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启元

内容提要 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不能仅归咎于少数统治者，普通民众对战争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战时期，日本社会各界都投入拥护支持战争的浪潮之中，掀起了“举国战争狂热”。传统国民性是日本掀起全民战争狂热的重要原因。浓重的狭隘民族主义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他们中的多数人曾虔诚地投入了侵略战争，并把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战后，没有多少人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行为做出反省，这也是日本总不能对这场战争有彻底的正确认识的民众根源。

关键词 战争责任 日本国民 国民性

历史认识问题是当前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障碍。长期以来，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被归咎于少数日本统治者，一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责任被回避或漠视。在对日外交上我们抱着“过去的侵华战争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所为，日本人民是好的，也是受害者”之类的指导思想。严格来说，这种将大多数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分开对待的“战争责任区分论”是为了争取日本民心的政治策略，并非历史原貌。事实上，在日本侵华战争罪责问题上，当时的日本国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区分论”只强调日本民众“受害者”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加害者”的一面。区分论的思维方式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与右翼政治的民众心理基础。二战时期，日本除了日本共产党和少数左翼人士开展了反战运动外，社会各界都投入拥护支持战争的浪潮之中，掀起了“举国战争狂热”。

教育界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日本政府为了实施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国内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特别注重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从1890年开始，日本教育界把《教育敕语》作为教育的总纲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使小学生长大之后绝对服从天皇，无怨无悔地供其驱使。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加紧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国内也由准战时体制进入战时体制，教科书则变本加厉地向儿童灌输军国主义思想。20世纪40年代修订本的教科书则极力鼓吹圣战，宣扬天皇制，称“日本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国”，要求学生们为此而感到骄傲，叫嚣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精英，是亚洲各民族的领导，肩负着把亚洲其他民族从欧美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世界道义的神圣职责”。这年的教科书中特别增加了题为《无形的进城》的课文，以一个阵亡者的母亲的口吻写道：“我亲爱的孩子，仰光已经攻陷了，你也一起进城吧，尽管你已经粉身碎骨，也不会再发出声音了。敌机被打得火焰打冒，机翼在空中肢解，你微笑着打开机舱盖，与僚机告别，高呼‘天皇陛下万岁’，鲜血染红了万里长空。可爱的孩子，你将成为天皇的御盾而永生。”可见，当时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实际是鼓吹“爱国就到别国去，进行掠夺，屠杀别国人”。[1]

新闻界煽动举国战争狂热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大众传媒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战争期间，日本的大小报刊，加上电影、展览等传媒的合力，将日本引向战争狂热的浪潮中。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不但丧失了作为新闻舆论的监督职能，反而主动委身于军部之下，欺瞒国民，煽动战争狂热，沦落为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宣传机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大报社，向侵华日军各部队派出大量的随军记者，报道事变的进程，使片面和错误的信息大量泛滥，努力将事变描绘成完全正当合理的行动。《东京朝日新闻》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如下报道：“暴戾之支那兵炸毁位于北大营西北之满铁线，并攻击我守备队，故我守备队被迫应战，以大炮轰击北大营之支那兵，并占领北大营。”[2]其他各报的报道大同小异，如《每日新闻》从“满蒙特殊权益论”出发，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军的行动是合法的“正当防卫”。[3]

日本的随军记者在进行战地报道中，固然受到日本军方新闻管制的束缚，但是其中大多数卷进战争狂热的漩涡，是不争的事实。抓住个别事件大炒特炒，是日本新闻界进行战争宣传的重要手段。1931年冬天，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此时，侵华日军中的步兵第三十七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正在大阪家中休蜜月假，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场抛到了脑后。可归期已到，最后两天产生了厌战思想。21岁的新娘井上千代子在井上清一将归队中国战场的前夜，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自杀。井上千代子临死前留下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遗书，大意是说她以死言志，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作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只有一死尽责。井上千代子自杀事件发生后，日本传媒大肆渲染，一夜之间，千代子成为“发扬日本女德的光辉典范”0，成为“昭和之烈女”。媒体称井上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将士的士气大受鼓舞”，“所有皇国军人为之感动”。日本两家电影公司以惊人的速度竞相将其事迹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并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的前线在军人中间放映。

在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三个日军士兵抱着炸弹扑向铁丝网，用身体炸开了铁丝网，打开了突破口。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报刊马上将其吹捧为“肉弹三勇士”。四家电影公司争先恐后地拍摄了有关的故事电影，一星期之后就开始在日本全国上映。短短时间内，日本电影公司竟摄制了100多部“肉弹三勇士”的电影，煽动了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新闻界的宣传鼓动更是变本加厉。当1937年日本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进行血腥屠城之际，日本新闻界的“捷报”、“号外”、“快讯”以及占地照片更是铺天盖地而来，鼓动了上百万东京男女为庆祝“圣战”胜利举行盛大的提灯游行。在进攻南京途中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两个刽子手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居然被《东京日日新闻》吹捧为“英雄”，成为成千上万日本少女心中的偶像。日本传媒把国民的战争狂热推向无以复加的地步。

宗教界沦为军国主义的御用工具

宗教界也卷入日本的战争体制中，神道教、佛教等在战时被作为军国主义教育的御用工具。神道教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即被定为国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长期对民众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忠皇”教育，宣扬“国家神道”、“圣战”等。战争期间，日本佛教中的净土真宗派积极宣传“敬神爱国”、“皇上奉戴”，为侵略的正当化寻找“圣战教义”和“圣战信仰”。该派还鼓吹日本国民为天皇尽忠，这样死后能变为“天神”，保佑子孙后代，甚至号召妇女要有效忠天皇的“大御心”，做“靖国之母”、“靖国之妻”、“靖国之女”，这样才能洗尽女性与生俱来的“不净”。此外，净土宗积极开展海外殖民地布教，充当侵略战争的现行犯。到1944年为止，真宗大谷派布教所仅在东北就有80所。真宗大谷派宣称天皇的《军人敕语》体现了真宗佛教的精髓，鼓吹“利剑就是弥陀名号”，要为“皇威”而“没我报国”，替日本对外侵略张目。在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期间，本愿寺派的二十三世法主大谷光照竟以将校军人身份亲临南京慰问侵略军，无视血腥屠杀的罪行，盛赞“皇军的武勋”。[4]

妇女界间接参与、支持战争

日本妇女是战争的牺牲者、受害者，但也是侵华战争的间接参与者和支持者。日本妇女在举国狂热支持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被动员起来，加入了战争体制，家庭成为“第二个国民养成所”。男人在前线，女人在“枪后”，使得家庭的“家”变成了国家的“家”，以往家庭内和外的性别角色分工，一下子扩大成为以“国家”为界限的男女性别分工。日本妇女在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成立支持侵略战争的妇女团体。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妇女不是作为个人，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妇女团体卷入疯狂的战时体制的。战争期间影响较大的妇女团体有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5]。这些团体不同于战前妇女自发成立的具有民主性质的妇女社团，而是服务于战争体制的，拥护、支持战争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这些妇女团体具有大众化的特征，不但人数众多，并且囊括了几乎全日本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地域的妇女。如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1937年末会员人数达到685万人[6]，成员不仅有主妇、女工、女店员等各个领域的劳动妇女，甚至连艺人和妓女也加入到了这一组织中。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于1942年合并成大日本妇人会，会员人数达到了1900万，1945年解散时，会员人数接近2000万。[7]该妇女团体几乎网罗了全日本的成年女性。像日本这样把举国妇女纳入一个妇女团体，并使之支持政府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二是激励士兵的作战意志。日本妇女采用各种形式激励鼓舞士兵的战斗意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集缝制的“千人针”赠送士兵。为“出征”缝制千人针，是日本战争时期的风俗。千人针的形式，大多是一种围腰，也有的是小背心，官兵要奔赴战场时，其母亲、姊妹、妻子、情人等女性会跑遍邻坊请一千位女性各缝一针，以制作此物。据《郭沫若传》记载，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他的日籍妻子佐藤富子一天在街头看到有好些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巡行着，请求过路的女人缝上一针。一位年轻的女子拦住了她，央求她缝上一针。那女人向她解释：“这千人针缝好了送到军部去，可以作为前敌将士避弹的护身符哪。”佐藤富子苦笑了一下，问道：“那东西真正能够避弹吗?怕是迷信吧。”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么话?难道你不是日本人吗?”[8]

(2)在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上签名，赠给出征的官兵。在东史郎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日本军旗上，就写有“武运长久”的字样，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东史郎出征前乡邻们的签名，东史郎用枪挑着这面旗，率先攻进了南京四方城”[9]。

(3)在港口、车站迎送出发和归来的军人。日本妇女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欢送士兵出征（日本女青年欢送自杀式“神风特攻队”出动）。当海外军队回国休整，阵亡军人骨灰送返国内时，前往迎接。妇女夹道迎接前线死亡士兵的骨灰，称之为“无言的凯旋”。

(4)给国外战场的士兵寄慰问袋[10]、慰问状。慰问伤残军人，军人遗属，祭祀军人的亡灵等。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会员们走家串户地宣传“肉弹三勇士”的“英雄事迹”，并募捐竖立了“三勇士”的铜像。

(5)不惜牺牲生命来激励士气。战争期间，为勉励丈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侵略战争而在新婚后不久自杀的井上千代子，以及以死来激励日本空军建立战功的藤田多美子，被称作“军国之妻”、“靖国少女”，并被作为日本女性的楷模而大肆歌颂。而她们的死也的确起到了振奋日军士气的作用。

三是补充战争人力物力的消耗。随着青壮年陆续被派往前线，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妇女便补充生产劳动力。许多妇女走上了原先由男人从事的工作岗位。很多妇女在军工厂劳动。机械制造等重工业领域工作的妇女，从1936年到1941年增长了5倍。日本妇女到生产现场工作的人数，1940年约150万，战败时达到五六百万。另外，为了确保实行总力战的人数，日本妇女还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结婚报国0，嫁给伤残军人，尽早结婚，为“皇国”多生养孩子，把生育5个孩子作为目标。[11]

四是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在“圣战”精神感召下，成千上万的日本女性主动充当了“从军看护妇”、“从军慰安妇”、“女子挺身队”队员和“满蒙开194日本侵华战争的国民责任探析拓团”团员。日本妇女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做慰安妇，让屠杀中国人民、奸淫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现在看来，慰安妇是极为不幸的，但当时她们，还有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是光荣的。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随军的80名日本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来的，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在靖国神社供奉的240多万个“殉国英烈”的亡灵之中，有57000多名是女性，他们大多是“大东亚圣战”中志愿为天皇捐躯的“昭和烈女”。

另外，日本妇女还募集资金支持侵略战争。她们开展捐赠军用飞机等多种募捐活动，募捐所得资金和在废品回收运动中卖废品的钱都上激政府，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战争。总之，如果没有日本妇女人力、物力的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不可能持续14年之久。

左翼力量“转向”

日本左翼力量的“转向”，就是放弃革命、反战的思想和立场，转而接受、拥护国家的战争政策，从“非国民”回归为“国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左翼力量曾奋起反对。但是，当局连续不断的逮捕，越来越烈的“转向”风的袭击，不仅使左翼力量在组织上瓦解了，而且在思想上也崩溃了。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后，左翼势力的“转向”成为大规模的集团行动。据日本司法省1942年10月的统计，在被捕的共产党人中，被起诉的共2440人，未转向的仅37人，只占1.5%。[12]

左翼转向风的出现，有国民性这一根源。战后长谷川如对战时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他内疚地认为，如果知识阶层完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昭和日本恐怕就不会经历那样的惨祸。然而，“日本知识阶层有着强烈保持特殊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的倾向，，即使确有知识，要从其观念的偏执中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13]

左翼人士原来期望国民会越来越多地跟随他们前进，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甚至往往得不到家人、朋友等周围人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受到举国支持侵略战争的压力，这种压力往往通过家庭、朋友、同事、邻里有形无形地表现出来。他们多数人越来越感到孤独、压抑、苦恼，受到社会主流的排斥，只好重新回归国家、社会、家庭。日本当年司法省有关部门对共产主义者的转向动机做过调查，各种动机的比率(%)如下：

“国民的自觉”和“家庭关系”是两个主要动机。实际上，“家庭关系”与“国民的自觉”是相通的，回归家庭也就意味着回归国家（国民的自觉）。“国民的自觉”成为最主要的转向动机，表明国家观念对人们影响之深，它是日本传统国民性的核心，即使共产主义者也很难摆脱。从“非国民”回归为“国民”，是左翼转向的实质和根源。绝大多数左翼力量的转向，表明日本对外战争具有了某种“全民”性质。

结 语

由上可知，战时日本国民曾盲从、协助乃至支持过侵华战争，即日本国民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国人之所以认为日本人民对侵略战争没有责任，除了外交工作需要外，显然是受到了阶级斗争论的影响。阶级斗争理论有自身的偏颇和束缚，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就必然会得出结论：日本侵略中国，是日本的统治阶级侵略、压迫中国的被统治阶级。这么解释时，却没有注意到民族有她的民族性。侵略民族虽也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但这两个阶级却又属于同一民族，在对外侵略时，表现为二者为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民族性。被侵略民族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受到侵略时，他们都受到了欺凌和压迫，多数情况下二者会共同进行英勇的抵抗，这时二者也表现为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荣誉而斗争的民族性。因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既有阶级性，也有民族性，二者是并存的。那种认为世界各国的被统治阶级都是阶级兄弟，都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互相压迫和欺凌的认识是片面的。我们向来只看到了日本人民受害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更为主要的害人的一面。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其人性，人性是有缺点和劣根性的，总体便表现为人民有其弱点，所以不能盲目迷信人民。

对于日本国民战争责任问题，要从两个层面看。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国民在国内外舆论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军事独裁之下、在军国主义者的煽动下盲目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每个日本国民必须明确认识到自己在战争中不一定是“被迫”地勉强参战，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本着“爱国”精神积极支持战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民也需要进行反思。每个日本人都有责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思，需要进行全民“总忏悔”。

关于日本民众狂热支持侵略战争的原因，笔者认为，促成日本举国支持侵略战争的因素当然不止一个，但传统国民性是日本掀起全民战争狂热的重要原因。所谓国民性，是指一种比较普遍的、甚至是主导的心态、倾向、潜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日本人特有而强烈的归属感---归属国家、集团，是日本国民性的主要特征。民族集团性是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重要思想文化原因。集团性的特征就是集团高于个人和个人对集团的绝对服从。在国家、集团观念的强烈支配下，日本人对内注重归属、忠诚，强调“忠君爱国”，对外则是冷漠、孤傲、排他、自私。与此相关，是奉行道德相对主义：判断是非、规范行为的准绳，不是普遍的道德标准，而是对自己的国家、集团是否有利，习惯于为了国家、集团的利害而协调一致、共同进退。

浓重的狭隘民族主义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每逢政府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便狂热地协助政府进行对外战争。他们在国家权力和自身思想的指使下参与了侵略战争，正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曾虔诚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并把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战后，没有多少人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行为做出反省，这也是日本总不能对这场战争有彻底的正确认识的民众根源。在战败后的1945年8月，日本东久迩宫首相在讲话中曾提出了“重建被烧为灰烬的日本国家时，一亿日本国民不得不做总忏悔”的“一亿忏悔”论[14]。我们不应再回避或漠视日本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日本民众应对这场战争负主要责任，而只是想揭示这场战争被人们忽视的一些重要内容，从而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主要揭露日本统治阶级的侵华罪行的同时，仍然需要整个日本民族特别那些有过战争经历却没有进行过反省的日本人，带着自疚、自责、自省的心理进行民族忏悔。日本只有经历了一个全民族的心理更新反思的艰难历程，才能有效阻止军国主义复活暗流的涌动、蔓延，进而确保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参考资料：

[1]、[11] 吴广义:5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6，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149页。

[2]  《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19日。

    [3]、[5] 《每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

[4]  [日]菱木政晴：《朝向解放的宗教》，日本绿风出版社，1998年。

[6]、[7] 胡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8、336页。

[8]  余戈：《太阳旗与“千人针”.老照片（第4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9]  朱成山：《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10]  慰问袋是日本妇女手工缝制的小布包，可以将日常生活用品放进去。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制作了大量慰问袋寄给在海外战场的军人。

[12]  孙仁宗：《日本战时“举国一致”与国民心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2）》，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9页。

[13]  日本思想科学研究会：《共同研究转向》（上卷），平凡社，1959年，第19页。

[14]  [日]东久迩稔彦：《东久迩稔彦日记》，德间书店，1968年。

作者简介：付启元，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市社科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