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含城沦陷，盘踞在县城内的日军凯觎含北。昭关是皖东的战略要地，通往含北的咽喉。一天下午，日军几个侦察兵窜到昭关，刺探情报（当时国民党部队对昭关尚未设防）。老百姓闻讯后全部躲进山林。另几个日军正在东窥西探时，突然从山上投下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把敌人吓得嗷嗷叫，以为山上有伏兵，仓皇逃回含城。其实这枚手榴弹，乃是当地一个曾经当过兵的老百姓所投，就这样把鬼子吓跑了。未过多天，又有一队日军从小岘山中往昭关东侧探路，丧尽人性的日寇，一路上将沈山垴、花冯、小蔡等几个靠山村庄全部烧光。同一天，另一批日寇从昭关西边鱼岘口窜到昭关背后的清水塘村，进行窥探，几个卖草的农民惨遭杀害。

从那以后，国民党便在昭关驻军设防。当时一七一师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驻守在昭关的兵力有1个连，其中配有1个加强排，9挺轻机枪、两门炮，守卫3个山头。这段时间，日寇未敢进犯，但仍常用榴弹炮从含城向昭关轰击，每隔几天就打炮，一打就是几十发。昭关附近的居民不堪日寇这样经常骚扰，只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尝尽艰辛，苦不堪言。

1942年，昭关驻军换防，由地方部队二支队的1个中队接替驻守。这支部队编制不足员，装备又差，只有3挺老式轻机枪。昭关居民见此情景，知难御敌，纷纷外逃，但驻军却不让外出。就在这一年夏至那天，含城的日寇出动大约1个团兵力，向昭关大举进犯，几门山炮轮番轰击，并有两辆坦克配合进攻。昭关驻军虽有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无奈兵力武器皆与日寇悬殊过大。坐镇仙踪的二支队马振华大队长又按兵不动，不发一兵一弹。驻守昭关这个中队从午饭后一直坚持到傍晚，由于弹尽无援，撤离了防地。日寇随即占了两个山头，先烧营房，后烧昭关民房，80多户、几百间房屋顿成一片焦土，并杀死两个老年妇女，一个40多岁的农民孙方金被绑在树上，用火活活烧死。这是日寇数犯昭关中最残暴的一次。

是年下半年，昭关驻军又换一三八师某连驻防。1943年元旦那天，部队全部开到距昭关以西45华里的油坊集过年。日寇得知这一情报后，连夜偷袭并占领了这座空城。驻军闻讯昭关失守，自知擅离防地，责任重大，便连夜急行军赶到昭关北边山麓，从三面发动强攻，经过一场鏖战，日寇败退撤回含城。

同年1月29日，一场大雪之后，天气异常寒冷，不料此时龟缩在含城的日寇，竟在下半夜和伪军（绥靖队）倾巢出动，突然占据了昭关山头，枪炮齐鸣，打死了1个哨兵。当时昭关守军仅有1个班人，不敢抵抗，仓皇撤退。日寇进了昭关，又大肆掳抢，杀人放火，并将农民沈兆田、王先涛两人用铁丝捆住双手，带回含城，说他俩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探子。未过几天，把沈兆田带到西门菜园地，让两条狼狗活活咬死，还用东洋刀将沈的头砍下，照像取乐。王先涛因有亲戚在城内，托人用钱买通了关节，才免遭杀害，但仍叫王跪在一旁陪斩，王当场吓得晕了过去，鬼子还强扭王的头，叫他看，又是照像，又是狂叫。这是日寇投降前最后一次进犯昭关，种种暴行，令人发指。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国民党首都南京即告沦陷。日寇在侵陷南京之后，为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挟其海陆空军的优势，由南京过江，沿着津浦铁路继续向西进犯，以配合由华北南下之敌，进攻徐州、武汉。蚌埠是皖北、淮南的门户，津浦南段和陇海的咽喉，为军事必争之地。当时国民党曾驻有重兵，桂系廖磊的第七军，东北俞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均驻扎此地，统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日寇为侵占这一重要据点，先以大批飞机侦察轰炸，接着以排炮(即多门大炮同时发射)为掩护，并以铁甲车为前锋，沿铁路线两侧，乘隙攻击进犯。终于在1938年2月21日，日军分由凤阳刘府、临淮关、长淮卫及沿着淮河南岸分数路合笼。在沿淮河进犯时，用小汽艇散放烟幕掩护，进入蚌埠市区。国民党守军向徐州方向撤退。从此，蚌埠沦入敌人铁蹄之下、魔掌之中，达八年之久。在八年沦陷过程中，日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残酷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较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纳粹匪徒，有过之而无不及。广大沦陷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惨绝人寰!伤心惨目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
     一 1938年2月上旬和中旬，日寇还没有进陷蚌埠市区的时候，日机就不分昼夜，对城市和郊区以及邻近城镇，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每次以三五架或七八架乃至十几架飞机，从天空发着嚎叫，沿铁路线，逐乡逐镇、逐个村庄地进行轰炸扫射，使所有房屋建筑，都被夷为一片血墟，无辜平民被炸死炸伤的，总计有1000余人。身首异处，血肉模糊，有的婴儿被炸死在母亲的怀抱，有的老人被炸死在沟渠里。有一次敌机空袭市区。一个炸弹投中三径街一李姓百货商店的一座楼房，顿时浓烟烈火，血肉横飞，所有房屋、家俱、货物以及周围邻舍，全被毁于一旦。又一次敌机空袭市区时，连续投弹命中了老虎山脚下国民党军队的一座弹药库，引起弹药连锁爆炸。硝烟滚滚，烈焰冲天，弹药爆炸声震撼天地，达数小时之久。以后敌机虽已离去，亦无人敢于前往救护，所有附近房舍人畜，亦全遭毁灭。最后几天，敌军逼进市区，国民党军队即将撤退，日寇可能探知这一情况，它为想堵截国民党西撤，有一天来了20多架敌机，密集轰炸淮河大桥以及大桥两岸所有的房舍和建筑物。这一惨重轰炸，使蚌埠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数计。
     二 日寇在侵陷市区之后，接着就是疯狂的屠杀。他们分派多支小部队，荷枪实弹，端着刺刀，逐街逐巷，搜索巡逻，只要看见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近的就用刺刀戳，远的就开枪打。横遭杀戮死于街头巷尾的，不知凡几。到处是血肉淋漓，尸横遍地。以后，日寇分驻于老虎山、雪华山、天桥、火车站、轮船码头、小站台等制高点，并把横铁路以西作为驻军的禁区，所有交通路口，均由日军把守，不准任何人通行。住在天桥下面，一个靠测字为生的汪姓老人，刚从家里出来，就被日军一枪打死。另一个姓倪的老奶奶，从家里出来刚露头影，就被打死在家门口。有一部分愚民，在汉奸的怂恿下，手拿太阳旗去向日寇表示欢迎，结果也被站岗的日兵，统统用机枪扫射打死。在整个蚌埠沦陷时期，日寇屠杀的中国人民真是不知有多少。例如在1943年端午节前后，日寇数十名窜到西郊郑郢村附近，以搜枪为名，将全村居民赶到塘边，先将一沈姓的农民杀死，又将一姓王的农民砍下半个脑袋，后来又把一王姓老农民推入塘里，叫他下去摸枪。老人不会游水，几次挣扎呼救，而日寇却是一阵哈哈地狞笑，接着就是一枪将老人打死在水里。日寇还把沈姓农民捆起杀死，用刺刀挑起沈的肚肠示众。就在这一天之中，在郑郢一带，杀死我同胞18人，烧毁房屋几十间。又一次日寇到小蚌埠镇，没来得及躲避的群众，被日寇用机枪扫射和刺刀戳死的有100多人。在西郊有三个农民被日寇抓去作射击比赛，当活靶子打死。真是残忍至极!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三 强奸妇女。则是日寇侵陷蚌埠时期的另一种极端罪恶的兽行。日军进城后，无论是官是兵，只要见到妇女，无论是老年和少年，就拿着刺刀去强行奸污，有的妇女还被轮奸。一个姓倪的老妇人，因被日寇强奸后，羞愤自缢身死。王××的妻子已年过五十，也被日寇轮奸而致死。日军每次到农村扫荡时，一进村庄就要找“花姑娘”，以致许多男同胞被杀死，许多妇女被奸污。沈××的姐姐被日寇强奸时，她拼命反抗，脑部被敌人穿了几刀，当场死亡。后来日寇通过维持会伪政府的汉奸，还在银行仓库等处，设立了“慰安所”，强迫120多名妇女，供日寇蹂躏。有一个张扬氏，她哥哥被日军打死后，她的嫂子亦被强迫送进了“慰安所”，让日寇糟踏。
     四 宪兵特务横行，更是暗无天日。日寇陷蚌，在军事占领的同时，即派来大批的宪兵、日谍，并雇用了城乡的一些地痞流氓、汉奸土匪以及帮会分子，替他们做特务工作。专门刺探中国军民抗战情况。宪兵队住在二马路横铁路西(原税务局地址)，日谍和特务住在二马路东头的天锡里。这些宪兵特务，凶残至极，无恶不作。对稍有可疑的中国人，肆意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用冷水灌腹，踩扛子，坐老虎凳，放狼狗咬，或施以残酷的电刑，或者用刺刀戳，剁尸成段，投入淮河。如居民周顺斋被抓去以后，灌冷水，压扛子，毒刑拷打，以致成了残废。农妇王氏的丈夫和儿子被认为有抗日嫌疑，同时被打死。陈张氏一家被说成私通八路，房屋被烧，全家被抓去处死。日寇宪兵队从怀远抓来大明会成员及被牵涉的群众30余人，除了个别人以外，其余大部分人有的被用刺刀戳死，有的被放狼狗活活咬死。
 

    （一）百户人家一片灰
    位于周皋乡南阳行政村道义河南边乌风滩下的湾沚镇林场，其前身就是抗日战争前方园百里有名的南阳自然村。以刘姓为主，还有黎姓、放鹰搞船的外来户等，计63家283人。曾建有三排街道式房子，号称“下九甲”。再加刘家山头的北阳村（今县化肥厂边）和湾沚下街头的三房村（今横街、县予制厂一带），计有百座烟囱林立，近400人口，故又合称“刘半街”。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1937年12月8日），鬼子从湾沚兵分两路：一路由下卡“碉堡塘”（今县予制电杆厂边原有三个塘口称三个塘，日军在此造一碉堡，后皆称碉堡塘）出发；一路由北阳村刘家山头（今县化肥厂）出发，包抄南阳村。先在各家各户和柴草堆里逐一搜查。下午四点多种，老天刮起西南风，鬼子在所有民房和柴草堆上泼倒“洋油”，接着付之一炬。全村63户215间房屋几乎烧光，刘祚江家两个正八间瓦屋也一片瓦砾。幸存径旺家一个正八间、祚明家一个假八间、祚银家三间瓦屋计19间，也“乌焦巴弓”。烧掉未窖藏的粮食近万斤，烧劫生猪31头、山羊100多只、家禽上千只；烧毁各种农具、家具衣物不计其数；63条耕牛被劫杀（用剌刀戳死后，割下四肢片肉就抛弃）。
    渡船口北边的“大有”油坊也遭了殃。日寇将99间半房料拆下扎编两个木排拖走。所剩砖瓦、石片，强迫“苦力”顺河沿铺筑湾（沚）方（村）简易公路。
    从此，北阳村、三房村的几十户人家逐渐拆迁和消亡，南阳村一蹶不振。如刘祚华一家七个人六死一残；刘祚振夫妇有三对儿媳，因全家11人在外“跑反”染病，无一生还；刘祚皋、开镖、开钊、庭彩（被枪杀）等家成了绝户。原南阳村的村民，疏散到周皋乡汪泥团和湾沚镇老汽车站等地，现不过20户100人左右。
    （二）刘祚华一家七人六死一残
    刘祚华（乳名小永南），15岁起，即在南阳村“大有”油坊船队帮工。民国二十六年（1937）22岁，给船队汪家义（桐城派）帮工。
鬼子快进湾沚时，船队在方村乡花园村躲了一个月。不久，国民党调集36条民船在湾沚大码头运送伤兵。由湾沚至西河，一连送了三天三夜。
    十月三十日（1937年12月2日）上午八点多钟，日军出动三架飞机（标有太阳旗）轰炸湾沚。船队遭难，当场伤亡四人。船主范庆有因下船舱讨东西，在船舱里被炸成三截；国军一个连长和一个小兵粉身碎骨；刘祚华在船后梢，一个倒栽葱炸入河中。被人救上来，一套棉衣布满弹片，血肉模糊，用剪刀分解后，右脚掌炸掉半边（1996年已80岁，脚掌仍未收疤，脓血腥臭）。后来，有几个人把他抬到自家茅屋里。
    十一月初六（12月8日）上午，三十多个鬼子扫荡南阳村，其中有5个鬼子窜到刘祚华家搜查一个多钟头。一个挂刀持枪的“小太君”在大门口站岗，两个在灶口，两个在房里。有个小鬼子用剌刀挑开刘裹在身上的破棉絮，见其趟在地上，赤身露体，血肉模糊，以为死去。临走时，朝其太阳穴猛踢一脚。不一会，头肿得像笆头，疼了一个多月。
    下午四点多钟，天起西北风，鬼子一把火，把南阳村烧个尽光，刘在一片火海中，拼命爬到积雪一尺多深的菜园沟里，裸体裹着棉絮和稻草，用洋铁粪箕盖着头。饿了就吃青菜叶子，渴了就喝点雪水，就这样熬煎了半个月。
    半月后的一天夜里，其四姑奶奶刘唐氏“跑反”回来，夜里带一碗饭来看望，见其还有一点气，已经看不清人样了，便找其叔父刘径木等4人，用踏板把他抬到渡船口方忠仁家草屋里。方的父母等经常在夜里偷送点饭搭救，才渐渐醒过来。
    到了腊月，刘到合圩江桥仙堂老斋公处要饭。江桥洪昌启、洪村洪昌标两“通司”（村民公推与日军接头传话的人）还说了情。讨了三年饭，在地下爬了三年，有一天，五、六个鬼子在塘里划船搞鱼，见其在地上爬，就“三面相交”，打耳光作乐，直到刘昏死过去。当刘醒来时，头已肿得像笆头。
    初六，刘祚华的58岁父亲刘径山和刘祚银被拉差，午后由李渡逃回家。拣了点衣被，准备到白沙圩避难。

    时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将亲身经历的日寇在大闸镇炸死七人炸伤四十余人的血腥罪行，回忆如下：

    1943年炎热的夏天，早稻刚刚登场，农民由于丰收，手头经济少许宽裕，为家里添置一些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大闸街上买卖东西的人熙熙攘攘，商店又兴隆起来。经过一天的经营，晚上店主人总是合家老小到后埂纳凉，听说大板书。沿大闸镇边近像康湾、新埂、沙包、仁和的农民也三五成群地赶到大闸听说书。

    大闸桥头（安流闸）是邓宏椿澡堂（今大闸乡政府），在澡堂东北角沿河沿是一片广场，每晚纳凉和听书的人们就聚集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童。我有两位好友，一位叫朱致祥（现在台湾），另一位是陈建平（已故）他两都比我大三岁。我们三个顽童，经常白天拣香烟头自卷香烟，晚上去书场听大板时吸着玩。就在这一天晚上，朱致祥的父亲朱传熙也在听书。他们看见我们三个小孩子在人群中吸香烟，就打儿子一巴掌，并说：“吸到老要成精。”由此，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离开了书场。在我还没有回家门口时（我家离书场约二百米），只听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鬼子来了。

    原来日本鬼子来自当涂县查湾镇，傍晚悄悄偷袭大闸。鬼子到了闸北渡口，就兵分两路，一路从闸北街心向大闸桥头扑来，另一路由闸北后埂向大闸桥头扑来。在书场纳凉和听书的有一百多人，见鬼子来了，慌忙向街心逃跑。不料鬼子已包抄而至，向人群中投出手榴弹，当场炸死七人（有医生施济民、单身汉三痞子、农民吴某、剃头匠等人），朱致祥的父亲朱传熙老人，老金夫妇都受重伤。这一夜大闸处在日本侵略者恐怖之中。第二天祠山庙外科医生陈明志赶到大闸给受伤的人治疗。被炸死的农民吴某是独生子，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现场真是惨不忍睹。

    1990年夏天，我的老学友朱致祥由台湾回来探亲，与我同返故里。共同回忆起日寇在大闸屠杀无辜百姓的血腥罪行，真是感慨万千，义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