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有人在给反腐败泼冷水】随着“打虎”深入，有人提出“反腐影响官员士气论”“反腐影响经济论”，甚至个别学者把清嘉庆年间的历史教训翻出来，认为声势浩大的反腐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当代中国反腐成功的机遇期还在，若任由这些谬论流行，只能断送这一机遇期。（7月19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自古以来，“太平盛世”只是相对而言，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世人的美好憧憬。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透过“盛世”王朝反腐的鼓角争鸣，还可以依稀看到那时反腐也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才使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

西汉盛世：汉武帝设“反腐办”，保吏民越级上书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

汉武帝是怎样强化监察制度的？在中央，设立司隶校尉，监督和检举京师百官以及皇族的不法行为。在地方，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称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派刺史一人，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并抑制和打击地方豪富。刺史虽然官品很低，却可以监察郡国长官，如果发现官吏有欺满中央等行为，可直接奏报皇帝，加以制裁。

据史书记载：为严明法纪，抑制权贵，汉武帝破格提拔刚直不阿的低级官吏。北海县令董宣刚正执法，处死杀活人祭宅的豪强公孙丹父子，被青州太守错判死刑。汉武帝获悉，急派特使驰青州，在刑场上救下董宣。不久，汉武帝提拔董宣为江夏太守，董宣肃清了江夏匪患，恢复了地方秩序。汉武帝又调董宣为洛阳令，维持京师治安。董宣死于任上，皇帝遣使到他家里吊唁慰问，只见粗布被褥覆盖遗体，家里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汉武帝伤心地说：“董宣清正廉洁，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因此追授予官衔艾绶，按大夫的礼节安葬他。

大唐盛世：唐太宗派遣按察，“代天巡狩”震四方

唐代的贞观之治是史上公认的廉政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可骄傲的王朝，它不仅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贞观年间，唐朝政治最为清明廉政时期。“代天巡狩”，“衔命出使”，可以直接弹劾中央及地方官员，威慑力很大。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一次曾派遣按察、巡抚２２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以贤能升擢者二十七人，处死罪七人，处流罪以下及免黜者达数百人。一时之际，惩治贪官令朝野官吏震惊，更不敢贪赃枉法，稍加懈怠。

清代盛世：清雍正反腐狠招，“罢官”“索赔”且“抄家”

据清史资料显示：清朝雍正的前任圣祖康熙皇帝，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雍正从吏治下手。雍正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雍正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充实钱袋子，为挽救统治危机，在康熙皇帝去世一个月，不顾乃父“尸骨未寒”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进行反腐。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警钟先敲告诫。雍正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皇帝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腐败立惩。

雍正对贪腐分子严惩不贷，采取罢官、索赔、抄家的惩处方式。先罢官：一个被罢免的官员无法再鱼肉百姓，只能自己掏腰包补上亏空。雍正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再索赔：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绝不宽贷。在追索亏空时，雍正的十二弟允祹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就连死了的腐败分子也不放过，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想人死帐烂。可雍正不吃这一套，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要其家人承担赔偿。后抄家：官员亏空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惩处第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雍正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他用创新的制度去根治腐败，社会风气改变了。反腐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社会风气改变了。后人这样说道：“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是对雍正治国反腐的历史评价。

纵观历史，相比历朝而言，“盛世”王朝时惩治贪官污吏的力度应该比任何时更严厉、更穷追、更猛打，其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特别是汉武帝、唐太宗、清雍正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命穴”上，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在古代那个贪墨成风的年代，如果统治者不下这样一个决心，大动干戈、大刀阔斧，就刹不住腐败之风，更开创不了那个时代的“盛世”景象。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毫无疑问，古今中外都是把反腐摆在首要问题，将来，只要有政，只要由人执政，而人性贪婪的弱点不改，就仍需为政之廉洁作不懈的努力，仍需限制和制约权力运行，更不能幻想权力靠自我约束。若放弃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无疑就是放纵“老虎”作恶、“苍蝇”乱飞。时下当借鉴历史上“盛世”反腐刀光，扫除别有用心的人在给反腐败泼冷水的荒唐谬论，严惩贪官，重典治腐，以促进官吏为政清廉。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文/宋丞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