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谓“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真相

    “满洲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它又是怎样的政权机构？在近代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后果等等，国内外很多人并不知晓，一些年轻人甚至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特别在日本由于受右翼思想影响，大搞欺骗宣传，导致一些不正确的历史认识观。日本靖国神社的“游就馆”，日本右翼举办的战争展，涉及伪满洲国内容时，都大同小异，说什么：“满洲自古以来就是一块不毛之地，地大物博，人烟稀少，日本为了开发建设满洲，成立了独立国家，建设的是‘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带来的是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日本把侵略东北美化成从军阀和西方列强手中“解放”东北人民，把“满洲国”吹嘘成“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与日本“共存共荣”。 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美化侵略，歪曲历史。

追本溯源——“九·一八事变”的时代背景

“满洲国”是日本利用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国东北炮制的傀儡政权。因其非法，我们称之“伪满洲国”。“满洲国”在东北大地上出现决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中国积贫积弱处于乱世、以及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对日本军事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揭示伪满洲国实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弄清楚“东北”和“满洲”及“满蒙”、“满洲人”和“满洲国”的概念和关系。

东北，是指中国领土东北部地区的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统称，“九·一八事变”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位于东北亚的中心地带，东、北、西三面分别与朝鲜、俄罗斯和蒙古国为邻，南濒渤海与中国华北区相连接，隔日本海和黄海与日本、韩国相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蕴藏丰富的资源。

满洲，是肇兴于东北的满族的固有名称。今天的满族即“满洲族”的简称。

我们先从历史上追溯一下“满洲”一词的由来：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清太宗皇太极下令改女真统称为满洲。自此以后，“满洲”一词作为满族族称问世，颁旨之日亦称为颁金节（即满族的节日）。“满洲”一词的含义其说法种种，但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皇太极于公元1634年听了一位叫穆克什克的降者讲述《三仙女故事》之后，根据神话故事中的“满洲”一词，自称建州本部之号为“满洲”。正如他在《清太祖实录》中所重申：“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里俄朵里城，国号曰满洲，是满洲之始也。”二是认为此词源出佛教，根据《满洲源流考》中记载：“满洲”则来源于佛号中的译名“曼殊”一词，今汉字为满洲。

皇太极在颁旨中，采用“满洲”一词对女真人相统称，并借助赋有神圣灵光的“满洲”一词，强调古已有之，其意在于达到君权神授和顺天应人的政治目的。而佛教中的“曼殊”一词，满语作“酋长、首领”之意。既为尊称，又为族称；既可保持女真人的自尊心，又易被所征服的异种人所赞同。

然而“满洲”一词后来却被外国列强所窃取，用移花接木的伎俩所沿传。自日本侵略东北以后，日本人竟以“满洲”一名代替“东北”，又将“东北”与内蒙东部合称为“满蒙”。

“满洲人”与“满洲国”：“九·一八事变”后的次年2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派嫡系汉奸召开了所谓的“建国会议”。会上确定其国号为“满洲国”，国体为满、汉、蒙古、日本、朝鲜等“五族共和”。1932年3月1日，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从此，原“满洲族”被“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国号所窃用。凡东北地区之人，鱼目混珠，统称为“满洲人”了。在沦亡的十四年中，只许称“满洲人”，不许称“中国人”；只准称“满洲国”，不准称“中国”。

“满洲人”与“满洲国”并非同一概念，尽管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各个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动，但是，东北作为地区概念则长久而稳固。近代以来，日本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人为地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其用意昭然若揭，就是要达到长期独占东北的险恶目的。

国难降临——东北沦陷与伪满洲国建立

当国运衰败的中国艰难挣扎于历史沼泽最深处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意图致命的攻击，乱世中国一下子陷入民族大存亡、文明大存亡的最危难关头。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许，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几名日本兵来到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附近，按照事先的计划，用炸药将铁路一侧的路轨炸毁。日军在爆炸现场放置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无辜百姓的尸体和伪证（所谓中国士兵使用的枪支和被炸毁的枕木），制造假现场，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突袭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炮轰沈阳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之为“满洲事变”。

9月19日早晨，关东军就在沈阳城内到处张贴事先准备好的布告，而且为炫耀发动“满洲事变”所谓赫赫战功，关东军建立了柳条湖爆破地点纪念碑。如此，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是谁已经不言自明。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震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这一天起，东北人民陷入14年的水深火热；从这一天起，整个中华大地上卷起了5000多年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怒涛。直至今日，9月18日在国内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也经常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东北沦陷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关东军按照计划，出兵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正在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蒋指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因此，关东军屡屡得手，至1932年2月，短短４个多月的时间，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3000多万同胞成了亡国奴。1933年4月，日军占领热河省后，把长城作为伪满洲国国界。

事件爆发后，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积极在东北组织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满洲国”出笼 占领东北，组建一个服从于日本的政权，是日本侵略中国既定方针的重要一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对于如何统治已经占领的中国东北，曾经多次开会，反复研究方案，也得到了日本国内各方面的指导和支持，甚至引起日本天皇的关注。1932年1月6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奉命回国向日本政府汇报建立“新政权”进展情况，日本天皇破格召见了他。

1932年2月，经日本军部、内阁指导，关东军纠集汉奸策划的“新国家”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一）国名：满洲国

（二）元首称号：执政

（三）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

（四）国号：大同

（五）首都：长春，改称新京

（六）“新国家”的政体：“民本主义”

伪满洲国国旗是红蓝白黑满地黄（以1928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为基础），五个颜色象征着“五族协和”。周围的黄色是指满洲民族与统一、红色代表大和民族的热情、蓝色代表汉族的青春、白色代表蒙古族的纯真、黑色代表朝鲜族的决心。日本人为什么选择长春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因长春地处东北腹地，又远离俄国和关内军阀势力易于控制，交通便利，易于规划和发展等等……所以日本人选择了长春作为为满洲国的首都。

在日本炮制“新国家”的过程中，又是关东军扮演了主角。在幕后操纵汉奸大搞独立运动，拼凑起伪省政权，组建“自治指导部”，大搞旨在粉饰“建国”真相、欺骗东北人民的“促进建国运动”。

1932年3月1日，傀儡戏正式开场了。3月6日，日本精心物色、长期豢养的溥仪在一批汉奸上演了三次“请驾”闹剧后，终于粉墨登场。他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代表板垣以书信的形式签定了“关于国防、交通及其它问题”的“汤岗子温泉密约”。具体内容有：

（一）“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维持委诸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满洲国”负担；

（二）“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包括修筑项目均要委诸日本管理；

（三）日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而其保荐与解职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

虽然是3月6日签定的，但落款却是3月10日，为的是使该密约具有法律效用。这份密约就是后来的《日满议定书》的秘密附件。

3月8日下午3时，溥仪在日本军人、特务的严加“保护”和汉奸的簇拥下到达长春。3月9日，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溥仪在吉长道尹衙门正式就任“执政”，伪满洲国正式成立，年号“大同”。

日本之所以在军事占领东北后，没有直接统治，而是炮制出“满洲国”，把溥仪扶上伪元首之位，因为这样做可以欺骗、愚弄、麻痹东北人民，易于使东北人民服从伪满洲国统治，而日本人则通过操纵、控制傀儡溥仪及伪满政权来使东北人民服从自己的统治。同时，日本利用傀儡这块遮羞布还可以掩饰他们赤裸裸的侵略行经，掩饰他们的阴谋，蒙蔽世界公众耳目，应付世界舆论的压力，从而避免他国干涉，不至于重蹈“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覆辙。

日本这样处心积虑，其目的就是妄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共存共荣”：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机器

日本宣扬与伪满洲国“共存共荣”、“一心一德”， 但实质上“满洲国”是彻头彻尾的傀儡，是牢牢地绑在日本法西斯战车上的机器。

以主权换皇权 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便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定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攫取了东北的一切大权，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溥仪由于出卖主权“有功”而换来了皇帝的桂冠。

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改“执政”为“皇帝”，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

溥仪以卖国的《日满议定书》换得了自己的皇位和日本承认伪满洲国；而日本则夺取了东北的所有主权。据此，日本在东北肆无忌惮地奴役镇压人民，疯狂地掠夺资源，为所欲为。

“新国家”成立后，如何操纵控制，谁来主宰这一切？这在日本朝野上下与关东军又是经过一番策划后于1933年8月8日由内阁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刚”，即所谓“八·八”决议。这一要刚确定了日本统治东北的基本方针--内部指导原则，决定由关东军来主宰这个“内部指导权”，表面上以独立国家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关东军司令官通过三条渠道操纵。这三条渠道一是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和次长制；二是在军事上通过层层设立顾问来操纵军事大权；三是通过“帝室御用挂”来操纵溥仪。

伪满国家组织法规定，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实际上关东军司令官才是真正的“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关东军司令部是统治奴役东北人民的大本营。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位于现吉林省委大院西侧，现为松苑宾馆，日本式建筑风格，当年在塔楼的正中部曾悬挂着象征日本天皇的金色“菊花御纹章”。其右侧的是伪满皇宫缉熙楼，伪满时称为帝宫，因为天皇的宫殿是皇宫，“康德皇帝”的宫殿只能称帝宫。

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相当“亲密”：定期互相拜会，主要是接受关东军司令官对其进行内部指导。溥仪身边的日语翻译林出贤次郎，陪同溥仪拜会关东军及日本要人，他写的《严密会见录》，记载了165次溥仪与日本方面各种人物的会见记录。

关东军派驻高级参谋，对溥仪进行“指导”。1935年，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作为“帝室御用挂”（汉语顾问之意）来到溥仪身边“伴驾”10 年。溥仪回忆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下、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由于监视控制溥仪“有功”，吉冈在10年间则由陆军中佐擢升为陆军中将。溥仪曾形象地比喻说：“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身为“皇帝”的溥仪，毫无权力和尊严。

伪满轰动一时的大案“凌升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也是伪满洲国建国元勋之一。溥仪深信他的忠诚，于是将其四妹许配给他的儿子。1936年春，时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到“新京”出席省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自己在兴安省“有职无权”，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不料，祸从口出，立即被关东军扣上“反满抗日通苏”罪名，处以斩首极刑。而溥仪以“帝王”之尊，不仅不能挽救亲家一命，而且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旨令，解除了四妹与凌升之子的婚约。1937年，关东军借口“护军事件”解散了溥仪用于护身和复辟的私人武装——护军。

溥仪如此，伪满各级官吏也难逃傀儡恶运。谁若稍有不满，就会召来杀身之祸。1935年5月，日本众议院代表团访问“满洲国”，郑孝胥在会见时说：“日本扶助‘满洲国’有如子女，太溺爱了。如今‘满洲国’独立三年了，也应该让他学着走两步了。”这话传到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耳朵里，他认为郑孝胥有“抗逆情绪”，便向溥仪说：“郑总理倦勤思退，可让他养老，另换一位总理大臣。”溥仪举荐民政部大臣藏式毅，被南次郎拒绝，最后按照南次郎的意愿，换上了亲日的老牌汉奸张景惠。日本人起用张景惠的原因是他相当听话，相当“实在”。因张景惠登台讲话时有不认识的字，他特从台上走下来请教秘书后，有继续发言。日本人认为他老实、实在，日后好控制，能为我所用。

果不其然，张上任后是奴性十足：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由于日本从满洲国强行筹措工业原料而引起纠纷，为躲避纠纷，总务厅长要求总理大臣发言。张说道：“我是没有学问的乡下人，就说乡下人的俗话吧。日满两国就好像是栓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蚱蜢（即蚂蚱）”。从此，这句话成了日满官吏之间常挂在嘴边的话。

“满洲国”后期，农民被强行要求对日本进行“粮食供给”，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满系“大臣”以“本国”正在闹饥荒为由，要求日本提高收购价格，而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反对提高价格，张对此发言道：“日本的皇军正豁出性命，我们满洲人不过是提供粮食而已，闹饥荒之类的，系紧裤腰带就能解决”。在张景惠任职后和南次郎的一次谈话时说：“虽然自己的能力微薄，但已下定最大决心，为皇帝陛下效力，因为为满洲国皇帝效力同时也是为日本天皇陛下效力”。张始终贯彻这一立场，尽可能符合关东军的意图，对关东军表现出软弱、协助的傀儡做法和老实，忠诚的憨态，是他之所以被关东军任用并在此要职上长达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伪满国家组织法规定，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中枢机关。伪满洲国成立后，像模像样的组建起完备的国家政权机构，而在这一政权架构中日本却利用“次长制”架空了各级汉奸官吏，牢牢掌控着伪满各级政权。从日本官吏在伪满政府中所占的比例就可见一斑。伪满初期，日本人官吏在伪满中央政府中占20%，到35年日本人官吏在伪满中央政府中的比例已达50%以上，有的要害部门甚至达90%。

伪满国务院旧址，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基础医学部。该建筑由日本人设计，是当时伪满首都新京最高的建筑。伪满国务院在名义上是国家元首溥仪的直属机构，首脑是总理，但实际上却是由关东军掌控，日本人在其中担任各个要职。核心机构是总务厅，控制着“国务院”，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官控制着“国务总理大臣”，掌握实权，是实际上的“总理”，关东军司令官通过总务厅长官来指导伪满洲国的政务。关东军对伪满政府进行“内部指导”的专设机构是它的一个内部科室即第四课，总务厅则是第四课的对口机构。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第四课—﹥总务厅，这才是伪满政府的真正权力中枢。

伪满重要的国务事项都是日籍高级官吏和关东军一些人共同策划、制定（每周五召开的高级秘密会议），再通过由总务厅长官主持召开的“火曜会”（固定于星期二召开，日语星期二为“火曜日”）上决定后，才拿到国务院会议上无条件通过。再由溥仪最终裁可（不可更改和驳回）。“火曜会”才是实际上的伪满洲国内阁会议。1937年，“火曜会”改为总务厅“次长会议”。

国务院下辖的部门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多次调整。留在长春市大街上的伪满建筑是最有力的见证。如：伪满“八大部”（外交部、民生部、经济部、司法部、兴农部、交通部、军政部）等旧址，这些伪**迹现已成为长春警示文化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所述，伪满政府各部门大臣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掌握实权。在行政管理上奉行的是“以华制华”政策。

全面侵华战争的供给基地

日本在行政管理上奉行的是“以华制华”政策，而在军事占领上则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为了支援和供给侵略战争，日本推行“日满经济一体化”，通过“满铁”及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进行垄断资本渗入，控制各行各业，全面夺取伪满洲国的经济命脉。使“满洲国”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基地。如：“满洲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垄断东北重工业、军工业；“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垄断了煤炭业；“满洲电气化学株式会社”控制电气及化学工业；“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垄断航空业等等。到1943年9月，日本在伪满设立了104家特殊会社与准特殊会社。这些株式会社就象一根根吸血管，垄断和掠夺东北的经济和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占领东北的14年间，共计掠走煤炭2亿4千万吨，生铁1千2百万吨，粮食2亿2千8百万吨，木材1亿立方米，仅黄金就达22吨。可以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他们无所不抢，无所不掠。

为长期占领并统治东北，日本人挖空心思，想尽办法，他们首先研究中国人的弱点，从中国多数人吸烟包括吸食大烟等入手，找到中国人的弱点即：意志力不强，爱慕虚荣，急功近利等等，一方面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威逼利诱，网罗汉奸。这也是当时东北出现汉奸群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利用鸦片和大麻等毒品对东北人民进行肉体和精神层面的摧残，日本在“满洲国”推行“以毒养战”的罪恶政策，利用东北人吸食鸦片的恶习和弱点，广泛开展毒品交易，榨取钱财。通过“吸血鬼”式的方式，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维持了战争机器的运转。为掩人耳目，1937年10月，日伪推行“鸦片断禁”，但伪满各地的鸦片种植面积有增无减，“鸦片断禁”，实为明禁暗纵。为怂恿中国人吸食鸦片，在各地设立吸烟馆和鸦片加工厂。在一些地方，凡20岁以上的人不论男女，一般都配给鸦片，每人一天三份，使之成瘾，随着成千上万的中国财富流入日本的口袋，则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变成了“东亚病夫”！伪满流传着这样一首《大烟叹》：“提起抽大烟，两眼泪涟涟，倾家又荡产哪，受苦实在难；自从抽大烟，健壮身体变，面黄又肌瘦啊，美味不能餐。自从抽大烟，家产全卖完……”这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战争狂人的摇篮 在侵华日军中，华北派遣军中有关东军，华中派遣军中有关东军，太平洋战场上也有关东军。

如前所述关东军是靠侵略东北起家和发展起来的，而日本军政要人，也就是日本战犯大多数都在此“历练”过。如大家所熟知的日本甲级战犯：

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日本老牌特务、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

东条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曾担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等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头号战争罪犯。

武藤信义，1932年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第一任全权大使，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定了《日满议定书及附件》。

南次郎，1934年12月，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满洲国”闹剧的策划者。日本侵略“满蒙”活动的急先锋。

植田谦吉，关东军司令官，在中蒙边境挑起与苏联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诺门坎战役。结果关东军一败涂地，自己也被打断了一条腿。

梅津美治郎，1939年起任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洲国大使，日本细菌战魔头，下令在东北创建“731”部队。

山田乙三，日本陆军上将，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兼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他上任后，主要是强征和抓捕劳工抢修地下防御工程，指挥研制和生产细菌武器。

冈村宁次，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任驻伪满洲国武官。

土肥原贤二，曾担任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北满第5军司令官等职，是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成立伪满洲国主谋之一。他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是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之一（其他两个分别为：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

坂垣征四郎，曾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职，是“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号称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其他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

松井石根，历任日本驻哈尔滨、奉天特务机关长、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关东军司令部副官，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木村兵太郎，曾担任关东军参谋长、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等职。他命令每年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山东省）掳掠到东北或日本的矿区做苦工；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被称为中国劳工的“死神”、“缅甸屠夫”。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参谋长、拓务大臣、朝鲜总督等职。曾任内阁首相（即“战败内阁”的前一届）。他是积极策划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

这些战争罪魁和狂人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移民入侵强占土地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国内的许多企业倒闭，失业人数骤升，农业处于萧条。为解决国内危机，缓解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为改变东北人口比重，使中国人“日本化”，进而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实施向“满洲移民”的战略方针。早期移民主要集中在南满各城镇及铁路沿线，“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仅有千人”。侵占东北后，日本开始大量移民。

日本在国内大肆宣扬“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满洲民众正期待着日本人民前往“援助”与“开发”。并宣称，凡迁移到中国去的男青年都可以免除兵役，以此鼓动日本农民移居中国，希望他们能“完成皇国的使命”，“成为新国家的真正核心”和“主人”，这样，许多日本人抱着到东北安居乐业的憧憬报名参加移民。

日伪在东北建立了许多移民村，来安置这些武装移民。平时生产，战时参战。为稳定这些移民并使其长久定居，日伪还为日本移民募集配偶，许多日本女青年携带武器来到中国东北，与日本移民按事先印在衣服上的相同序号结为夫妻，成为“武装新娘”。

继武装移民之后，1936年日本又将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侵略活动。按照《二十年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实施了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每5年为一期，分四期完成全部移民计划。

从1938年开始，日本拓务省在国内募集16至19岁、身体健康、意志坚强的青少年，组成“义勇队开拓团”，经过“身心锻炼”后，向东北进行青少年移民。为安抚他们还实行“大陆新娘”制度，强令募集来的中国女青年经女子拓务训练所训练后，集体嫁给“义勇队开拓团”成员，组成家庭，定居中国东北。

这些受过法西斯教育的青少年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充当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肉弹和炮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神风队员驾驶单人飞机去和美国飞机或军舰做有去无回的撞击。接受特殊训练的神风青年被称为“肉弹”。

研制使用生化武器的“试验田” 日军违背国际公约，秘密在东北建立细菌部队和化学部队，为侵略战争研制使用生化武器。

1933年，关东军在哈尔滨市附近的平房建立细菌部队——“满洲731部队”。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多重领导，部队长为石井四郎。日军把抓捕的用于做活体实验的抗日志士和“苏谍”等无辜百姓称为“马路大”（木头的意思），并以“特别移送”的方式把他们秘密押送到731细菌部队，用他们的活体做细菌实验。据不完全统计，其实验方法竟多达几十种之多。据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供述：1939至1945年，经细菌实验被屠杀者有3000多人。日军细菌部队把研制的细菌武器、弹药拿到野外进行实战演习。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细菌部队设施。

关东军在长春孟家屯建立的第100细菌部队，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主要培植和研究鼻疽菌、炭疽菌、牛瘟菌、鼠疫等为主要细菌武器和进攻方法。日本战败前，关东军将部分带不走的设备和厂房炸毁。并将可以使人畜共患、交叉感染的炭疽菌、鼻疽菌、痈疽菌投到井里，一时间，导致长春附近地区鼠疫泛滥，霍乱成灾。

此外，关东军还在齐齐哈尔设立化学部队，对外称516部队。与日本的“毒气岛”一样，生产一些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毒剂。日军把生产研制出来的毒剂弹等，用于在中国各地的侵略战争。时至今日，日军在吉林敦化和齐齐哈尔遗留的大批毒弹，还依然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血浸“乐土”：日本人的天堂 中国人的地狱

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是为王道；自由、快乐、幸福的地方，是为乐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满洲国”真的是日本所谓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吗？历史的真实又是怎样的呢？

思想统治文化专制 为长期占领和统治东北，日本侵略者牢牢控制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一系列文化统治措施来摧残和破坏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

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查封有反日倾向的报纸，大肆销毁东北进步书刊，禁绝和排除具有中华民族思想、反满抗日书刊的传播。同时残酷迫害具有反日思想和左翼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同时急速发展日伪统治下的报刊。

由日本关东军控制的文化统治机构——伪满总务厅情报处（1937年改为弘报处）。全面控制伪满的文艺、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文化事业。

还成立了“满洲国通讯社”，垄断新闻通讯；建立“满映株式会社”，统揽东北电影文化业，拍摄了大量宣传殖民主义统治思想的“国策电影”。“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旧址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所在地。

当时，东北人民看的、听的，都是日伪所谓的“满日”亲善、国策电影等，进行“五族协和”、“日满一德一心”的宣传。

奴化教育 在教育方面，日本统治者通过伪满政府的文教部，统管东北各地的教育机构。日本侵略者通过摧残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以大和民族精神同化东北人民，来培养适合其殖民统治需要的忠良顺民。实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教育。

在摧残东北原有民族教育的同时，还通过改编教科书，摧残中华民族传统教育。伪满洲国成立的当天就下令：“在满洲国境内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1932年，文教部成立后，宣布“今后再有教授排日教材者，按拿武器反抗日本论处”。当时，只要有一丝民主意识或民族意识的教材，就被列为“排日教材”而遭至查禁或焚毁。在日伪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极尽篡改历史，制造霸占东北的理论借口，例如高级小学校的历史教科书，胡说东北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满洲乃满洲之满洲，决非中国之满洲也”。日伪利用教科书支解中国的版图，其险恶用心在于对于幼小学生起到蒙蔽作用，使其只知有满洲，而不知有祖国。

1937年，伪满宣布实行新学制，即通过缩短大、中学校的学时年限，降低中国学生的知识水平，便于日本人掌控和利用；设立职业学校，培养一般职业人员，还将日语定为国语，勒令中国学生每天学习，以达到愚民和奴化教育的目的。而专门培养伪满高级官吏和殖民统治骨干的伪满大同学院和伪满建国大学，其学制长达一般大学的两倍，为6年，学生都以日本人为主，只有少数中国人。以中国人为主的一般高等学校，则多是培养供日本统治者驱使的各种职业人员的学校。

根据伪满政局的演变及统治的需要而侧重推行“王道主义”、“皇道主义”和“神道主义”的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方针。

伪满建国之初，以所谓的“王道思想”教育宣扬伪满洲国的建国思想，1935年5月2日，伪满皇帝溥仪第一次访日回来后，颁布《回銮训民诏书》，强迫东北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一德一心”，进入皇道主义教育阶段。为体现所谓的“皇道主义”建国思想，他们强迫学生吃饭前祈祷感谢“日本皇军”的恩赐。1940年7月，伪满皇帝溥仪第二次访日回来后，发布《国本奠定诏书》和《国民训》，将伪满建国渊源归于“神道”，进入“神道主义”教育阶段。同时，把《国民训》列入学生守则，强迫学生每天用日语背诵，向日本皇宫、伪满帝宫遥拜。

精神奴役宗教欺压 日本侵略者广泛利用宗教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为统治东北，日本在各地兴建象征日本“肇国之祖”的“天照大神”神社和神庙。到伪满垮台前，日本已在东北建立大大小小的神社295所。日本侵略者利用在中国东北各地的神社举行“祭祀”活动，悼念在侵华战争中死去的日伪官兵。

1940年溥仪奉命从日本捧回来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八坂琼曲玉、八咫镜、草稚剑），并在伪满皇宫修造了“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并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勒令东北人民信奉参拜，伪满皇帝溥仪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带头参拜“建国神庙”。还以法律条文规定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者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1942年8月，伪满铁岭市市长徐渐久出席公署署期教员讲习会，他看到会场没有日本人，便发起牢骚说“叫我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吗?”结果，第二天，徐渐久被逮捕，以“大不敬罪”判处徐渐久七年徒刑，其他在场的教师也全被拘留。给东北人民强行套上了新的精神枷锁。日本侵略者实行文化专制、推行奴化教育以及进行宗教欺骗的本质是要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东北人民蒙受灭种灭族的欺凌。

民族分化 日本统治者在“五族协和”、“共存共荣”的口号和招牌下，大搞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他们把东北的主要民族成分列为日本、朝鲜、蒙古、汉、满等五个民族。所以又称“五族协和”。把本来不属于东北民族的日本人作为伪满洲国的民族组成之一正式肯定下来，侵略者和日本侨民也摇身一变成了东北的主人。更为恶毒的是，自诩为“天孙人种”、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理应为“满洲国构成的中核分子、“五族的先达者”、“国民中最有为的种族”。宣扬其民族“高贵论”和日本民族为五族之“中核论”，即“大和民族中心主义”。

东北沦陷期间，凡在日伪各级政府和部门充任荐任级以上的日籍文武官员，都藏有一册关东军司令部颁发的极秘的《日本人服务须知》，其中列有30余条统治东北、奴役东北人民的毒策。其内容之阴险、手段之毒辣，都是令人发指的。《须知》开头便称：“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因此日本人在满洲“不是侨民而是主人”，“日本人既是核心民族，需诱导他族向日本人学习，养成忠直刚毅，富有牺牲的武士道精神，以便驱使”。在经济地位上，日本人享受格外的优厚和关照，不但住着高级住宅，日籍官员的薪金等于同级“满”系官员的3～11倍。并享受其他各种特殊的优惠。就连日本普通的移民，不仅在政治地位上高出东北其他民族一等，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国人。

与此相对，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东北人民生产的粮食，日伪颁发“粮谷出荷法”，强迫农民到指定地点交纳“出荷粮”。农民辛苦一年，却要忍饥挨饿。许多农民因交不上出荷粮而遭毒打和逮捕，有的农民被逼迫得上吊自杀、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日本将搜刮的粮食大量运往日本、朝鲜和中国华北以换取军用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宣布大米是军需品，禁止中国人食用，如果食用就会被打成“经济犯”。一年中，仅此一项被治罪者即达 31万多人。中国人受着非人的待遇，吃的是象子面、窝窝头，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避寒的生活。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人的乐土和天堂，是中国人的地狱。

军事镇压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是镇压和屠杀东北人民的总指挥部，它操纵指挥着伪满各地的数十万关东军。也是法西斯恐怖统治中枢，它控制指挥着伪满各地的军、警、宪、特机构，具体实施恐怖统治，可以说是屠杀中国人的大本营。

“满洲国”的军事部则是执行关东军命令的最高军事机关。这是当时的伪满军事部建筑，占地5万3千多平方米。伪满军事部从它成立的那天起，一刻也没有停止它的罪恶活动，疯狂地进行血腥镇压和军事围剿，为了封锁、隔绝、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切断民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日本殖民统治者推出了最为毒辣的一项反动措施即实施集家并村，修建集团部落。伪满时期，日伪建立的集团部落达17000余个，整个东北因集团部落而受害的人数达500万人之多。

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日军实行烧、杀、抢的所谓“三光”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侵略东北期间，制造了无数起屠杀无辜平民的大惨案。仅平顶山大惨案。一次就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3000多人。

奴役劳工 为加速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在疯狂掠夺东北物产资源的同时还通过骗招、强征、抓捕等手段，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把从山东等地抓捕来的劳工，运到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进行资源开采和各种工程的修筑。1941年后，伪满每年从关内和本地骗招与强抓劳工总数达200余万人。

为保守秘密，日伪还残忍地将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集体屠杀。1944年关东军修筑兴安岭军事工程，抓捕15，000名劳工，被奴役致死者达6，000余人！据统计，从1931至1945年期间，日本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中，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

光复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从九·一八事变起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爱国官兵、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等就展开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拉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面临政治环境白色恐怖，军警宪特严密布控，武器装备精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加之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而抗联又多活动在高寒山区，气温长达零下40多度，且还要面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难境地，在日本殖民地及其傀儡政权的统治下和天寒地冻的自然环境中，坚持斗争，其艰难困境是可想而知的。彭真同志曾说过，在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为艰苦的事：第一件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日联军14年的游击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举国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英、美、中等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出现转机。1945年7月26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谈，并发表《波茨坦公告》，限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日本燃起的战火最终也烧焦了本土。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国抗日战场上举行全面大反攻。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纷纷缴械，日本“大陆政策”彻底破产，其炮制的伪满洲国也寿终正寝，随之垮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饱经14年殖民统治的东北人民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东北抗战的14年间，涌现出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可歌可泣的抗日民族英雄，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