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纪委公布了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工作首个整改意见情况，通报中称，对广东省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组织处理已基本完成，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6月7日京华时报）

古人云：法令兴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西周时期,琱生因超占土地被人告发，为逃避制裁，琱生向办案官员行贿，终于达到目的。为警示后人，琱生行贿劣迹被记录在青铜器上，世代铭记，警钟长鸣…… ”然而，这起对茂名涉嫌行贿买官案件的查处或将暂时告一段落，但留给世人的警醒远未终结。

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将许多受贿罪贪官绳之以法，却很少把行贿人推到“囚车”上，并且，受贿者与行贿者受到惩处的比例悬殊。虽说有涉嫌行贿买官的行为不意味着所有行贿人必然都要走上“被告席”，但仅以问责方式画上句号，使大量行贿官员逍遥在法网之外。对于行贿官员因何得以免罚知之甚少，显然公众质疑必然由此频生。

众所周知，行贿人被免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动交代”。其法律依据就在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中，“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比如，“主动交代”的“主动”如何准确认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凡此种种，又由谁来监督这种司法自由裁量权？

行贿行为是对社会公平、诚信机制的严重挑衅，挑战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底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而由于对行贿行为的惩处畸轻，受其引诱的受贿相应增加，打击受贿行贿犯罪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只公布结果却没有备注被“赦免”刑责的主因，更不知有多少官员因涉嫌行贿买官“主动告发”而导致受贿人“东窗事发”？

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另据“两高”联合发布的《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坚决查办受贿犯罪的同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的力度。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为跑官买官行贿等八类行贿犯罪案件，被列为严肃依法查办的重点。

依法治国的力量源于法律的权威、源自法律的公正。要彰显法治权威，只有切实做到：任何人只有履行法律的义务，没有践踏法律的特权；只有服从法律的责任，没有背离法律的自由。以法律作为行使杖责权力的依据、评判是非的标准，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不变通、权力面前不滥用、杖责面前不逃避，让行贿者无处遁形。

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买官卖官却为啥还暗流涌动？因此，笔者建议从源头上惩治行贿受贿要严格把握宽严尺度，对司法自由裁量权形成强力监督和有效约束，避免“杖责不公”。在严肃惩处受贿贪官的同时，形成惩治行贿犯罪高压态势，只要对行贿者认定事实清楚也要依法惩处，决不手软，决不姑息，该罢官的罢官，该法办的法办，才能从根本上震慑和镇住此类现象的发生。且问且丈量：总该为法律想想威严，“杖责”不该总是心太软。（文/宋丞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