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军在赣北的暴行
   
   一、日军在九江的殖民统治
   
    1938年7月26日日军占领九江，从此开始了对九江的殖民统治。
    沦陷时期的九江城区，为日军的军事重镇，隶属武汉市。九江军事由日军藤堂司令部管理，统辖陆海空三军，下设宪兵队。中山司令部就设在九江一中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移至二中。驻军营房和军需仓库主要在八角石以东马路两旁的广阔地区。
    1939年以后，日本侵略当局把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城内天主堂、花园饭店（原南湖宾馆二部）一带、北至九华门，作为中国人居住和经商地带。西门口以西至铁桥，全为日本商人居住。八角石以东划入军事区，中国居民不能在此行走。
    在沦陷区居住的人们，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领取日本宪兵队发放的“安居证”，以便随时对中国人民进行检查。日本侵略军在九江层层设“关卡”，从九江城到郊外设有三大“关卡”：东门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设在现在的国棉三厂附近；南门通往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卡子”设在山川岭；九华门设有水上“卡子”。凡经过关卡的中国人，都要核对“安居证”，搜查身上有无携带违禁品，同时还要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注意即遭毒打。
    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迅速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1938年冬，日军在西园“难民区”搜集一些社会渣滓，成立了“维持会”，汉奸吴应墀任会长。1939年在“维持会”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伪政府——“九江县政府”。由战前六角石小学（现柴桑小学）教导主任王国瑞任伪县长，汉奸张世难任警察局长，鸦片烟商罗锦章任商会会长，当时人称“三巨头”。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在建立伪政府的同时，各军部系统分别搜罗当地一批兵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收集情报，破坏抗战。
   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蜂涌而入，整个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统制”棉花的有“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日军将赣北的棉花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文化上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甚少，仅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日军经常派人来巡视，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一套蛊惑人心的谬论，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
    日本侵略者从占领九江的第一天起，就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极其残酷的统治，使九江人民蒙受长达数年的深重灾难。
   
  二、日军的暴行
   
    日本侵略者占领赣北以后，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表现了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他们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赣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被日军杀害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侮辱的妇女，被日军抢劫的财产，都是无法计算的。日军在赣北的暴行，罄竹难书。
    九江城沦陷后，市内居民十分之九退居后方，其余的人则逃到法国的天主堂及美国的生命活水医院避难。日军将民间房屋，尽量拆毁，所剩家具全部搬走或焚毁，并指定西园为难民区。每天上午八时，由汉奸走狗组织人员挑选青年美女，整装抹粉，用车送到日军营，名曰“上工”，实际上就是当慰安妇。未送去的妇女，则由各兽兵任意轮奸。壮丁则抽调去修公路，或者为日军搞运输，如果有不满的，就遭到皮鞭抽打，甚至被屠杀。
    在日军占领九江城区的前夜，一些市民扶老携幼纷纷进入天主堂避难，日本占领九江没过几天，敌舰水兵每天登陆数次来天主堂捉人去当苦役，后遭到同胞的反抗，日军就把这300个同胞都捆绑起来，投入甘棠湖，活活地淹死了。
    1938年8月5日上午，一队日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窜到沙河曹家垅村。他们把村庄围住，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把全村男女老少75人集中到祠堂里，用机枪和步枪向祠堂人群扫射，中国民众的鲜血从祠堂门口流到稻场上。随后，日军又将祠堂四门堵上，烧上煤油，燃起一把大火，把祠堂化为灰烬。同年9月11日，几十个日本兵窜至庐山西麓赛阳乡。由于事前得知，这一带的村民都扶老携幼逃到石门涧下的“盐老鼠洞”和“鸟儿洞”避难。上午9时，日军进入村子找不到人，就由奸细引路来到石门涧，面对50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几十个日本侵略军手持刺刀和长枪，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用刺刀捅死。顿时，惨叫声震天动地，鲜血染红两个岩洞，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开膛破肚，有的砍去四肢，血肉模糊，现场惨不忍睹。在这次大屠杀中，只有两个幸存者。
    10月8日，星子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38人避难于羲之洞中，因晒衣暴露目标被发现，于是日军就把这38人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死者中最惨的是芦善敏，日军选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山竹，同时攀曲下来，将芦善敏的头、手、足各系一根，突然将山竹松开，芦善敏就这样体分五段而死。
    日军在扫荡中见人就杀，而且以杀人比赛，以杀人取乐。1939年4月的一天，日军抓住从星子县过湖来都昌的四位农民，绑在一张八仙桌的四只桌脚上，当作炮靶，用迫击炮轰击，把人打得血肉横飞。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财和王学镇因缺粮，到左里买谷，被日军抓去，强迫他们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里蒋家村有两人被日军抓去，一顿毒打后，一人被铁钉钉在板壁上，日军用刀剥了他的皮，最后开膛挖心，一个被绑在长凳上肢解分了尸。
    日本兽兵在九江强奸妇女，不分老幼。1940年6月，一对陈姓夫妇出九江城东门，过哨卡时，日军故意刁难，竟将陈妻拖入营房内轮奸，并要其丈夫旁观。陈某不堪忍受如此的凌辱，奋起抗争，当场遭日军杀害。新塘乡一刘姓妇女，因抗拒日军强奸，抓伤了日军的面孔，一伙日军竟丧尽天良地将该妇女全身衣服扒光，绑在树上，全身涂上猪油，让山蚂蚁咬噬丧生。修水梁口村60多岁的何达英老太婆，被8个日本兵轮奸致死。平段塘头余南普的母亲产后才十多天，身上还流血，惨无人道的四个日本兵仍对其强奸。奸后，又将她砍成四块。三家店村的一老人带两个女儿逃难，途中遇见日本兵，要强奸14岁的女孩，憨厚的姐姐示意妹妹未成年宁愿自己代替，结果姐妹都被强奸。事后还强迫老父奸幼女，父亲宁死不从，日本兵将老人戏弄一番，割去他的胡子，扬长而去。
    1940年秋季，日军千余窜至都昌左里、苏山两乡的万家坂、嘴头吴、龚家坂、新屋王坡垄、余南、袁丁山、谭家等九村，焚烧民房544间，绵延20余里的村庄，几乎烧得干干净净。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30余人，受害农民家破人亡，到处流浪。
    日军三次侵入修水，所经之处，无不烧、炸、淫、杀。从1939年9月13日起，日机陆续对三都进行狂轰滥炸。修河两岸一片火海，三都街上的万寿宫、省十五中、傅家祠堂等较大的建筑物大部分变成瓦砾。仅万寿宫落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弹坑面积就达一亩余。最惨的是梁口“下街头惨案”。日军飞机本想轰炸驻有川军的下湾头，却误为下街头，三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梁口下街头，在这方圆不过一华里的弹丸之地，投掷炸弹十几颗，炸毁房屋3000多间。躲进柑桔园的老百姓，有70多人被炸死，9户被炸绝，桔林里血肉横飞，桔子树上挂着人头人肉，惨不忍睹。
    据《江西抗战损失总报告》记载，九江县（指九江地区）抗战期间死亡人口达23537人，其中男性22062人，女性1033人，儿童442人，重伤1556人，轻伤3239人。烧毁或拆毁房屋13213栋。各项财产总损失为28086391000元。
   
  第二节 抗日游击队重创日军
   
   一、赣北抗日游击队痛击日本侵略者
   
   日军占领九江以后，迅速出兵南下，企图攻南昌，占长沙，对武汉形成包围。活跃在南浔铁路和德瑞公路一线的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在刘为泗的带领下，对进犯的日军以迎头痛击。
   1938年10月，日军调集松浦一○六师团和伊东一○一师团，向德安、永修奔来。3日，赣北游击大队派出100名身强体壮、身经百战的老队员，埋伏在九德公路东西两面高山上。此地有一条自北向南蜿蜒曲折的公路，是日军团的必经之地——德安蔡山垅。下午1时，一队日军骑兵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沿九德公路奔来。待敌人进入埋伏圈时，刘为泗一声号令，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同仇敌忾，枪弹齐发，打得日军丢盔卸甲，鬼哭狼嚎。骄横一时的日军以为国民党军队早已撤退，拿下德安、永修是轻而易举的事，万没想到遇上这样一支勇猛的抗日武装。刘为泗趁敌人混乱之际，指挥游击队员发起猛烈的冲锋，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赣北抗日游击队大获全胜，毙敌30余名，打伤10余名，缴获战马30余匹及大批子弹和军用品。蔡山垅大捷震动了整个赣北，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赣北人民抗日信心，也揭开了赣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的序幕。
    此后，赣北抗日游击队愈战愈勇，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0月19日，游击队在群众的帮助下，袭击了虞家河，打死日军14人；10月24日，工委书记刘为泗率40名游击队员分成5人小组，埋伏在德安夏家埔的公路上，炸毁日军汽车5辆，毙敌32人；10月27日，赣北抗日游击队一中队分两路包抄沙河日军驻点，打死敌军75名，缴枪12支；11月3日，抗日游击队20名队员剪开铁丝网，摸进黄老门敌营房，在一片手榴弹炸声中，24个日军血肉横飞。
    赣北抗日游击队神出鬼没地在南浔沿线打击日军，使敌人大为恐惧，于是加强了南浔沿线的军事布置。从10月份起，日军就在南浔线重要集镇沙河街增加兵力，构筑工事，修建碉堡。每天到处派夫抓人，拆民房，抢木材，运沙石、挖壕沟。无数无辜百姓在日军的枪口下葬送了生命，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刘为泗决定拔掉这个踞点。11月18日清晨，刘为泗化装成保长，带领40余名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装扮成民工和四乡的劳役，一起大摇大摆地来到工地。日军看到这一队挑着土箕，扛着锄头，拿着竹杠的年轻力壮的苦工，很满意地夸奖了“保长”一番。见个个都在卖劲地做事，监工的日军就到别处监工去了。刘为泗见机发出信号，队员们一个一个地溜进日军的营房，抽出暗藏的匕首，勒死了哨兵，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向工地的日军猛刺。做工的老百姓也拿起锄头扁担狠揍日军，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招架，战斗约半个小时，40多个日军全部被歼。
    日军在赣北抗日游击队的屡次打击下，损失惨重。1939年1月1日，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域，又分兵向岷山地区的株岭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遭到游击队的猛烈还击，毙敌100余人，缴获步枪50余支，轻机枪2挺。同月21日早晨，日军又集结1000余人，大炮八门，飞机一架，陆空配合进犯岷山株岭。当敌人进入封锁线时，游击队一炮轰毁了日军汽车，敌人阵线顿时混乱，窜入抗日游击队在公路以北预设的地雷阵，顿时血肉横飞，死伤甚多。到黄昏时日军狼狈败退。
    赣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声势日盛，威名远振。1939年1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国民党中央社报道：“我赣北游击队活跃，株岭鏖战颇有斩获”。24日又报道“敌人再犯岷山株岭，经我游击队英勇击退”。
    赣北抗日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赣北工委书记刘为泗的指挥下，驰聘在赣北地区的九江、德安、永修、星子、瑞昌等地。仅半年时间，对日作战数十次，共打死日军500余名，打伤数百名，活捉1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重机抢14挺，迫击炮2门，子弹数万发，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二、胡茂赏领导的星子抗日游击队
   
    星子沦陷后，原项家墙党支部负责人胡茂赏仍留在本地进行革命活动。他团结程世璋、张起钧、吕国良等爱国志士和当地乡民30多人，在战后山地收集枪支弹药，筹备资金、粮食，于1939年1月在庐山甘露寺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星子庐山游击队，胡茂赏任队长。
    这支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英勇，军风军纪较好，深受乡民好评。他们经常驻在归宗附近的香山、黄龙、甘露寺等地，白天参加生产，晚上集中军事活动，多次打击日军。
    1939年6月间，胡茂赏率所部10余人，驻扎在香山寺。凌晨日伪80余人偷袭哨所，将香山寺重围。胡茂赏发现日军头目从窗口向屋内张望，立即开枪射击，日军头目应声而倒。此时，胡茂赏等突然将门打开，先击毙埋伏在松树林后面的机枪手，敌军一时惊慌失措，9名游击队员立即冲出重围，其余的人遭到日伪军的残害。同年冬，胡茂赏率众于汉阳峰峡谷毙敌2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少尉1名，获枪多支。不久，胡茂赏又率所部，于黑夜入县城许家坡袭击敌人，这次战斗毙敌40人，游击队牺牲3人。
    在以后的战斗中，胡茂赏和他的游击队常常在深夜神出鬼没地袭击日军碉堡，出奇制胜地打击下乡扫荡的敌军，使日军闻风丧胆。日军对胡茂赏恨之入骨，却又抓不住他，于是就在县城及乡村贴出告示：“谁人抓得胡茂赏，皇军重重地有赏！”
    1941年4月，胡茂赏在项家墙调解婚事纠纷，被日伪警察队击伤后被捕。日军想在胡茂赏身上大做文章，利用治伤、升官、金钱等手段进行引诱，却无法使他动摇。他对敌头目怒斥道：“我宁可做中国的鬼，也不做日寇的官”。胡茂赏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关押他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跳楼自杀，以身殉国。
    胡茂赏的牺牲，是星子抗日游击队的重大损失，全县人民无不悲痛，一位都昌籍先生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受伤不医、临死不降、大节足寒倭寇胆
      报仇以铁、洗耻以血、成仁永系国人心
    胡茂赏牺牲后，由程世璋任大队副，同年9月17日，程世璋在蛟塘战斗中牺牲。继任的有熊家春、张起钧等。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至1942年共经历了5年多时间，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游击队伍也得到迅速壮大，从初期30人发展到300余人枪。
   
  第三节 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赣北地方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发动群众，全面抗日”的方针，积极宣传和动员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
    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逃跑主义”和呼吁国民党政府“联共抗日”的口号下，九江市人民纷纷集会。九江久兴纱厂工人为反对国民党军队逃跑举行罢工，在工厂、码头、车站等公共场所，各宣传队广泛进行抗日宣传。
    中共赣北工委组织党员干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分别深入到九、德、瑞、星、永等县的城镇和乡村，奔走于农民、工人、学生、商人之间，组织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利用国民党报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群众大会，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向人民发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武装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每到一处，他们就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鼓舞群众抗战到底的信心。
    中共党员向热生从上海回到家乡德安开展抗日活动，他将自己从上海带回来的马、恩经典著作捐献出来，并筹款到上海买了一些书籍，成立“抗日图书馆”。并以县城敷阳小学高年级学生为主体，组织德安战时服务队，共分宣传、慰问、救护三个小组，走遍了德安城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瑞昌泮池小学青年教师、进步知识分子吴建业，动员本校20余名师生，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县城、码头、南阳、瓜山等地，利用小型报告会、演唱话报剧、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激发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不少爱国青年和学校师生，“以笔杆作刀枪”，创作大量的诗歌、快板、漫画，编写墙报、画板，在街道、村镇醒目的地方张贴，扩大抗日宣传的声势。
    1938年8月，在中共修水中心县委推动下，成立了“修水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由省委派来的中共党员、以办“抱爱医院”为掩护的医师杨抱爱主持工作。修水抗后会成立后，在城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县城中山公园门口，设有高高的抗日宣传牌，一些主要街道和农村集镇的交通要道写有标语：“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捉杀日本强盗及其汉奸走狗”等。向各界民众发动募捐，购置食物、用品，从修河运出去慰劳前线将士。各大集镇还发动民众写慰劳信和募捐。妇女会组织妇女为伤病将士缝补浆洗衣服，并在全县进行“十万元”节约建国储蓄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赣北城乡出现了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热烈气氛，工、农、商、学、兵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掀起了抗日的怒潮。
   
  二、民众自发的抗暴斗争
   
   面对日军的烧杀淫掠，不畏强暴的赣北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9年2月，驻阳新县栗林下据点里的10多名日军，窜到瑞昌南阳石溪冲村烧杀抢掠，村民王忠池怒火满胸，操起从战场上捡来的大枪，只身冲向敌人，当场打伤日军数人，自己不幸中弹壮烈牺牲。4月22日，驻大桥下据点的一名日军窜入竹林张村，企图强奸妇女，木工师傅张绪汉见状，尾随而来，乘其不备，一斧头将敌人劈死，当夜将其尸体装进麻袋，抛入赤湖。1941年3月，朱湖、大桥下先后成立了农民抗日便衣队，这两支队伍在群众的掩护下，经常出没于赤湖水面、沿湖山岗，偷袭敌人据点，伏击小股日军。1942年冬，花园徐家村的农民，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一天深夜，他们扛着土枪、梭标，拿着大刀，摸进敌人刘家岩哨所，将睡梦中的6名日军全部消灭，拔除了这个据点。
    1940年，在都昌左里刘逊桥何家，日军强奸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儿子见母亲受这般耻辱，便毫不犹豫地拿起锄头将日军打死。左里桃树岭龚汉狗陪妻去娘家，中途遇一日军企图强奸其妻，龚上前用力抱住并将日兵剌死。一次日军下乡讨伐，到三汊港强奸一名妇女，被他的丈夫和另一个农民打死，零星分散的日军一出来就会消灭得无踪无影，使得日军的行动更加小心了。
    修水县城黄家巷5名妇女计诱两日军入室，用菜刀将其砍死。三都楼下村74岁瞎眼老人路遇日军持刀刺杀，老人奋力搏斗，刀刃割破双手鲜血淋漓，最后被敌剌死。三都傅家大屋妇女余昌兰路遇日军，不屈兽兵凌辱，拖住兽兵投水而死。1944年5月侵入白岭的日军企图在桃树建立伪政权，当地群众为粉碎敌人阴谋，组织起来于黑夜摸到日军宿营地放火骚扰，敌人不得安宁，企图终未实现。在大桥土旁上，一日军小队长强迫青年农民樊友连带领去找花姑娘，樊示意需要武装，日军将指挥刀递给樊，樊将日军引至大屋场转弯处乘其不备将其砍死，并缴获手枪一支。两个日本兵在月光山下企图奸淫妇女，5个妇女齐心合力用菜刀将敌人砍死。
   
 第四节 江西青年服务团在赣北的活动
   
  一、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在赣北的抗日救亡活动
   
    为了进一步激发人民的民族义愤，鼓舞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江西党组织抓住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先后成立了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团、江西青年服务团、战地青年服务团、青年救国会、妇声社等抗日爱国团体，创办了各种抗日宣传的报刊和书店、图书馆，协助和指挥全省各地深入地开展抗日爱国斗争。其中最活跃的抗日团体是江西青年服务团和江西省战地工作团。
    根据中共江西党组织的建议，1938年1月，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同意下，由省政府出面组织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它是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来赣的青年救亡团体为骨干，吸收江西各地进步青年参加组成的。服务团的成员很复杂，有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国民党左派、第三党分子，也有国民党派遣的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该团共有10个大队，党在服务团里开展了极为艰巨的统战工作，在一、三、四、五、六等五个大队中均成立了党支部，其他各大队中也有共产党员活动。
    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三大队，在共产党员晓环英、周婉如、彭炎等的领导下，于1938年2月来到九江地区的九江、德安、永修、武宁、修水等地。他们走遍了九江地区的城镇和乡村，每到一处，即召开群众大会，小型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组织报告会、识字班。在街头巷尾、码头、车站、工地等公共场所，张贴抗日标语及抗日宣传画等。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我们要反攻”、“民族公敌”、“打杀汉奸”等抗日戏剧，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日歌”、“东北流亡曲”、“锄头歌”等抗日歌曲。在九江、永修、都昌、修水等县组织了抗日训练班，广泛动员青年参军，修水工作团动员40余名青年到嘉义参军。同时还进行了抵制日货、募捐救灾、打击奸商、降低物价、减租减息等活动。
    这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与组织工作，大大地提高了赣北群众的思想觉悟，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但却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很快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破坏。
    江西省国民党政府利用打入青年服务团内部的国民党党棍、特务、反动军官，监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活动。不断将青年服务团的活动情况向国民党当局汇报，阻挠团员访贫问苦，偷看团员的书籍和信件，以吃喝玩乐来引诱团员，企图削弱和动摇团员抗日的意志。国民党九江、永修当局，还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控告青年团有“越轨活动”， 以克扣经费等手段限制青年服务团的活动。5月，熊式辉命令全体团员到南昌集中，决定将所谓“左倾团员”送到国民党陈诚在武汉主办的战干团“受训”，实质上是排斥共产党对该团的领导和扼杀进步力量。对此，中共上级组织及时将200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输送到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保存革命实力。将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继续留在团内工作。
   
 二、江西战地青年服务团在都湖边的抗日救亡活动
   
    马土当失守后，一、三两个大队改组为“战地青年服务团”，又活跃在湖口、彭泽、都昌等地的抗日前线，坚持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8月，战地工作团第一大队在当时赣北特委青年部长彭炎的带领下，来到湖口开展宣传工作，由于当时湖口的局势很紧张，这个大队实际上是在都昌张家岭和湖口交界的地方活动。与此同时，工作团第八大队在周婉如的带领下到达都昌。两个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彭炎、周婉如分别担任第一、八大队的支部书记，隶属中共中央东南局领导。全队共30余人。
    战地工作团深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蔡家岭、徐家埠、张家岭一带活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参加训练的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人，训练的对象主要是原苏区革命青年、青年学生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在这些人中还秘密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和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除办训练班外，他们在县城的茶馆酒楼，在小集镇的墙上和交通要道处张贴红色的宣传抗日标语、漫画和诗歌，还经常在大港、张岭一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宣传戏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打奸商、降价格、减租减息的活动。
    战地工作团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1938年11月底，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无理调回战地工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