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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日本人民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日本人民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周建高（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在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和教科书中，常把日本人民同所谓“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把日本人民也描绘成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以此为制造“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舆论奠定基础。然而历史并不如此简单。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l《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也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O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
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在对外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
综上所述，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小撮，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就是软弱可欺的，美国人占领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国，中国人原谅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国。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支持侵华战争的日本女人
一、助纣为虐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你们的夫君已化作靖国之神。殉国英烈虽死犹生。你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家里全心全意地为国抚育英雄后代，平凡而伟大，是全体日本妇女的榜样，也是将为万世所景仰的伟大楷模……”(东条英机1944年《致靖国之妻》)。
1931年冬天的一个寒夜，大阪一位刚做新娘的女人井上千代子悄悄地用小刀刎颈而死。她的死竟然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产生了。“我们日本妇女，必须敬神、崇主、奉诏、为皇国无私奉公”(《大日本妇人会纲领》1942年)。
与侵略战争相始终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是产生于军国主义母体的一个怪物，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举世罕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在战争中，它像病菌一样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短十年内其成员由40人猛增至1000万人。它为虎作伥，充当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帮凶，有效地协助了日本军队遂行侵略战争。
如果日本女人不去充当那个受害后作恶的“伥鬼”，日本法西斯之“虎”也不会有如此大的能量，点燃“一亿颗火球”(一亿日本国民)。因此，“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就是日本女性主动地助纣为虐的体现。
二、“昭和烈女”与刽子手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成立，一个叫井上千代子的女人，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大孤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两情缱绻、佳期如梦、春宵恨短井上清一乐极忘归，烽火连天的满洲战场被抛到了脑后。可归期已至，军令如山不可违逆。眼看鸳梦难续，井上清一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落落寡欢，他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要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新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却一直在悄悄准备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在井上清一行将归、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
字迹娟秀的遗书洋洋万言，大意即是说她是以死言志，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发现身边妻子仍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上驶往中国的军舰。
事件发生后，日本舆论媒介如苍蝇见血般叮住不放，喋喋不休地加以渲染，一夜之间，千代子成为“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偕行》以通栏标题称赞井上千代子为“昭和之烈女”，称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将士的士气大受鼓舞”、“所有皇国军人为之感动”。
两家会社以惊人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竟相将其事迹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并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的前线在军人中间上映。皇后陛下还驾临“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遗德显彰会”。于是44岁的大阪主妇安田夫人以此“御国之行为”为契机，发起组织“国防妇人会”，而这位发起人安田夫人就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的媒人。
“昭和之烈女”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果真斗志更加昂扬，他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指挥部下残酷地虐杀中国人，万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1932年9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井上清一，他是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的指挥官。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南面，全村有800多间房子，3000多居民。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以梁竭夫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击毙了日本矿长渡边宽一、自卫团长平岛善长和劳务糸佐弥作等几个日本人，并烧毁了杨柏堡炭所的6所仓库。9月16日，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在井上清一、川上岸、小川一郎的指挥下，包围了平顶山。日军挨家挨户地把居民全部赶出，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襁褓中婴儿都被横拉竖拽地拖走，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行动迟缓的老弱病残，被当场刺死。日军佯称要让居民集中照相。
午后一点多钟，全村3000多人全部被赶到平顶山南面的一块草坪上，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是日本人的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草坪四周高处架着眼6台蒙着黑布的照相机。正当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候，蒙在照相机上的黑布同时被揭开来，原来是6挺重机枪！井上清一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猛烈扫射，平顶山村民血肉横飞，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积尸如垒。
待人们全部倒下之后，刽子手还不罢休，挨个用刺刀刺、军刀砍、手枪打，一个士兵挑开了一个孕妇的肚子，扎出胎儿，挑在枪尖上招摇狂笑。为毁尸灭迹，井上清一命令士兵用铁钩将3000多具尸体钩到山崖下堆积起来，浇上汽油焚烧，日军还同时烧毁了平顶山全村800多间房子，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焦臭刺鼻。最后，日军用大量炸药将西面山崖炸塌，厚厚的山石掩埋了这个屠声。
周建高（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在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和教科书中，常把日本人民同所谓“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把日本人民也描绘成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以此为制造“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舆论奠定基础。然而历史并不如此简单。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l《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也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O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法西斯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利陶醉。日本全国所有的力量，工人、农民、文化人等等各界各层的人们都被动员起来，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妇人会、文学报国会等都集合到大政翼赞会旗下，支持战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舆论界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组成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强化对于言论的统制，新闻工作者们用“鬼畜美英”这样的词语，激发国民的同仇敌忾精神。特别要指出的是，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领袖是坚持平民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德富苏峰，骨干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津久井龙雄、评论家野村重臣等人。
再看后方的百姓。“七七事变”后，妇女儿童们，每天手举小旗去车站欢送出征的士兵。许多成年人对于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的行为，带着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谈论。新闻界，敢于真实客观报道前线日军暴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并掩盖、隐瞒日军失败程度，使广大国民不了解事实真相。南京陷落后，日本全国提灯游行庆祝，《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大庆祝会，万余人会聚在一起欢呼，高唱《爱国进行曲》。不但出现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前线，后方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的情景，还有妇女、学生直接参加战斗的。美军在攻占冲绳战斗中，遇到顽强抵抗，牺牲了四万二千多人，伤亡超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当时冲绳本岛人口四十七万，有三分之一战死。当地不少居民混在军队中，妇女装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药包，有的手握竹枪参加战斗。女学生的“山丹部队”、师范学校学生的“铁血勤皇队”都拼至最后一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没有出现“二战”后不少国家发生的那种国内民主派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不少民间志士相约集体自杀，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宫前呜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请罪。
任何国家，无论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居于社会顶端直接决定事关全体利益的政策的人必定是极少数。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的群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日本人民，应该没有疑义。那些支持对外扩张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构成了人民。工人、农民、企业主、知识分子(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等)这些人民的基本成分，是积极支持对外扩张的。他们是日本社会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对于日本人民与政府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对外战争的情形，丝毫没有论述，只有极少数几篇论文中偶尔提及。提到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民，都是写他们的反战斗争。这里面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政府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而人民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侵略战争。于是一般中国读者以为日本侵略战争是少数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操纵国家机器、逆历史潮流而发动的。这是从观念出发编写的历史，没有揭示出历史的全部真实。就近代日本历史而言，反对侵略战争的固然有，但是支持侵略战争的人更多。在对外侵略扩张这一点上，大多数日本人，是非常一致的。一旦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对外的时候，原先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被民族矛盾、国际矛盾代替。那种把日本人首先定性、分类，然后根据某类人具有某种性质的公理，称军国主义者本性就是要侵略，人民天生爱好和平，而且他们之间判若天壤，再推导出结论来的分析方法，是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作为大前提的公理首先就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当然难以获得对对象的正确认识。没有国民自觉的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日军在战场上绝不会表现：得如此凶猛。一九四二年五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之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的塔腊瓦岛、马金岛之战、一九四四年六七月之间马里亚纳群岛海战，日军全部阵亡。尤其是塞班岛的战斗中，日军战至最后一人，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则集体跳海自杀。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美军进攻硫磺岛、冲绳岛过程中，又遇到同样的情况。冲绳之战中，日本军人死亡八万五千多，人民死亡达九万四千人。日本走上战争道路，不仅是天皇个人、内阁、军部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全体日本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两年一些媒体上对于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仍然出现用固有思维看待日本社会的现象，即把某个对象从它原生环境中抽出来，孤立地分析、评论。例如说日本有和平宪法；日本人民大多生活富裕；日本国会中有反对党，各派势力相互制衡，因此不可能再走上战争道路。外交问题进入学术讨论领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之一。人们可以发表各种主张，但是立论必须遵守逻辑规则，首先大前提必须真实。就近代日本来说，人民、政党和政府，时常出现纷争，但是在对外扩张侵略中，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的表现之一。
综上所述，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小撮，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就是软弱可欺的，美国人占领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国，中国人原谅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国。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支持侵华战争的日本女人
一、助纣为虐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你们的夫君已化作靖国之神。殉国英烈虽死犹生。你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家里全心全意地为国抚育英雄后代，平凡而伟大，是全体日本妇女的榜样，也是将为万世所景仰的伟大楷模……”(东条英机1944年《致靖国之妻》)。
1931年冬天的一个寒夜，大阪一位刚做新娘的女人井上千代子悄悄地用小刀刎颈而死。她的死竟然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产生了。“我们日本妇女，必须敬神、崇主、奉诏、为皇国无私奉公”(《大日本妇人会纲领》1942年)。
与侵略战争相始终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是产生于军国主义母体的一个怪物，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举世罕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在战争中，它像病菌一样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短十年内其成员由40人猛增至1000万人。它为虎作伥，充当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帮凶，有效地协助了日本军队遂行侵略战争。
如果日本女人不去充当那个受害后作恶的“伥鬼”，日本法西斯之“虎”也不会有如此大的能量，点燃“一亿颗火球”(一亿日本国民)。因此，“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就是日本女性主动地助纣为虐的体现。
二、“昭和烈女”与刽子手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成立，一个叫井上千代子的女人，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大孤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两情缱绻、佳期如梦、春宵恨短井上清一乐极忘归，烽火连天的满洲战场被抛到了脑后。可归期已至，军令如山不可违逆。眼看鸳梦难续，井上清一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落落寡欢，他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要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新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却一直在悄悄准备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在井上清一行将归、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
字迹娟秀的遗书洋洋万言，大意即是说她是以死言志，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发现身边妻子仍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上驶往中国的军舰。
事件发生后，日本舆论媒介如苍蝇见血般叮住不放，喋喋不休地加以渲染，一夜之间，千代子成为“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偕行》以通栏标题称赞井上千代子为“昭和之烈女”，称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将士的士气大受鼓舞”、“所有皇国军人为之感动”。
两家会社以惊人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竟相将其事迹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并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的前线在军人中间上映。皇后陛下还驾临“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遗德显彰会”。于是44岁的大阪主妇安田夫人以此“御国之行为”为契机，发起组织“国防妇人会”，而这位发起人安田夫人就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的媒人。
“昭和之烈女”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果真斗志更加昂扬，他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指挥部下残酷地虐杀中国人，万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1932年9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井上清一，他是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的指挥官。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南面，全村有800多间房子，3000多居民。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以梁竭夫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击毙了日本矿长渡边宽一、自卫团长平岛善长和劳务糸佐弥作等几个日本人，并烧毁了杨柏堡炭所的6所仓库。9月16日，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在井上清一、川上岸、小川一郎的指挥下，包围了平顶山。日军挨家挨户地把居民全部赶出，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襁褓中婴儿都被横拉竖拽地拖走，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行动迟缓的老弱病残，被当场刺死。日军佯称要让居民集中照相。
午后一点多钟，全村3000多人全部被赶到平顶山南面的一块草坪上，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是日本人的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草坪四周高处架着眼6台蒙着黑布的照相机。正当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候，蒙在照相机上的黑布同时被揭开来，原来是6挺重机枪！井上清一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猛烈扫射，平顶山村民血肉横飞，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积尸如垒。
待人们全部倒下之后，刽子手还不罢休，挨个用刺刀刺、军刀砍、手枪打，一个士兵挑开了一个孕妇的肚子，扎出胎儿，挑在枪尖上招摇狂笑。为毁尸灭迹，井上清一命令士兵用铁钩将3000多具尸体钩到山崖下堆积起来，浇上汽油焚烧，日军还同时烧毁了平顶山全村800多间房子，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焦臭刺鼻。最后，日军用大量炸药将西面山崖炸塌，厚厚的山石掩埋了这个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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