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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丰：日军伪造中国纸币证言第一次曝光
蒋丰：日军伪造中国纸币证言第一次曝光
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依靠中国伪钞维持的战争。而中国伪钞的制造者，就是日本。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不愿意承认。
姬田光义收集的证言——登户研究所第三科，当年日本陆军设立的专门机构
——“第九研究所”制造的中国伪钞。
研究表明，从1938年3月开始，由于日元走软,用日元维持战争出现了极度困难的状态。于是，日本陆军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所谓“经济谋略”,寻求在经济上为战争提供支持。臭名昭著的“第九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第三科，当年就承担了研制中国伪钞的任务。
如今，在迎来战后65周年的时刻，在距离“8·15”——日本战败纪念日（日本人称为“终战纪念日”）只有两天的时候，日本共同社报道了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收集的证言，显示出1945年战后留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反共的日本老兵们曾经使用过日军在战时伪造的中国纸币。尽管这份证言还没有能够表明日本8年侵华战争都在使用中国伪钞，但却是日本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曾有的“伪钞战争”。
姬田光义教授表示：“这是第一次出现证言显示日军伪钞在战后被反共特务机关使用。东京审判没有追究伪钞作战，使得犯罪在战后得以继续。”
据了解，这次作出证言的日本人是家住埼玉市的前陆军少尉稻叶绩，今年已经86岁。稻叶绩是战后留在山西省的日本老兵之一，曾与当地国民党军合作反共。
稻叶绩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的采访时也承认：“1948年我被分配到了反共特务机关，启程前往活动地区前领取了伪造的国民政府纸币以作为活动经费。给我伪钞的日本负责人当时说，虽然是伪钞，但很有用，要我拿好，收集情报需要资金。”年近90岁的稻叶绩自称已经不记得纸币的面值等细节了。
稻叶绩曾从事过搜集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工作，1949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此后，他在太原接受了战犯法庭的审判，1956年回到日本。
说到这里，就必须再次提及日本陆军曾在川崎市设立的特务研究机构“登户研究所”（第九技术研究所）。这里曾经是伪造带有孙中山肖像的5元、10元等中国纸币的“大本营”。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里共制造出总额约为45亿元的中国伪钞，相当于国民党政府几年的货币发行量。据说，当年这里的印刷机有的时候是24小时运转，大约有30亿元伪钞在中国各地被使用。台湾学者许介麟的研究成果表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年，中国货币——法币的发行额为14亿8千万元，1938年为23亿1千万元，1939年为42亿9千万元。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国民政府战费只有10亿至15亿元，而国家行政经费则只７亿元而已，合计不过17亿至22亿元。按照重庆国民通讯社的报导：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1938年是24亿元，1939年28亿5千万元，战费为每年18亿元或24亿元。由此可知，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二、三年的中国战费。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外聘讲师渡边贤二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他指出：“日本制造伪钞的首要目的是搞乱中国经济，但也被用于在中国采购物资或支付士兵薪水。没有这种伪钞，那场日中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这里还研发了用于攻击美国本土的气球炸弹，据说与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731部队也有牵连。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登户研究所”的相关资料基本都被销毁，当时的情况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个研究所在战后被日本明治大学农学部用作实验设施，因为建筑老化而在今年4月改建为资料馆。（写于201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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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依靠中国伪钞维持的战争。而中国伪钞的制造者，就是日本。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不愿意承认。
姬田光义收集的证言——登户研究所第三科，当年日本陆军设立的专门机构
——“第九研究所”制造的中国伪钞。
研究表明，从1938年3月开始，由于日元走软,用日元维持战争出现了极度困难的状态。于是，日本陆军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所谓“经济谋略”,寻求在经济上为战争提供支持。臭名昭著的“第九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第三科，当年就承担了研制中国伪钞的任务。
如今，在迎来战后65周年的时刻，在距离“8·15”——日本战败纪念日（日本人称为“终战纪念日”）只有两天的时候，日本共同社报道了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收集的证言，显示出1945年战后留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反共的日本老兵们曾经使用过日军在战时伪造的中国纸币。尽管这份证言还没有能够表明日本8年侵华战争都在使用中国伪钞，但却是日本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曾有的“伪钞战争”。
姬田光义教授表示：“这是第一次出现证言显示日军伪钞在战后被反共特务机关使用。东京审判没有追究伪钞作战，使得犯罪在战后得以继续。”
据了解，这次作出证言的日本人是家住埼玉市的前陆军少尉稻叶绩，今年已经86岁。稻叶绩是战后留在山西省的日本老兵之一，曾与当地国民党军合作反共。
稻叶绩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的采访时也承认：“1948年我被分配到了反共特务机关，启程前往活动地区前领取了伪造的国民政府纸币以作为活动经费。给我伪钞的日本负责人当时说，虽然是伪钞，但很有用，要我拿好，收集情报需要资金。”年近90岁的稻叶绩自称已经不记得纸币的面值等细节了。
稻叶绩曾从事过搜集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工作，1949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此后，他在太原接受了战犯法庭的审判，1956年回到日本。
说到这里，就必须再次提及日本陆军曾在川崎市设立的特务研究机构“登户研究所”（第九技术研究所）。这里曾经是伪造带有孙中山肖像的5元、10元等中国纸币的“大本营”。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里共制造出总额约为45亿元的中国伪钞，相当于国民党政府几年的货币发行量。据说，当年这里的印刷机有的时候是24小时运转，大约有30亿元伪钞在中国各地被使用。台湾学者许介麟的研究成果表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年，中国货币——法币的发行额为14亿8千万元，1938年为23亿1千万元，1939年为42亿9千万元。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国民政府战费只有10亿至15亿元，而国家行政经费则只７亿元而已，合计不过17亿至22亿元。按照重庆国民通讯社的报导：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1938年是24亿元，1939年28亿5千万元，战费为每年18亿元或24亿元。由此可知，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二、三年的中国战费。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外聘讲师渡边贤二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他指出：“日本制造伪钞的首要目的是搞乱中国经济，但也被用于在中国采购物资或支付士兵薪水。没有这种伪钞，那场日中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这里还研发了用于攻击美国本土的气球炸弹，据说与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731部队也有牵连。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后，“登户研究所”的相关资料基本都被销毁，当时的情况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个研究所在战后被日本明治大学农学部用作实验设施，因为建筑老化而在今年4月改建为资料馆。（写于201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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