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人瑞”这个词，指的是高寿之人。古代社会人均寿命普遍不高，因而历代统治者对人瑞向来重视，并不遗余力地给予奖励。清代时，朝廷更是确定了“旌表百岁”的制度，以凸显其盛世之象。

关于旌表百岁的目的，乾隆帝在谕旨中讲得十分清楚：“国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跻寿寓、升平人瑞，实应昌盛期，是以每岁直省题报老民老妇年至百岁即百岁以上者，不可胜纪。”

乾隆帝把老民老妇看成是社会太平昌明之象征，因此大力予以宣扬。耆寿至百岁，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具奏，八旗由都统，各省由督抚题请，部核奉旨旌表者，俱准建坊；其于常例外，奉旨赏给御制诗章、匾额、缎匹，并有职官员赏职衔及貂皮等物，均由特恩。

康熙九年（1670年）规定：“命妇孀居寿至百岁者，题明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坊银三十两。”最初旌表的范围仅限于孀居的命妇，还未曾普及到一般平民大众。这种普及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老民年登百岁者，照例给予建坊银，并给‘升平人瑞’匾额；老妇寿至百岁，建坊悬额与命妇同。”

可以看出，旌表百岁匾额的字样是不同的，“升平人瑞”只颁给男性，赐给女性的是“贞寿之门”，这其中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女性是不能称作“人瑞”的；其二，百岁要获得匾额，必须同时有“贞”作为前提；其三，“之门”表示褒奖的是她所在的家族，而并非是她本人。这就使旌表百岁、建立人瑞坊带有较为明显的男尊女卑的印迹。

雍正四年（1724年），出现了一个年至118岁的寿民萧俊德，当时除规定给银建坊外，又多给六十两赏赐。于是制定了超过百岁者的加倍赏赐之例：“年至一百一十岁加一倍赏赐；至一百二十岁者，家两倍赏赐；更有多寿者，按其寿算加增，著为定例。”

乾隆元年（1736年），湖北江夏县寿民汤云山一百三十一岁，照加倍赏赐之例于坊银三十两外，再加三倍赏赐，共给银一百二十两。乾隆帝又外加赏赐缎匹，银四十两。十一年（1746年），汤云山一百四十一岁，加赏银三十两，赏给上用缎五匹、银五十两，并加恩特赐“再阅古稀”的匾额，由内阁撰拟，并书御制诗一章赐之。

对于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化外之民”也加以旌表，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云南阿迷州民王国炎年一百零三岁，除得到加赏的缎一匹、银十两外，还获得乾隆帝御书“南弧垂彩”的匾额。

旌表百岁不仅存在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官绅与平民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别。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题准：原任内务府总管丁皂保，连闰准作百岁，恩赏朝衣一裘，上用缎十匹、银千两，给予“期颐国瑞”匾额，御制诗二章赐之。

即便不是旗人，普通汉官之父母亦可得超乎寻常的赏赐，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原兴汉镇总兵金梁母杨氏年届百岁，加恩赏给御笔匾额，并上用缎六匹、貂皮十张。嘉庆十四年（1809年），礼部具题：原任直隶总督郑大进之妻江氏，现年一百岁，请照例给银建坊旌表，嘉庆帝照准并给予赏赐。

此后，官员享有优厚赏赐的明文规定出现了：“凡三品以上文武大员父母妻室有年至百岁者，于例给坊银三十两外，请旨加赏银十两、缎一匹，并以次推广。凡有年逾百岁以上，及年届百岁五世同堂、未届百岁五世同堂者，如系三品以上均于平民常例之外，以次递交请加赏银十两、缎一匹。至未届百龄五世同堂者，向由各该衙门给匾，例无一定字样。”

此外，夫妇同登百岁，兄弟同登百岁也有额外旌表，此例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是年，广东南海县民杨能启100岁，其妻黄氏101岁，照例题请双旌，另外赏赐缎二匹、银二十两。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山东章邱县寿民王欣然103岁，其弟王瑞然100岁，兄弟同臻百龄，请建坊旌表。乾隆帝下旨：“王欣然、王瑞然俱著加恩各赏上用缎一匹、银十两，并给予‘熙朝双瑞’匾额。”

此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山东清平县张氏兄弟，光绪九年（1883年），奉天承德县栾氏兄弟皆分别收到旌表。但有清一代，能活到百岁的毕竟是少之又少，因此统治者花钱不多，却得到了尊老敬老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