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纷乱的时代里，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年13位胸怀天下的年轻人，“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了追求共同的理想，并肩站在一起。

但是，历经28年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或为革命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或壮烈牺牲；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由于各种原因脱离、背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甚至成了汉奸，成了共产党凶恶的敌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从中共“一大”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到1949年开国大典时，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中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共“一大”代表，却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还有就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作出贡献的李达。

在历史的档案里，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我们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人血染刑场，壮烈牺牲，但那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他曾把自己的住所用做中共“一大”会场，他曾留守在上海的党的负责人——曾任“留守书记”，后又另起炉灶，“脱党”却不放弃信仰，但仍在研究共产主义学说的李汉俊。

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东任职之后，曾委托李汉俊代理上海的中共书记。后来，两人在书来信中说到党的组织形式时，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则主张地方分权。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基本党纲寄给李汉俊，因想法不同，李汉俊便做了修改。待修改稿寄回来时，陈独秀大发脾气。意见相左，引起了“留守书记”的不快。为此，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交由李达负责。这件事也给陈、李两人的关系投下阴影。

不过，这些阴影终归是意见分歧。如果这种分歧出现在党的成熟时期，是不难解决的。但正像开国领袖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时候党还是非常幼稚的。党是幼年的党，党内难免出现一些幼稚的现象。倘若让历史回眸，纵观李汉俊的革命之初，应当自有公论。

据开国元勋董必武回忆：“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董必武多次把李汉俊称为“马克思主义老师”。董必武还把从李汉俊那里获得的书刊，介绍给陈潭秋阅读。

1919年2月，董必武到上海主持湖北省善后公会，与李汉俊结识。两人相见恨晚，过往甚密。经过李汉俊的介绍，董必武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

1919年8月，董必武在汉筹款办报夭折。10月，写信给李汉俊诉说。李汉俊很快写了一封1.5万余字的回函，总结人类历史，挖掘黑暗社会的病根。提出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

李汉俊出生在湖北潜江，先随其兄李书城到武汉读书，后赴日本留学，由此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由学习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的见解。李汉俊回国后，先是在上海的一家中学任教，后又担任编辑工作，探讨和翻译了一批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事党的理论研究。所以，陈独秀南下时对他委以重任也不是简单托事。

1920年12月，面对陈独秀南下后留下的党务工作，他在妻子刚刚去世不久、个人生活极其困难且有一对子女需要照顾的情况下，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还时常北上或南下，给各地的同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大”召开期间，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其兄李书城共同居住的公馆堂厅作为会场的，终日备烟沏茶张罗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的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一大”后，李汉俊倾心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他继续撰写文章，并印成小册子秘密散发。同时他还同上海党团员印制了六万张宣传革命道理的贺年贴广为散发，一时间轰动整个上海城市。

李汉俊利用自己外语水平好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另一方面为其他同志的译本进行校注，如陈望道同志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就是由李汉俊校注的，对中国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称赞“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者”。

不久，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的关系恶化，加上意见不一，便离开了上海，返回武汉进行革命活动。在武汉，李汉俊很快在武昌中华大学谋到一个社会学教师的职位，借此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到董必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报告，还到工人、青年和妇女组织中开展活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我不能作为党员，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这是后来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将其除党籍后，他所表示的态度。虽然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晚钟敲响，汉口济生三马路上岗哨林立。一阵排枪响过，李汉俊高大的身体倒在血泊之中。就在李汉俊倒下的地方，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的。我党没有忘记这位一度“脱党”的革命烈士。“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给李汉俊家属签署的一张“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道：“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文/宋丞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