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土狭窄，生存环境局促，注定了其担心被边缘化、被征服而必须“走出去”的心态。一旦走出去，发现昔日的强者 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竟然是如此的虚弱，那种盛唐时代对中国的谦卑心态荡然无存。一种暴发户、颠覆者心态暴露了其兽性的一面。

在侵略中国过程中，日本屡屡对中国平民肆意屠杀、虐杀，强暴妇女，其恶行背后是狭隘的民族心理使然 面对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国，他们有一种征服之、毁灭之的欲望。

日本为什么要扩张？日本的政客曾有过“理论性”的回答。

1937年初，日本发生政治危机，近卫内阁上台。这位谋划了全面侵华的政客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扩张主义者。他曾经提出一套“国际正义”世界政治观。

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说日本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岛国，日本要保障本民族的生存权，就必须重新分配世界领土。

1937年6月4日，近卫内阁成立。这天，近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释其政治纲领：新内阁的的对外政策就是谋求“基于国际正义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单纯维持现状的和平。世界不重新分配土地，就不能实现国际正义。日本要获得的国际正义就是有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市场的自由和转移劳动力的自由。

这一侵略逻辑将日本数百年来对外扩张思想 重分世界的“天下观”发展到了顶峰。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决定意识”的说法来解释日本这种天下观，是很容易理解，也确实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岛国狭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狭隘的民族心理，狭隘的民族心理铸成了以对外扩张为核心的天下观。

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与日本情况相近的国家当属英国。英国也是一个岛国，也曾经四处扩张，满世界都是其殖民地，因而有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英国改变了世界，日本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

正是由于这种孤立于主流世界之外的地缘特点，造就了日本民族具有扩张意识的天下观。

历史上盛行于日本的“神道史观”认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神道观念作为日本的一种意识形态，至今一直支配着日本民族。

伴随着明治维新，天皇的权威得到空前的维护，于是神道史观演绎出了“皇道史观”：天皇既是主宰日本的神、又是政治的君王和军事的统帅；天皇的权威来自于神话中的皇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

皇道史观认为，世界是由八条大绳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点，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天皇之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万国，地球将被日本统一。

向日本民族灌输这种思想的，当然是日本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日本社会精英对民众灌输这种思想，从不乏近卫内阁起可以上溯到300多年以前的丰臣秀吉。

在日本的历史上，总是不乏反复论证“扩张有理”的知识分子。令人感慨的是，数百年来，日本的社会精英总是与对外扩张结下不解之缘。

大致总结一下，这些扩张理论主要包括：

1855年吉田松阴提出的“扩张补偿论”；

1868年，明治天皇提出的“大陆政策”；

1869年，木户效允提出的“征韩论”；

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论”；

1928年，石原莞尔提出的“满洲利益线理论”，

以及近卫提出的“国际正义论”等等。

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日本并非在通过明治维新国力上升之后，才有扩张的冲动。对外扩张是其民族的基因，一直是一脉相承的。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学说”，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立即就成了一种实践。
迁都北京，进军印度！

早在16世纪末日本的战国时期，以武力统一日本的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6 1598）就提出了大陆扩张的构想。

1578年，丰臣秀吉表明他的“宏大志向”：“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

1584年，担任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提出了一个带有时间表的扩张计划：在占领朝鲜之后，于1593年初占领北京，1594年日本迁都北京，然后再进军印度。

1590年，丰臣写信给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进展顺利，丰臣秀吉就开始筹划迁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苎印度”。

不过，丰臣秀吉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理想层面”。

丰臣秀吉两度兴兵进犯朝鲜，史称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侵略者遭到了朝鲜的沉重打击，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的明代历史上，有一段广为人知的“抗倭战争”，其实就与丰臣秀吉和其侵略思想有关。

明代嘉靖年间起，日本人就在山东至广东沿海一带经常出没，抢占地盘、烧杀抢掠，他们长期骚扰中国海岸线，才有了戚继光打击倭寇的故事。尽管戚继光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无法改变日本对此后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

正是由于回应日本的侵扰，同时又避免中国海盗与日本人勾结，明朝实施了闭关禁海的政策，曾经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大明朝，由此转向了保守，大国的胸襟就此渐渐失去，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

中学历史课本上有这样的表述，明代江南的手工业、制造业发达，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随着明朝的闭关政策的确立，“萌芽”的“资本主义”最终没能进一步发展。按照这种说法，有可能进一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中国，就此徘徊不前，大陆文明未能及时连接海上文明。

帝国的停滞，自然有各种因素所决定。倭寇的骚扰让统治者不胜其烦，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

随着丰臣秀吉于1598年病死，其迁都北京进攻印度的扩张大陆的计划彻底失败。然而，丰臣秀吉“灭朝鲜，侵中国”的战争思路，却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之地图，使日本英雄率兵进入此三国时，能暗记此图以应变。
日本要上岸。

1786年，林子平又写出《海国兵谈》一书，论述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如何向大海进军，希望日本能出现沙俄一样的君主，以武为先，一统五洲。

如果说其他的人思想相对抽象的话，林子平则将日本的扩张计划具体到了地图上。任何一个日本人一旦面对地图，就会发现朝鲜是一块跳板，而中国则是“彼岸”。如同当年批评本居宣长的日本中心论一样，一些日本人指出，日本如同大海上的一片叶子一样渺小。日本人浮在海上的“叶子”之上，自然是缺乏安全感的。林子平的地图则清晰地指明，大陆就是获得安全的地方。

与林子平同一时代的本多利明（1744 1821）也是一位扩张理论者。他主要围绕日本传统的“八弘一宇”理论，加以发扬光大。

本多利明是当时日本的经世学家，曾游历各国，调查地理、物产，并习学航海术。他认为，日本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实行“开拓制度”，并举例类比：“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主张无论东洋或西洋皆有可属于日本之诸岛，侵犯他国，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把英国视为理想国家，认为英国与日本同属海国，然英国“本国小”而“属国多”。他期待日本像“英吉利岛”，在全世界，两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

1798年，本多利明写出《经世秘策》一书，确定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霸权、征服世界为最高奋斗目标。他认为日本要成为世界最强国的途径，是建立大量生产精巧奇器与名产的制度，与外国之交易乃为提高自身之国力。

不过他的理论并没有停留在贸易强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启发，他认为日本强国的捷径是侵略扩张 向西占领中国东北，向北攻占俄国的库页岛，在此二地根基打牢之后，再进军中国和美洲大陆。

1801年他在《贸易论》一书中对丰臣秀吉推崇备至，认为“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为君之道的秘密”，进一步把贸易与战争联系起来。
吉田松阴的“扩张补偿论”和佐藤信渊的“征服支那”

倒幕时期的扩张论者吉田松阴和佐藤信渊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起到了重要的鼓吹作用。

吉田松阴是倒幕时期的尊王攘夷派，在倒幕运动中被幕府处死。只活了29岁的吉田松阴（1830 1859）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提出了一套“扩张补偿论”。他在狱中著文提出日本在对俄、美贸易上所失去的利益，应该通过征服朝鲜、满洲、中国得到补偿。

吉田松阴虽然被幕府处死，但由于弟子众多，其思想后来被广为传播。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的政治精英们大多为吉田松阴思想的追随者。

幕府时期的思想家、经济学者佐藤信渊（1769 1850）虽然比吉田松阴早生了31年，但是由于吉田松阴早亡，二人几乎同处一个时代。

佐藤信渊以“征服支那”为核心，写出了《宇内混同秘策》一书，宣称日本乃天地间最早成立之国，是世界万国之根本。以日本之雄威统一万国何难之有！

佐藤信渊为统治者描述了其想象中的扩张计划：日本侵略中国，如果节制得宜，5到7年就可以使中国土崩瓦解。而要征服中国，应该首先占领满洲，然后以满洲为根据地占领中国、朝鲜和印度。

明治维新打通了强兵之路，这并非其进行武力输出的主要原因。日本走向扩张的深层原因在于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上述“天下观”。

本居宣长的“八弘一宇”、“大日本帝国”思想

在佐藤信渊之后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之流。

伊藤博文是在明治维新的政治斗争中崛起的政治明星。

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的经济获得飞速发展。1870年到1885年这短短数年里，日本落后的工业面貌大为改观，初步实现工业化。

改革尽管使日本的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但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能使人人受益。伴随着明治维新，一些没落的武士因丧失特权而不断发动叛乱，大批破产农民也对现实不满。不满的力量形成幕府时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本居宣长（1730 1801）的“八弘一宇”的思想树立了日本民族优越、应该主宰世界的理念。这种思想认为，日本是日出之国，乃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家。

本居宣长出身商人家庭，是日本国学家、历史学家，也是引领“大日本帝国”思潮的先导之一。他主张，必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要各国都前来向日本朝贡。鉴于他在日本学者中的地位，众多日本人对其思想推崇备至，并开启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大日本帝国”战略构想。

其实，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古代日本受中国冲击和影响严重有关。当日本社会面临文化问题与社会危机的时候，日本的思想家们便提出，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污染，从而提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心理，这其实是将外来文化作为现实挫折的替罪羊，意在重建日本文化，突出自身的优越性以建立民族自信心。

本居宣长的民族优越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冲击，具有保守倾向。从本质上说，他表达了日本文人试图让日本文化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摆脱中国文化的冲击，从而塑造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

但由此而引发的“日本是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的自恋倾向，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后来的扩张的一个思想源泉，并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思想埋下了伏笔。

伊藤博文的“主权在君”、山县有朋的“大陆政策”

在日本的历史还有一位与晚清时期的魏源类似的人物，也为后来的日本大陆扩张提供了思想贡献。此人叫林子平（1738－1793），不过中国的魏源是这位林子平死后一年才出生的，因而二人不同一时代。

1785年，林子平出版《三国通览图说》，详论朝鲜、琉球等地的风俗地理等，其目的在于明确日本之了一股要求民主权利的“民权运动”。

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熟悉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有识之士”开出了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的药方。

具有欧洲考察经验的伊藤博文主张日本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主权在君”的宪法。

随着伊藤博文的建议得到了明治政府的采纳，这样一个主导了甲午战争的扩张主义者成为政界的核心人物。

与伊藤博文同一时代的是山县有朋，此人在此后的对华侵略中，主导了大量的军事行动。

1869年6月，日本改元明治的第一年，当时就已经负责军事的山县有朋前往欧洲考察。

德富苏峰在《公爵山县有朋传》中说，山县有朋认识到，要巩固中央集权，完成维新大业，“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

1870年8月，考察归来的山县有朋向天皇建议，设立中央政府的军队 天皇“亲兵”。山县有朋还提出《军备意见书》，主张实行欧洲兵制为楷模的征兵制度，另外为防备俄国，还强调扩充海军。

1871年，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提出，“兵部将来之目标在于外”。在军国主义的“挟持”下，主导日本近代历史上的“大陆政策”初步形成。

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将《邻邦兵备略》亲自递交给明治天皇，并在奏章中说：

“当年万国对峙，各划疆域而自守，非强兵而不能独立 邻邦兵备之强一则可喜，一则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可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 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 当今兵备之急犹渴之于饮，饥之于食 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持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国民之劳力始可积蓄，国民之富贵市场可保 ”

伊藤博文也上奏称，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之举止已不可坐视。

明治维新两条腿走路，就是富国和强兵。除了上面所说的发展经济之外，日本加紧实施军事改革，建立近代化军队。

日本迫于列强的压力解除锁国政策后，军事落后必然挨打的教训，激发了明治政府改革旧的军制、建立有先进技术武装军队的决心。

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征兵制的实施，使军部在政府的地位逐渐占据了优势。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应运而生。

知识界“扩张理论”，如果不上升为政策，也就仅仅是一种“学术”。但是，这种学术思想在明治维新过程中逐渐成为明治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

明治天皇主张“布威四方” 以大陆为侵略对象的岛国扩张文化

这主要是因为明治天皇对于这些扩张思想的高度认可 天皇本人就是一个主张“布威四方”的军国主义者。

1868年，刚刚打倒幕府夺回权利力天皇，也就是当年改元明治的睦仁天皇发表了日本近代历史的“谶言” 《御笔信》。

明治天皇在其刚刚立足之际就在这篇文字里宣称，将“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结合后来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这篇文字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胎动，又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宣言。

除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以及明治天皇这些政治人物推崇扩张之外，与他们同一时期的日本大思想家 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的扩张也做了重要的理论宣传。有关福泽谕吉的思想对扩张的影响，后文再表。

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在吸收了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山县有朋把“强兵”看做是“富国之本”，极力主张采取扩军措施，不断增加军费，迅速推进日本军队的近代化，还提出了进攻亚洲大陆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即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

1882年8月15日，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设想：欧洲各国与我国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与日本相对抗的是中国。因此，日本要针对中国充实军备。

1890年3月，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里提出日本要与俄国争夺朝鲜、中国地盘问题。他说，“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亚细亚，不出数年即可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化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

当年12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要“发展国力，伸张国势”。“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 朝鲜、中国。”山县有朋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朝鲜、中国。

历数日本历史上如此众多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成果”，不难发现，这个岛国的文化从来就盛产扩张理论。

社会文化是一种社会集体意识的体现，是生活在某个共同环境下的人们的思想认同。如前文所述，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生成与其地缘特点、气候条件有关。日本在其长期的历史中，扩张思想一脉相承，有其必然因素。这个国家先天是一个狭小的、为大洋包围的岛国，所以这个国家产生了内部“以和为贵”，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封闭狭小环境下的自卑心理，通过与他国的文化交融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自负和妄自尊大，日本宣称自己最优秀的民族来抗拒“先天不足”。

一个民族的学者和思想家，自然以引导民族的“自尊”为己任。所以，日本的文化精英们总是前赴后继地宣扬日本的中心论和对外扩张论。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一种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天下观。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日本人认为，任何的领土都可以占领，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说起天下观，其实以本国为“天下的中心”，认为本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样的思想在多个民族都有过。这本身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是凝聚本民族力量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

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人，长久以来就认为本国乃天下之中心，所以才有了“中国”的自我称谓。事实上，汉族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处于其他民族的包围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地处辽阔的大陆 而非日本那样有大海做屏障 汉民族一直面临着被包围的生存危机，所以“中国”虽然将周围民族视为蛮夷，但多数时间并没有进行武力征服，反而形成了“以和为贵”的外交策略。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多通过“和亲”、“安抚”政策。

日本则不同，日本历史上没有外部侵略的危险。外来的只是先进文化，而吸取先进文化到了一定程度，必然酝酿出自我保护性的反馈 对外来文化进行否定和回击 否则就有可能被同化的危险。

所以，在吸收中国文化数百年之后，日本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以大陆为侵略对象的扩张文化。传统的神道史观、天皇史观加上支持扩张的启蒙思想的催化，通过明治维新化解了民族危机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