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日本民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它们的双手沾满亚洲人民的鲜血。  

　　戴季陶曾经说：“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日本人为了讨好美国人，获得喘息的发展空间，把整整一代的年轻女人送上了美国大兵的床，近代日本人的性变态人格，就是从此而来。纵观日本民族的历史，其民族性格就是游离在极度狂妄和极度抑郁状态，像是医学上的狂躁抑郁症。 

　　请耐心看完此文，就知道灭亡就是日本民族宿命。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发生一万多次地震，台风海啸也是司空见惯，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岛终将沉入海底的宿命观点，千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夺取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陆土地。  

　　日本鄙视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并自负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当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就成为其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霸道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励着日本拚命向外扩张。而欲称雄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要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国这么大，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于它来讲，这是一个极好的目标。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本日日“卧薪尝胆”，梦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来看，日本是早已经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土地富庶物产丰饶的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起点！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自唐朝开始便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入侵中国，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倭寇”绵绵不绝的唯一解释！ 

　　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朝鲜）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日本右倾思想的总根源是自称与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纸币上 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创建的《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 “以我手新筑”之，“杀尽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洲”。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 “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 

     上世纪60年代他在距离武汉30多公里的郊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丘陵地区作社会调查时，当地的新四军老战士告诉他，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一张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张图祥细地绘下了该地区的地形]交通和村镇，连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茶棚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消失。这证明这张图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日本人的谍报人员绘成了。他听了后毛骨悚然，深感旧中国真象摆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体。 

　　日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无耻地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本性，与武士道精神分不开的。武士道认为，人的两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这两个同属“善”的构成，前者施于内，部、上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后者则施于对手。这种观念模式里铸就的兵士，在国内和平时期是忠顺的臣民、孝顺的人子或慈祥的父亲；在战时，尤其是在国外，就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说，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滥杀我国，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结果。  

　　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是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  

　　据史书记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 

　　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 

　　近代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据学者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这七十年当中，对外的战争发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针对于中国的。[7]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这与鸦片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曾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1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  

　　1942年，731部队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等病毒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置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三十万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两万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焚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万户萧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 

　　日本为损人利己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疯狂侵占我钓鱼岛的急先锋“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就曾经说过：“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 

　　日人高桥敷曾经写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 

　　日本人唯强权而是从。跟日本人谈什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对缺少普遍价值观的日本人来说，力就是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然而，在处理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看到的以德报怨的豁达和大度。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强迫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合美元十亿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 1965年放弃对日索赔权后日本提供了无偿、有偿援助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 

　　中国一直主张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教育本国人民。加上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500亿美圆计算，在1949年也相当于18万亿日圆，而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岁入决算为6694亿日圆，全部用于赔偿也需要25·7年。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日本银行贷款的最高限额为10亿美圆，按这个能力赔偿，500亿美圆则需要50年才能还清。 

　　曾有日本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若日本偿还中国的战争赔款，它就根本无法迎来“经济起飞”。 

　　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后，中国人并没有要求日本人感谢。但是近来有些日本人却反复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我们不仅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从1972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历史而人为地限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韩国直到1998年才开放进口日本电影等文化产品，但中国早在1972年就已经这么做了。 

　　中国在二战后收养和抚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国的孤儿的善举，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为感动。 

　　在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有一面“感谢中国养父母之碑”。碑中铜像描绘了一个日本孤儿与养母牵手的场面，其仰视养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儿非常安心。来此参观的中国人、日本人见此铜像后都激动不已。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被中国人养育成人的日本孤儿有2700多人，近年来有九成以上已经回日本定居。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都干了什么？1904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东北的许多百姓被无辜地卷入战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而且战后日本夺取东北权益，开始了殖民化统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中国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统治，备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把敌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保护、养育，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国人民是基于人道主义保护这些战争孤儿的，而且很多人是自发地坚持这种道义，因为孩子没有战争责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结果被起诉的36人并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判处监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释放。另外1016人免于起诉，分3批送回日本。众所周知，日军侵华期间烧杀、抢劫、奸淫，罪行累累，但中国并没有采取复仇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宽大处理。 

　　此外，日本战败投降后从中国撤回了约30多万军民。中国政府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态度使得成千上万本该处罚的参战官兵得以不受任何伤害地重返家园，尽管中国政府的此种行为为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埋下了后患。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余年间日本从中日贸易中累计的贸易顺差高达280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贸易获利最大的市场之一。1999年中日贸易额为850亿美元，中国代替欧盟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 

　　然而，中国的豁达与善意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以怨报德，不断制造事端。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再谈历史问题、再要求日本道歉，只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为了让日本在中国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是想通过要日本“赎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国政府以不要求赔款来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说什么吗，他们说日本人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所以你们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要赔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的话你们中国人怎么会不要求赔款呢，要不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脑子有毛病。  

　　在日中关系上，日本现在动不动就大谈ODA(日本政府对外发展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谈80年代初小平同志访日时对日本提出的“帮助亚洲穷邻居”的言论，大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政策目的是在亚洲谋求扩展，指责中国拿了日本的钱但“不说日本的好话”，拿了日本的钱发展了经济和国防现在反过来 “威胁”日本，似乎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愤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经济援助”从没有给我国带来真正的先进工业技术，他们只是偷走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开拓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商品市场。结果使我们离不开日本家电，离不开日本游戏机，在没有技术实力对抗日本产品的现状下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只能向日本开放更多的权益：石油开采，山林砍伐，通讯干线的建设权，电气铁路的建设权，市场的开放等等，就差没有割地赔款了。 

　　日本人在中国落难之时，黄金白银，煤炭钢铁，粮食工具，哪一样没要？而且是整车整船、接二连三。现在给中国一点贷款，还小里小气，附加苛刻条件，俨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资金很多，多过中国，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人等没中国人聪明，不会偷学日本人的技术经验，而中国人却有这个危险，因此日本给中国的“援助”都定有明确的指示，不给先进技术，不让中国人涉及核心机密，外带必须有助日本商品的进口。我们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却得不到入管局（法务省）的批准，理由是这些公司、研究机关涉及高精尖技术或国家机密，不允许中国人渗入。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离我们最远的邻居》中写到，2000年他随中国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随机采访了一些老百姓，询问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看法，受访者大都态度冷淡，不予合作，只有一个的士司机例外，对着摄象机镜头叽里咕噜了一大通，水均益只会英语不懂日语，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会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气炸了，原来这个日本人说的是，为什么当初皇军不把支那人都杀光，害得他们现在跑到日本来张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议中国各地的“抗日历史纪念馆”删除“抗日”二字，因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  

　　其实，感到震惊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了抗战，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和付出的牺牲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但是，向来注重礼仪的日本，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正式说声简单的“道歉”，更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感。这还不足以令中国人震惊吗？就凭这副无赖相，日本就没有资格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进入1999年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有增无减。先是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美日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其中所包括的《周边事态法案》明显将台湾包括在内。该法案以日本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当美国一旦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将提供后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为美军提供合法使用日本军事基地来干预中国内政的法律依据。随后，日本又通过了国歌国旗法，将二战中歌颂日本天皇的“君之代”与“日之丸”分别确立为日本的法定国歌和国旗。日本政坛也以“有事体制”建设为目标，努力寻求扩大自卫队武器使用权限，扩大自卫队军事规模。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出，中国的导弹瞄准日本；2001年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公开扬言，中国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中国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积约是它的25倍，而军费开支还不及日本的一半，为什么不是日本威胁中国，反而是中国威胁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泛滥、“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客观上构成了“三位一体”，彼此相互推波助澜。“中国威胁”混淆视听，舆论导向令人堪忧。日本报章上冠以“中国是霸权，还是崩溃”、“军国主义的中国”、“膨胀的中国，被吞没的日本”等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随处可见。一些常年敌视中国的文人政客不时挑动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2002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用上百页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国”特集，恶意扭曲中国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中国简化汉字也成了“岂有此理”。还有一个叫《SAPIO》的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组日本与“核大国”中国作战的“假想敌研究”报告，以“中国进攻日本”为题，搞了个“包括自卫队专家在内的进攻日本模拟演习”，极力挑动民族情绪。还有一本名为《日本封印》的预言式的虚构小说，着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  

　　其实，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以怨报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他可以认仇作父；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向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其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因为日本人对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没齿难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里，恃强凌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个精神胎记，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抢走中国人的东西。 

　　对犯罪的忍耐，就是怂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个小人之国，而远非君子国度。如果中国政府当初顺从民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断不致于让今天的中国人去面对日本人的忘恩负义。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中日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中国只有强盛了才不会遭欺侮，这是硬道理。当然，所谓“强”，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能像“洋务运动”时代那样经不起一击。  

　　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 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军攻占南京。在随后六周的血腥日月里，发疯般的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枪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焚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劫──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时变成一座妖魔恶畜共乐、孤魂冤鬼齐悲的浆血地狱，血腥的空气几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1年后，1948年12月22日凌晨，指挥攻打南京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为了防止军国主义者借机制造事端，松井和另六名超级战犯的尸体被焚烧成灰后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着他们的骨灰散去。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战犯招魂，而甲级战犯的灵位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 20年的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这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为铲除军国主义的精神和土壤，于1945年底发布了“神道指令”，废除政府对神社、神道的经济援助与监督，使宗教与政治脱钩。接着，又在“和平宪法”中写入“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从国家所有变成了宗教法人。 

　　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于1950年底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由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到把日本建设成为“远东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采取“肃共”政策外，还分期分批释放所有在押的各级战犯，总数在5400人以上。这些人遂摇身一变，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导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由此开始，一浪接一浪，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则为数极少。  

　　开内阁总理大臣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但思虑再三，最终仍然以私人名义参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参拜时，虽然对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场”参拜，但是却堂而皇之地乘公车，还有官房长官随行，并且署名内阁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成为其“决算”的内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后，又率领内阁成员进行了参拜。这种完全无视历史被侵略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遭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从那以后，慑于国内外舆论批判的压力，其他日本领导人在任期中都比较谨慎地中止了正式参拜，只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是个例外。 

　　显然，在内心里，日本政客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光荣而神圣的事情，这就好似将希特勒的遗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后人膜拜一样，无疑是对所有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和人民的亵渎与蔑视。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政坛有名的右派强硬分子，他子承父业，历任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死和战犯(象东条英机之流)将领家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会长，这个组织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敢公开为其军国主义召魂扬幡的政治团体之一。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历届多名高官公开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书、美化军国主义暴行，连二战中的一级战犯也当选过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处为一级战犯)。  

　　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 

　　近年来日本的仇华情绪持续升温。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国立大学的国际政治论的老师竟然将学期的课程名定为《21世纪的中国》，内容是讲授中国在21世纪必对日本构成威胁，因此日本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对抗中国。期末论文题目是《日本ODA-对华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让学生讨论如何“活用”对华“援助”资金，经济控制中国，使中国不能真正发展国力，反而开拓购买日本商品的市场。那位老师教研室外堆放着的学生自由阅读的书刊有关中日历史，政治关系的评论几乎全都是反华的，什么“日本并未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中国重翻旧帐口口声声历史是嫉妒日本的经济力量，想讨便宜”等等。象这样反华的讲师在日本各大学并不少见，他们除了在学生中播种反华情绪，歪曲历史，还对日本决策层的官僚直接发挥影响。文部省给他们研究经费，研究“对华政策”，外务省等就请他们召开公开讨论会，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鉴制定“对华方针”。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舆论上他们都拥有影响力。  

　　我们总天真地认为只有少数“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实“日本人民”潜意识里就有“中国威胁论”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无形中用经济侵略来掌握控制权。他们所谓的“友好”与“和平”是在中国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的。 

　　日本只有占主导地位才能与他国和平共存，“平等互惠”这样的口号只有中国人才喊，他们取笑中国真有这样的与蛇一起睡觉的东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向我们道歉“日本过去的恶行”，但他们的心里还附加一句“我们并无恶意”。对他们来说巩固亚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卫国家权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错了，但出发点却没错。大多数中间立场的日本人都这么想，更难怪右派“军国势力”那么嚣张了。 

　　日本老一辈经过战争的人有些是因为惭愧自己的罪恶行为而不愿让后辈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错了却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想让下一代在心理上输给中国人而不告诉年轻人历史的真相。他们老的老，死的死，日本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根源已如风中残烛。 

　　我国如再不加强对日本潜在敌对意识的压制，一味宣扬“中日友好”的表面形象，必将使我国青少年错误地理解“日本人民”，放松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设下的经济控制的圈套。 

　　东京涩谷繁华街区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里总有右派社团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向过往的日本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歪曲历史，“日本在二战中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受到战争伤害的却是日本”等等。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中国等的历史问题的纠缠是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传。你说这些年轻的“日本人民”会对中国友好吗？ 

　　长崎市市长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谈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就遭到右派暗杀，中弹后差点身亡。你说日本这个国家是对中国友善还是敌意？将侵略史实写进日本教科书的作者一直过着孤僻隐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来赞扬他，帮助他的话，又何怕右派的骚扰呢。 

　　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更为根深蒂固，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产生军国主义的，少数人的煽动是发动不了侵华战争的，关东军进驻东北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多了一块国土。很多人携家带小到东北“开拓新家园”。“大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统治下“共荣”。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日渐兴隆的右派势力的土壤。我们的“日本友人”总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正是这狭隘民族主义最好的证明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日本缺乏德国那种正视过去、承担责任的勇气。不能正视历史，岂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样的日本如果获得“政治大国”的地位，谁敢保证它不会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灾难？ 

　　无数事实表明，日本对历史不老实，对现实有异心。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军国主义都曾是、并仍将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此次教科书争议中日本政府对亚洲国家正义呼声的冷漠、偏狭以及右翼势力的猖狂，日本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和改变防卫方针，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多年来维持全球第二的军费开支、打造亚洲第一的军事实力，都显示出军国主义不死的幽灵又在“扶桑”大地游荡。 

　　近来种种迹象表明，以安倍为首的内阁正在唤醒军国主义的幽灵，在台海问题上与中国处处做对，在政治，军事上处处插手世界事务。军国主义复活日本将走向灭亡的不归路。 

　　对我国来说，一旦中美在台海开战，日本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日本卷入，中国将同时与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强国作战，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只有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条款删除，才能让日本了解，如果它敢去台海玩火，中国将立即对其进行有效的核打击。而这对中国而言，既可雪甲午战争以来百年国耻，又可杀鸡吓猴，正告美国，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并且还不会遭受直接的核反击，一箭三雕。 

　　如果中美日（美国可能的主要盟友）开战，中国与美日常规武器对比，劣势明显。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还手的能力，事实上，三家一旦开战，导致最后决战，从地理条件上的优劣看，首当其冲的是日本国的消亡。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岛国，位于亚太地震板块之上，而且从日本的地震史来看，下一次关东大地震已经不远. 必然地震得更烈,海啸火山爆发更凶,可怜之国必有可恨之处，人不报天报！上帝和天神对日本恶业行为进行惩罚, 日本注定要承受着它的过去带给它的业，无论是善业也罢，恶业也罢，它都无处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