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平（右）正在向对日索赔团成员了解相关情况。

1941年，侵华日军在温岭松门一带登陆，大肆烧杀抢掠，40余人遇害， 2300多间房屋被烧毁，6000多人无家可归，酿成了惨绝人寰的“温岭惨案”。

“坦白说，我不知道这起诉讼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是这么多的战争受害者等了几十年，总归要得到一个说法。”近日，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专家潘国平教授专程来到温岭松门镇。此行，他将作为温岭70人对日索赔团的法律顾问，搜集有关“温岭惨案”的史料和证据，帮他们向侵略者讨回公道。

日军放火烧房子，整个镇子火光冲天

曾合满，今年79岁，1978年从温岭松门中学调入淋川中学当校长，1992年退休。

侵华日军制造“温岭惨案”时，他年仅5岁。但那段悲惨记忆，经父辈们口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淋川过去叫淋头镇，我记得小时候下街桥头有堵墙，上面写着“淋头镇”三个字。

我的父亲叫曾皆仁，当时在淋头镇的街上开洋货店，我娘舅家在离我家一里多路的北咸田村。

1941年4月24日，日军带着以一个班的兵力经新田、牛河头来淋头街骚扰。听说日本人打过来了，母亲早就带着我避到了北咸田，但是我父亲还守在店里，他把一些值钱的东西绑在脚踏车上，打算随时都可以走。

日本兵到淋头街上时，父亲把松木做的门板卸下一扇，想张望一下，看一看是否可以出去，但他发现日本兵已到街上了，此时其他人已经差不多逃光了。

日本兵打算烧房子，他们把人都赶出来，而且什么东西都不准带，我父亲就这样被日本人赶过王江桥头，赶到南河坎那边。

等赶过官河后，父亲逃了出来，来到了北咸田。他回头看到，淋头镇已是火光冲天。

这火烧了三天三夜，等火烧完日本兵撤退后，大家回到淋头街，发现瓦砾等都还很烫。我家的脚踏车也被烧了，父亲从瓦砾中挖出了一些银洋铜板。

父亲还从瓦砾中挖出一些烧焦的米，他舍不得扔，便拿来煮饭吃。吃了这些烧焦的米，他就得了肠胃病。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没有办法医，农历七月时，父亲就去世了。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而我只有5岁，就这样，我失去了父亲。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边帮人做苦工，一边还要带着我躲避日本兵，日子过得很艰难。

40余人遇害，6000多人无家可归

今年90岁高龄的许铭，同样是那场劫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尽管年事已高，许铭老人对那段悲惨往事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除了纵火抢掠，日本兵还肆意滥杀无辜村民。他曾亲眼看到一个日本兵把村民的腿活活打断了，还有一个老乡被日本人抓住后，被反锁在房子里活活烧死。

日军撤退后，据当地政府统计，日军枪杀和烧死无辜群众40余人，烧毁了松门镇民房及庙宇500多间，烧掉了淋川全镇房屋1800多间，造成2300多户家庭流离失所，6000余人无家可归。

由于家园被烧毁，很多人不得不流浪他乡，过着乞讨生活。一些老百姓饥不择食，不得不吃火烧过的焦谷、焦米、死猪肉、死牛肉，结果瘟疫盛行，得肠胃炎、皮肤病的人到处都是。

伤痛可以抚平，但历史不能忘记。这场战争中的受害者从未放弃过对日索赔的诉求。事实上，早在1992年，曾合满等十余名战争受害者及后人，就曾开展过受害者调查工作。短短3个月时间里，他们就收到了调查登记表917份、签名表74份，共计签名6000余人。

自1992年至今，当年参与民间对日索赔的人，有好几位已经去世了。但其他人还在不计报酬、义务地进行民间对日索赔调查。

珍贵史料将成为发起诉讼的重要证据

在抗战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许铭、曾合满等当年的受害者或后人自发组织起来，再次发起了对日军暴行的民间索赔行动。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军事法研究所负责人潘国平特地来到温岭，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

在曾合满老人家，潘国平看到了一叠叠已经泛黄的材料。“这些资料无比珍贵。”潘国平对他说。

现年49岁的潘国平，从1995年开始就关注民间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索赔行动，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对日索赔起诉等多起索赔行动。

他说，从以往的索赔案例来看，诉讼最难的地方在于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好在经过曾合满等人的努力，日军制造的这起“温岭惨案”不但有充分的调查资料作为支撑，还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及其后人的亲历口述，相互之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证据确凿、铁证如山，我们争取通过共同的努力，利用法律武器，为当年的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潘国平说。

在综合了解各方情况后，潘国平整理出一份起诉书，原告为许铭、曾合满等70位老人，对当年日军暴行提出索赔，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十多位，“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民间对日索赔起诉难度比较大，要做的事情会很多，需要多方面密切配合。”潘国平说，令人欣慰的是，很多有良知的日本律师也加入了法律援助队伍，为我国当年战争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另外，西南政法大学在浙校友也将成为他们的法律后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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