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港附近山坡上的“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

葫芦岛遣返的百万日本侨俘本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事实的有力抨击，对中日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1946年11月底，当年最后一艘送日本侨俘回国的轮船即将离开葫芦岛港，负责日本侨俘管理的中国政府官员李修业上船送行时，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1946年至1948年，总计有1051047名日本侨俘从葫芦岛踏上归国之旅，这一事件迄今为止是由单个港口遣返敌国难民人数的世界之最，史称“葫芦岛百万侨俘大遣返”。

日本侵华战争是对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造成数千万同胞伤亡。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民没有以暴易暴，而是以善良与宽容妥善安排日本侨俘平安归国，体现了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许多日侨在归国之后，都将葫芦岛视为再生之地。多年之后，随着当事人的年迈与逝去，这次伟大的壮举逐渐湮没在世人的记忆中。本刊记者专程赶往辽宁省葫芦岛市，去探访“大遣返”在当地留下的印记。

九旬老人忆遣返

时间拨转回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推行“弃民”政策，拒绝为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提供救济，100多万侨民瞬间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原本大都是日本的贫苦劳动者，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诱骗下移民中国，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尽早回到日本与亲人团聚，而帮他们回家的，正是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践踏的中国人民。

中、美、苏三国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多次就遣返东北日侨问题进行磋商。由于苏军不同意将外地日侨由大连、营口港遣返回国，于是葫芦岛港成为当时“东北日侨生还的唯一希望”。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会议，商定了遣返日侨的具体办法。从1946年4月开始，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日侨在三方合作下分批分期集中到葫芦岛，在这里登船启程回国，历史也在这里为日本侵略中国以失败告终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今，走在葫芦岛街头，人们对这段历史已经相当陌生，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中依然健在的更是寥若晨星。经多方打听，记者辗转在葫芦岛下属的兴城市找到了98岁的赵序初老人。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与他家毗邻的日侨一家遣返时的境况，以及曾饱受侵略之苦的当地百姓对日侨无私的帮助。

“记得在光复前后，我家住在宁远古城内北街的西厢房。日侨小数田家就住在我隔壁，小数田是负责烧砖的，他的夫人英子是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年近百岁的赵老就此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闸门。

赵序初自小住在宁远古城里，这座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曾是袁崇焕大败清军击伤努尔哈赤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这里沦为日据区，日本侨民也不断涌入。赵老当时从事会计工作，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对日本人又恨又怕，不愿主动接触。“英子的父亲爱打麻将，没事就来找我，态度挺友好，但除了打麻将别的都不谈，记得他腰上总是别把刀。”赵序初向记者比划刀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他说他女婿小数田要去参加‘敢死队’。”赵老清晰记得，当时英子父亲突然就显得苍老了许多，讲这番话时就像对亲人诉衷肠一样，“参加‘敢死队’意味着送死，他的女儿也将成为寡妇。”以前从未与赵老讲过话的小数田特意赶来道别，“他说‘赵先生，我要走了’，意思就是永别了。”不久后就传来了日本战败的消息，“他们有人在大街上就嚎啕大哭，也有老人因为绝望而自杀。”当时听他们说，在战争结束前，“已经有秘密文件传达给日侨，让他们多交当地朋友，将来不可能再回日本了。”

遣返前，日侨的地位和生活一落千丈，赵老说：“当时的日本女人会做一种叫‘馍几’的日式点心到中国人家敲门叫卖，一开门，她就行一个日本大礼。”赵老还看到一些从东北其他地区赶到葫芦岛等待登船的日本女人，跪在街头叫卖物品，路过的中国人看她们可怜，总会接济一下。“中国老百姓太善良了，自己非常贫困，但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慷慨解囊。英子在临登船前对我告别，‘你们中国人心大大的好！’”赵老说到这里轻声叹息，“等待登船的日本人当时都很恐慌，见到中国人都低头哈腰绕着走。但是葫芦岛人不但没有虐待打骂他们，还供给他们吃住治病。我们那时吃不上的大米都尽量供给他们。”

当时日本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则七天，长则半月，甚至一整月至半年。其间，日本侨俘所需食物全部由当地人供给，仅按105万日本侨俘每人食用2.5公斤粮食计算，共需262.5万公斤，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粮食年产量总共仅为400万公斤。

日本在战后编撰的《“满洲国”史》承认：“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骑行千里寻恩人

“我1935年出生在哈尔滨，11岁时从哈尔滨坐火车来到葫芦岛。”不久前，80岁的日本老人丸山厳骑着自行车跨越东北三省从哈尔滨来到了葫芦岛，他此次骑行900多公里就是为了重走当年“大遣返”的回乡之路，并寻找和感谢当年中国人的救命之恩，葫芦岛是他感恩之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站。

负责接待的葫芦岛市政协文史办副主任张恺新带来了一本日本1954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写真史》，其中首篇就是介绍当年从葫芦岛撤侨的经历，有数十张“大遣返”的珍贵历史照片。丸山厳看到画册时非常激动，他指着画册中一幅图片说，“当年我就是坐的这艘叫做LST的美国军舰回到日本。”他看着画册中一位衣衫褴褛、眼神茫然而惶恐的小男孩喃喃地说，“我当时也就是这个样子。”

丸山厳首先来到了位于葫芦岛龙港区的马仗房火车站探访，当年的站房和铁轨依然保留，丸山厳久久凝视着铁轨默默伫立。当年，他随家人从哈尔滨辗转乘火车来到葫芦岛。马仗房火车站是铁轨的尽头，侨民在此下车后步行到港口集结暂住，等待乘船返乡。当年日本侨俘暂住地原址依然保留，后来成为葫芦岛锌厂的老宿舍区。在丸山厳的记忆里，当年的葫芦岛港周边只是散落着几个小渔村。据记载，当时全葫芦岛港人口不过万人，加上周边的人口总共不超过十万人，可见当年的遣返工作是何等巨大。

“日本战败后，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妹妹。快要入冬时，我们家已经断粮断煤，眼看要冻饿而死，我父亲以前的同事林先生送来了煤炭和粮食才让我们活下去。林先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可惜他已经去世了。” 丸山厳回忆说，“我们孤儿寡母从哈尔滨到葫芦岛，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和侮辱，反倒是食物和住宿都有人照顾，对此我永生难忘。”

本刊记者采访获悉，不仅是老百姓，当年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国政府也拨出数亿元东北流通券作为遣返经费，并配备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和1.3万多节火车皮，以供遣返之需。国共双方有关遣返的“协定书”中明确规定：“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它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

来到葫芦岛港附近山坡上的“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前，丸山厳献上鲜花，洁白的花束上，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深深怀念”。面朝大海，葫芦岛港的景色尽收眼底，老人放飞了亲自折叠的代表和平的纸飞机，飞机载着老人的美好愿望飞向大海⋯⋯

用历史镜鉴未来

“正是这些耄耋老人零散的记忆逐渐复原了这段曾经被忽视的宝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遗忘。”张恺新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有不少遣返日侨及亲属来葫芦岛寻访并纪念这段历史。今年人数最多的一拨是在8月初日本国际善邻协会会长矢野一弥率领的访问团，其中有11位是当年从这里遣返回国的日侨。

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是日本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民间组织，其成员大多是由葫芦岛遣返回国的日侨和他们的后代组成。多年来他们默默地为中日友好做着贡献，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八岛继男，他曾参与援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等项目，年过八旬的他如今仍然在为中日友好奔波劳碌着。目前，“大遣返”历史陈列馆正在筹划建设，以让更多的中日民众以史为鉴、世代友好下去。

原中共葫芦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钱福云对本刊记者说，“大遣返”本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事实的有力抨击，对中日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大遣返’彰显了当时中美、国共之间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力量，如今纪念‘大遣返’对于当下的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也有着积极的正面意义。”

（《中国报道》杂志供稿 作者：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