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日本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

抗日战争，让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深刻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也是精神上的胜利，而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因而也是文化的胜利。

说到纪念抗战，我认为，如今人们对政治和军事层面胜利的研究和反思，已讲得够多的了，而对其精神层面的胜负考量则讲得较少，所以，我想就此多说几句。

纪念抗战，最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反思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

不料，一个叫赢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秦代留给中华文明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来评判。而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有思想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涌现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期情况则更趋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来形容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甚至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秦代以后的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千载以降，无论一些国人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是跪着的。许多人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从没有真正站直身躯，只会匍匐在地，无论面对的是皇权的威严，还是外国侵略者的枪炮。

这种扭曲的人格和社会风气到中日甲午战争时已让整个中华民族病入膏肓。日军进攻辽东时，清朝守军约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但不到10天，辽东即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些死伤的清兵是在奔逃时中弹的。

直至后来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当时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始终都没有出现。

中日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8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中华文明有一个鲜明特点：多难兴邦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即将跌到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被逼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到了悬崖边才会破釜沉舟，真正冷静并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

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2000多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

看看日本京都和奈良等城市的古代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建筑的风格和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取代了中国。

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人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中国当了日本2000多年的老师，反过来，近代日本当了中国的老师逾百年。

今天，我们的语言体系中还能够看到受日本影响的痕迹，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于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中社会名词的近70%，如果不使用这些名词，我们今天很难完整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中国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鲁迅等。

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最后却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肉体上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因为他思考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

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他全部著作的思想内涵：“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的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的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则发生于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相同，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

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相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千百年来，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最典型的代表。

1919年6月3日，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

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即使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多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却也摆脱不了悲凉与无奈的情愫。然而，再看看毛泽东写就的战争诗篇，哪有一丁点儿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当属《七律·长征》，艰难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豪迈地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

抗战决胜因素：交战对手的精神状态

抗日战争中的侵华日军，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强盛，也是野心最张扬的一代。侵华日军中的高级将领，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都参加过奠定近代日本强国地位的“日俄战争”，当时年龄多在五十开外，正处于人生中最成熟的巅峰状态。

与之相比，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将领们则年轻得多。彭德怀领导发动平江起义时30岁，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时年仅24岁，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35岁。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态投入抗日战场，创造了历史。

日本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樱花，当其灿烂盛开之日，也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他最荣光之时。日本人认为这二者都是美的极致。

我曾在冬天去过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学生们一律都穿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孩子们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谚语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国人则总是劝人“慢走”“你慢慢吃”。

这种精神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是看轻生命的。世界公认西方最强悍的军队是德国国防军，但在斯大林格勒，德军保卢斯元帅率领9万名士兵集体投降。而日本军人在绝境中通常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极少降服。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语）的情景令世界耻笑。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比上一场战争还残暴。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南京大屠杀惨案之前，如果说中日双方的战争还可称之为胜负之战，而南京大屠杀惨案之后，战争已演变为生死之战。

日本军阀们惊讶地发现，仅仅过去了40年，这个大陆种群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特别是共产党员，内心极其强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但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视。

史料表明，日军曾煞费苦心地研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比如，凡听到别人说话就起立者，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询问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国某年”者，多是党员，并受过教育。

日本人对共产党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伟大对手的传统。日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军战士跳下悬崖的壮举，肃然起敬。日军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一个军曹的号令，向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抗日战争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共御外侮的精神和决心。图为抗战期间，湖北武汉汉口，爱国游行中的少年举着“不死”的旗帜。

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令日军怀有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如一声炸雷，至今仍在天地间回响，让人触摸到了信仰的力量。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儿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

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就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后自杀，并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精神一变天地宽

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就显现无遗。在这一点上，日本就显得局促多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涌起一缕乡愁。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

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通过笔谈沟通，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抗日战争，中日两个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对决外，就是在格局上对决。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的老师。日本是个岛国，眼光不开阔，而毛泽东的眼光则掠过千山万水。

毛泽东看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始终是攥着拳头对付中国的，而中国却如张开的五指，受力后极易折断。中国不能产生合力的深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只有个人，没有集体；二是精神世界封闭，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团结。毛泽东还摒弃前嫌，呼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军，但军事思想非常先进，连美军都派人到延安学习八路军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不仅是战争大师，更是战略大师。日本是一个强盛国家时，毛泽东坚决拒绝与其谈判，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日本战败后，成了非正常国家，毛泽东反而主动与其交往。

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他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

他写出《论持久战》，是一次精神上的长征，更是大战略。毛泽东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战争风云大势的，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本质，而自他以下的中共将领们，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战争。他们的战争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节和过程的准确把握和控制上。

我研究过日本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这两所大学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特别重视对战役的研究，反而对战略不甚看重。日本军事院校至今还津津乐道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某些战役。战略需要哲学。

毛泽东指出，日本是没有哲学的。战略要有全局，日本则特别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太平洋战争后期除外），可是输掉了整个战争。它太看重胜负，于是只有小胜，没有全胜。

毛泽东从不看重局部的胜负，他总是从事物的本质入手，时或举重若轻，时或举轻若重，格外大气。抗日战争胜利五年后，他就挥师入朝，对抗世界第一的强大军队，就是战略大手笔。

而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似乎已触摸到了现代战争的本质。但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根本就没有理解自己独创的这一战法的划时代意义。反而是遭到重创的美国人从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并将目光投向了天空。从此，美国人给战争插上了翅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虽然满目疮痍，但整个民族在精神上获得了重生，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战争虽没有在日本本土进行，日本算得上是“国破山河在”，这个“国破”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灭亡，还指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

美国占领日本，主要还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占领，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麦克阿瑟飞往东京时，随从问他带不带枪，他说：“什么也不带，就空手去，这样对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美国战后对日本进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压制这个民族。

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

70年来，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那些甲级战犯正是被美国人逮捕并处死的，但美国沉默如山。美国在日本驻有重兵，且都驻扎在战略要冲，况且70年前两颗原子弹爆炸的巨响犹在日本人耳边回响，美国根本不怕日本闹事。

美国占领世界那么多地方，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袭击无日无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此类袭击。日本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枚棋子，再也没有了曾经与之对弈者的身份和心态，明治时期的精气神也荡然无存。

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剧烈摇晃，一栋栋大楼都“吐出”滚滚人潮。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大街上全是人。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的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

震后，有人读到该文后赞赏这种状态，认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却不这么看。从这种举动中你难道看不出压抑和窒息吗？这是万众一心吗？这是万人一面。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恰恰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都被世人称为“机器民族”，难道其中有什么深奥之处吗？

我经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从日本人名字的变迁中可窥一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

1944年至1947年，美国曾先后派遣100多位军事专家进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深入调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情况。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卡尔迅在深入观察后撰文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广大民众具有一种崭新而且不同寻常的民族主义精神。”图为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交流。

上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泽东给宫崎滔天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泽东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否则他不会这么称呼。但今天，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当代日本人远去了。

只有精神上的强者和巨人，才会宽宏大量

抗日战争过去70年了，日本仍有一些人对当年战胜了他们的中国耿耿于怀，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历史上，哪有一个战败国，对彻底战胜并原谅、宽恕了自己的战胜国——还放弃了战争赔款和对其领土的占领——在过了70年后，还充满了怨妇般的愤恨？除日本外，绝无仅有！

但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人是宽宏大量的。在抗日战争中，由于精神境界的转换，中华民族已成为精神的强者和巨人，所以才宽宏大量。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不能忘却，可以宽恕。

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曾是八路军120师的干部，据他回忆，一次他随部队攻占了日寇的一个炮楼，在炮楼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大木箱，打开后，里面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来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满满两箱子。穆青所在连的连长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战士们都哭了。

国民党远征军将领孙立人率部赴缅甸作战，俘虏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请示他如何处理，孙立人说：“这些狗杂种，你再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就这么办！”

在对待日本俘虏的问题上，国民党人远远比不上共产党人。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随共产党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没有听过这种事。

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个民族而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日本不对战争罪行道歉，不能正视侵略历史，它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经80岁的毛泽东曾评价日本“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也许道理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