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奸妇女后逼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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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军“片桐部队”的两名军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带进行的杀人比赛 

　　日军官对上万中国人喊：你们要怎么死法？ 

　　“日本的刺刀向我捅来，我飞步向前，走入人群，在我后面的几位同胞，都被日军用刺刀捅过胸前，大叫一声倒地而死。”南京大屠杀过去68年后，满头白发的广东老兵骆中洋手脚并用讲述当年的情景时，依然不断庆幸自己命大，这是大屠杀中他第一次躲过死神的追捕，接下来的日子里，很多次，他的生命都悬于一线，九死一生。 

　　多次在生死线上挣扎幸免于难的同时，骆中洋看到很多同胞惨遭杀害，从他们的血泊中爬过，后来又掩埋了很多同胞的遗体。“那些事情，我刻骨铭心。” 

　　从广东开赴淞沪战场 

　　据说本来要在南京守6个月，可是很快就接到撤退的命令 

　　骆中洋是1936年下半年在家乡广东惠州河南岸乡参军的，那一年他16岁。征兵令来了，他便和20岁的哥哥骆奕梧一起报名，被当时的乡政府送到惠州的部队，在那里训练了差不多一年，编入83军156师466旅931团步炮连。“我们的军长邓龙光，也是广东人。” 

　　1937年中秋节，骆中洋跟随部队到了汕头，防止日军从那里登陆。在汕头守卫了半个月之后，部队来到广州，从花都(那时叫花县)出发取道汉口开赴淞沪战场。他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淞沪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没过多久就开始撤退了，行进的路上，部队不断遭受日军的袭击，“一边走，一边打，时时刻刻都处在战斗状态”。 

　　从上海到南京，骆中洋的部队走了20天，在南京麒麟门，他遇见了哥哥骆奕梧，兄弟二人紧紧抱在一起，两人交谈不过十几分钟，由于分属不同部队，匆匆一晤后就各奔战场。“要为国家战斗！”骆中洋清楚记得哥哥在麒麟门下道别的最后一句话。再次“见”到哥哥，却是铭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哭墙”上的一个黑色名字。 

　　南京沦陷前几天，骆中洋所在的部队开到了南京中山门外。日军当时正在猛攻几座城门，守军伤亡惨重。“据说本来要在南京守6个月，可是到南京两三天后，撤退的命令就下来了。” 

　　12月12日，“夜里八九点钟，我们连队集合在了一起，那时候通讯不好，负责集合我们的人说要我们等一会儿，他去通知另外一个部队，准备一起撤退，等了半天，他不来了。我们跟团部、营部都失去联络了。于是我们连就撤退了，撤往悒江门。” 

　　撤退过程中，连队也分散了，骆中洋和一些战友从城墙上顺着帆布带滑出城外，想去下关乘船过江。“道路上都是散兵和百姓，很多人拥堵在一起。” 

　　江边停着几艘大轮船，船上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可能超重了，不能开”。看到无法过江，骆中洋跟着零散的部队，向新河方向冲杀突围，他们没能成功，于是转向水西门方向前进，到了半路上，“发现了一万多名手无寸铁的同胞，被100多名日本兵包围着”。在这里，骆中洋也被俘虏了。突围过程中，骆中洋把军装脱了，而作为炮兵，他是没有常备武器的，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普通老百姓。这时是13日上午7时，天已经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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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被枪杀还是烧死？” 

　　日军头目开始通过翻译向人群喊话，随后宣布用刺刀杀人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人群，日本兵用很多机关枪，成排架好，枪口对准中国人，并限令大家面朝枪口，个个要跪下。骆中洋说：“我心想，如果日本兵突然扫射，跪在地上的人，恐怕一个都跑不了。”于是他开始劝周围的人赶快离开现场逃命，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国际法是不许杀害俘虏和无辜百姓的，不要怕。”骆中洋只动员了两个人，和他慢慢移动，走走停停，趁日军不注意离开了现场，“到附近的居民草房里躲避下来”。 

　　骆中洋在草房中注视着日军包围下的人群，过了一阵，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加强了外层包围的兵力，步枪上全上了刺刀，枪口一律对准人群作射击姿势。可是他们这时并没有开枪射击，而是赶着人群往三汊河方向走，日本兵在两侧和后面持枪驱赶。 

　　“我们以为日军不杀害他们了，也跟着到三汊河去，到了一座木桥时，看见前面日军布置了更多的兵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杀气腾腾。看到人群中有走出行列的，就用刺刀刺杀，好多人倒地惨叫而死。”骆中洋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超出了他的意料，“心想早知应该留在草房，隐蔽多安全啊，跟到三汊河来却是送死，非常后悔”。 

　　行进中，骆中洋想回头跑掉，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骆中洋的速度很快，跑进了行进的人群，幸免一死，可是他仍然没能逃离险境。 

　　他们被赶到三汊河木桥以西数百米的南面河边，这个时候据骆中洋的估计应该有两万多人被围着，“人靠着人挤在那么一大块地方，比我们一个军一万多人集合时候占的地方都大，我们集合时队伍之间还有点距离呢”。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被屠杀的命运，骆中洋说，“他们不想受日军屠刀之辱，有的用头撞墙，有的跳入河中自溺而死，有的会游泳，则想从河里逃生，被日军射击而死在水中”。 

　　日军没有在河边实施屠杀，而是把人群赶到岸上，这里是大同面粉厂的广场，这时大约是上午9时。一个身材矮小的日军头目开始向人群喊话，喊话通过一个翻译传出来，让骆中洋异常气愤的是最后一句，“现在问你们要怎么死法？你们是要用机枪扫射、用步枪打，或是用汽油烧、燃烧弹烧死呢？还是用刺刀刺死呢？” 

　　“人群中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喊冤枉，哀鸣声震天。”没过多久，日军头目宣布采用刺刀来杀人，并且马上开始行动了。他们从人群的前面排头，每次十个人，用绑腿布绑成一排，押到河边，用刺刀刺死，尸体倒在河水中。骆中洋离排头位置只有十几米，看样子很快就要绑到他了。 

　　68年后，在距离当年三汊河不远的江心洲住所，骆中洋说他不甘心被杀，只要一息尚存，他也要起死回生。“我灵机一动，从人群的前沿很快移动到了最后的排列”。骆中洋蹲在后面的空地上，靠近居民的茅草房，“那时候人们穷啊，芦苇扎在一起，糊上泥巴就是墙了”，因为人多挤压，墙上的泥巴掉了，露出了芦苇。 

　　日军一排一排地刺杀，到下午4时多的时候，“被围困的军民已经有70%被杀害，推倒在水中”。正处隆冬，日短夜长，4点多，天就快黑了。而日军也改了杀人的方式，把剩下的人赶到河边改用机枪扫射。骆中洋和另外两个人乘机挖墙进了草屋，进入隔壁暂时躲了起来，伺机再逃。河边频频传来机关枪射击的声音…… 

　　三汊河的两万人集体屠杀只不过是日军进城后集体大屠杀的其中之一，南京城的其他地方，江东门、燕子矶、草鞋峡、幕府山等地也发生了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的集体屠杀。据国民党政府1944年开始历时三年调查作出的统计，南京大屠杀中被集体屠杀的一共有1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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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强奸妇女后逼其合影 

　　尸体随河水汇入长江 

　　有少数被杀得半死不活的人，在大声喊叫，很是凄惨 

　　逃过了这一次屠杀的骆中洋躲在草屋，屋外都是日本兵，不断地传来他们大头皮靴“咯噔，咯噔”的声音和“啊，诺尔”的说话声。彻底天黑后，忽然冲进来一个日本兵，“他向我们这个方向打了三枪就走了，我们没有中弹”。这一次没有打中，可是骆中洋三人知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商议，必须离开这里。我们趴在地上像狗一样伸出头去观察，看到各处都有灯光，并有日军岗哨暗影，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三个人在屋里又躲了几个小时。“我们考虑再三，决定只有等日军宿营后逃走。”大约夜里11点多，三个人中的一个等不及了，先爬出洞走了，“以后再没见过他”。 

　　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来自广东的骆中洋没有经历过，而且他没有穿棉衣，“冻得受不了”，另一个人也是来自广东的，“我们从草屋的角落里就地取了两床棉花胎盖在身上取暖。可是两个人都非常紧张，哪敢睡着呢？” 

　　大约到了14日深夜两点，草屋里走进来两个日本兵，身上配有刺刀，但是没有枪，“可能是辎重兵，黑夜里，他们可能把我们当自己人了，走过来拉我们的棉胎没拉动，就另外抱了两床棉胎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蒙头睡着了。”骆中洋两人觉得很不妙，只能跑了，他们从墙洞里爬出，避开日军的灯光和哨兵，沿着三汊河向上双手双脚地爬。“三汊河一带的大街小巷，无数尸体倒在血泊中；河边，尸体更像山峰起伏一样成堆地排列着；河水中也漂满了尸体，随着河水的流动，汇入长江。”尸体中有少数被杀得半死不活的人，在大声喊叫，“很是凄惨”。 

　　骆中洋和他的同伴爬到了水中向南前进，想尽快逃离日本兵的驻区，找一条民船住下。他们在岸边找到了二十多条民船，但船上的老百姓也都被日军杀死了。 

　　骆中洋两人在水中走了好久，一个婴儿的哭声给了他们希望。“我们断定前面的船上有人，很高兴。”他们洗干净了手脚上的泥土上了船，“船上有很多衣服，我们赶紧穿上两套棉衣，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就留在船上不走了”。天色刚亮的时候，船的主人回来了，“他要我们离开，我们说岸上有日本兵，有生命危险”。船主说没有难民证，在船上也保不住性命。“于是我们想到去找难民证。” 

　　据当时在南京青年基督教会的美国人，后来被推为难民区副总干事乔治·菲奇在《南京的毁灭》中所写，12月1日，南京市长马俊超向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移交了难民区的行政权，并交给他们450个警察、1万石(2000吨)大米、1万袋面粉和一些盐，并答应给10万法币现金，随后送来8万。南京陷落后城内一共有25个难民所，聚集了20万名左右的难民，其中金陵大学的大楼中差不多有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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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证：救命证 

　　工作人员说“我们只能发给江苏人，广东人我们不敢发” 

　　骆中洋和同伴一路胆战心惊，幸运地来到了法云寺难民所。“那里有老头老太，中壮年，有妇女儿童，我们混在人群中，想当作他们的家人。”可是这个时候没有人收留他们。他们找到了红d字会的工作人员，要求给他们发两张难民证，这个过程也非常困难。 

　　“我们只能发给江苏人，广东人我们不敢发。”骆中洋两人紧紧跟着这位工作人员很久，“跟他说救命”，可是他还是不答应。他们暂时离开去找别人了，可是每个人都说，“只有求红d字会的人才能领导，我们转来转去，走投无路，只有回过头再去找那个红d字会的人。” 

　　“我们是江苏人。”“你开始说是广东人，现在又改说是江苏人，我们还是不敢发难民证给你们。”得不到难民证，骆中洋和同伴一直跟着红d字会的工作人员。 

　　走的过程中，那位工作人员弯下腰去，好像是从地上拾起一个难民证，“后来回想，他应该是故意这样的”，骆中洋和他的同伴都跑过去想抢，“另一个人跑在前面，被他抢去了”。没拿到难民证的骆中洋心里急得乱跳，依然跟着那位工作人员，这个时候，几个荷枪实弹、上着刺刀的日本兵迎面走来。 

　　紧要关头，红d字会的工作人员忽然又从地上拾到一张难民证给了骆中洋，“我没看到地上有这个难民证，我想他是有意救我的”。虽然有了难民证，骆中洋已经来不及找到针线或是别针把它钉在衣服上，只好用左手将难民证压在左胸前。很快日本兵走到了骆中洋的面前，看到他身上有难民证，就问红d字会的工作人员：“他是良民？”工作人员回答：“是良民。”日本兵又说：“顶好，顶好，开路开路。”就这样，骆中洋再次躲过一劫，而且有了难民证。“证上全文是‘南京难民证’，盖了红d字会的章”。戴上难民证，他进了法云寺难民区，在这里，也吃到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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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害的南京市民的尸体 

　　装成丑妇也难逃厄运 

　　有的妇女被轮奸得太多了，再也没有回到难民营 

　　到了难民区并不意味着安全，日本兵经常来检查，查看有没有难民证，翻看身上的衣服，摸手掌上有无军人的痕迹，只要找出他觉得可疑的地方，就把人拉出去杀掉，所以难民区外，有很多零散的尸体。 

　　对妇女，日军则残暴地强奸、轮奸，“日本兵每天有十数次来难民区，把中、壮年妇女用刀、枪威胁到外面，有的年轻妇女，面上涂上黑灰，装成丑妇模样，也难逃厄运，如果来的日本兵过多，年龄大的妇女也要受害。也有的妇女被轮奸得太多了，就死在郊野凹地里再也没有回到难民营”。后来骆中洋被日军胁迫参加清理难民遗体，发现数十具女尸，下身无衣蔽体，下部浮肿。 

　　骆中洋是炮兵，所以手掌上老茧不太明显，没有被因此认出是士兵，“有的木匠什么的，手掌上也是有很多老茧，就被当作兵抓去了”。倒是身上的衣服曾经让他差点被杀。骆中洋突围时虽然把军装脱了，却还穿着卫生衣，“就是一件厚厚的绒衣，蛮漂亮的，很新，舍不得脱掉。这是还在广东时就发下来的，准备到北方穿的保暖衣服，是中国华侨妇女救国委员会、香港妇女救国委员会捐的，上面还印着这两个单位捐的字样”。 

　　在难民区里，骆中洋把衣服翻过来穿，就看不到两个救国会捐的印字。一天他碰到一个日本人，“他看了我的衣服以后指着我说‘中国兵’。我说我生病了，看到地上放着的衣服就拾起来穿，并且马上说‘我地不要了’。”骆中洋回忆时不禁庆幸，“这个日本人还算好，指指划划地跟我说，‘衣服，中国兵，要杀头的’。他没杀我，我回头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把那衣服脱掉扔了。”不久骆中洋看到穿着这样的衣服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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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亲”找出中国士兵 

　　台下两位老人站出来认领骆中洋，救了他的性命 

　　各种检查之外，日军还通过“认亲”的方式要找出留在难民营中的中国士兵。他们多次从难民营里把男性青壮年强行集中起来，叫每个人分别站在很高的桌上，然后叫台下的亲属来认。“如果台下有人说；‘他是我儿子，他是我丈夫’。就给你带回家去。如果台上的人得不到台下的亲人认领，日军就把他押到别处去集体屠杀。” 

　　骆中洋再度处于极度危险中，“我是广东人，初到江苏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哪里还有亲戚？”可是还是轮到他站到桌上去了。“那时的情形，好像到了阴阳分界线，生死就在片刻之间。”骆中洋是幸运的，台下两位老人站出来认领了他。“一位说我是他儿子，一位说我是他的姨侄，我平安走下了桌子。” 

　　为了报恩，骆中洋把救他的两位老人分别认为义父和叔叔，并且奉养他们的晚年。这次以后，他没有再次这么直接地面临“生死一线间”的情境。 

　　他被日军强迫为苦力，每天驮面粉，又被强迫去清理难民的遗体、掩埋。15天，这个过程中，他见证了日军的烧、杀、抢和强奸。让他记忆最深的，是和他一起受难的同胞，这其中，有他只能在“哭墙”上见到的哥哥，更多的是他不知道姓名的受难者，那一排排被刺死推倒在河水中的难民，一声声将死未死的痛苦哀嚎，一具具衣不蔽体被轮奸致死的无名女尸…… 

　　1987年，骆中洋把自己亲历的大屠杀写下来寄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馆自1985年建成后，他会常常到纪念馆去看看，看看哥哥，缅怀一起受难的同胞。1997年他在日本同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见面，当着他这个“中国兵”的面，那名日本兵承认罪过，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 

　　有机会，他会以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到各地去作证，1997年和2001年他分别去过日本和美国，去讲述他亲历的南京大屠杀。“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要在有生之年向更多的人讲述这段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