经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信中还反映，“该地区田地荒芜”，“农民纷纷逃亡在外”，“干部作风恶劣”，万望“派员密查”。看了这封人民来信，周恩来致信当时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请他立即派人查明真相，然后视情解决。信上说：“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接到周恩来信后，曾希圣立即安排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向周总理汇报调查结果。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于各地发生的水旱灾害，向来强调“重点放在生产自救上”，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对于来信中反映的社队干部中存在的专横作风，在他主持制定并于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要求坚决纠正。

 综上十大历史镜头，我们清楚地看出“共和国缔造者”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仍然十分关心、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它当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与桥梁，对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从将群体性事件或者说“群众闹事”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一丝不苟地阅处人民来信，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处理人民来信从不粗枝大叶，最忌拖沓、推诿、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处处事事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思人民所需的崇高品德和精明干练的工作作风时至今日意味深长，对今天各级政府化解信访难题值得深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