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综合报道：近年来，多名因三鹿奶粉事件被问责的官员陆续复出，包括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司副司长鲍俊凯、原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去年11月，吴显国列席河北党代会，这被看做是复出的信号。算上去年复出的几位石家庄正副市长，如原市长冀纯堂去年10月出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原副市长张发旺复出任市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赵新朝复出任副市长，当初因三鹿事件被免职降职的官员已悉数复出。

三国时期，曹操发兵宛城时规定：“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这样，骑马的士卒都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可是，曹操的马却因受惊而践踏了麦田。他很严肃地让执法的官员为自己定罪。执法官对照《春秋》上的道理，认为不能处罚担任尊贵职务的人。曹操认为：自己制定法令，自己却违反，怎么取信于军？即使我是全军统帅，也应受到一定处罚。他拿起剑割发，传示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曹操率先垂范，执法严明，令人敬佩。

众所周知，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割发可以算是不孝之大罪，所以曹操就在军前割发代首以明军纪。这个故事曾被当作曹操严于律己的经典故事而流传至今，然而往细一想，则不然也。践踏麦田，理应斩首，焉能割发了事？倘若是下级军士践踏麦田，亦能割发代首乎？这岂不是典型的“以罚代刑”。但从当今的视角来看，我们看到的却是问题官员特权的一种掩饰。

如今，因三鹿事件被免职降职的问题官员咋也玩起了“割发代首”的游戏？当违反了纪律甚至法律时，只是象征性地道个歉或以内部处分形式代替法律的惩罚，个别被免职降职的问题官员，风头一过就又走马上任。在这种情景之下，公众自然是纷纷质疑。正如曹操的马是受了惊，以“割发代首”还“情”有可原？但是三鹿事件被免职降职的问题官员可不是曹操的马受惊那么简单，而是那些鲜活的生命在诉说，毒害的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脊梁。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按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的工作条例，那就是民主推荐、组织考察、民意测评、讨论决定、任职公示，这是最主要的程序。官员权力的来源本身就必须体现民意，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权力来源，更离不开民意基础。所谓官员问责机制，作为官员进出机制一部分，就更应当体现民意所向和法治威力，问责制的意义在于“惩前毖后”。

然而，公众却奇怪的发觉，咋不见问题官员复出走正常选拔干部的任命程序？咋都是悄悄地顶戴“花翎”？面对公众的质疑，也鲜见有组织部门对此作出所谓“正常安排工作”的解释，表面上看来也合乎人情，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永远地被关进“冷宫”。然而，按照党的干部任免条例规定，提拔干部，须经过任前公示、民意检测、组织考察等组织程序。无形中就会让公众发出问号：问题官员的复出为啥无需经过公示、民调、考察等组织程序？怎么都由组织部门说了算？凭什么省略了民意测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实上，民意向来也是举贤不避“历史问题”，该起用的时候还是要起用也无可厚非。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官员“能上能下”的原则。但是，现实中问题官员的复出在操作上还是缺失必要的透明度，并未产生制度性痛感，对问题官员的复出为啥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有时已经令人“包容“得无法容忍的地步，一个有“三鹿严重事件”记录在案的问题官员希望公众包容，甚至“包容”得可以“走马上任”？反过来，如果你是普通公民还会有人这样“网开一面”吗？如果对所有的问题官员复出能做到公开透明和尊重民意又何妨？羞答答的“割发”焉能静悄悄地复出？（原创：宋丞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