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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日寇第二次侵占郑州后，为了加紧“以华治华”，他们在郑州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民族败类，连同从开封带来的特务、土匪共100余人，成立了一个特务队，隶属宪兵队。这个特务队的头目叫酒井勇一（官衔中曹），故称酒井特务队。酒井勇一是日本贵族，所以他的军衔虽然只是个“军曹”小官，但非常跋扈，日寇高级军官见了他也先敬礼，在郑州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特务队队部设在现管城回族区清真寺街20号（现管城公安分局院内），内有一个地下室，作为特务队的牢房。特务队的分队长有岳清江、朱照文、童焕俊、韩中华、岳学海、杨金声、马德胜、王英等。班长有吴凤田、张伯钧等。他们一律身穿黑衣，头戴黑帽。这伙人坏事干尽，罪行累累。提起酒井特务队，真是谈虎色变，令人发指。当年在郑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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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务队在郑期间横行霸道、鱼肉人民。1945年夏,酒井特务队的马队在西大街将一小孩活活踩死，其家长上前扶救，妨碍了他们通行，不由分说，举鞭就打,直到其皮开肉绽,方踢到路边,骑上马,扬长而去。凡他们看不顺眼的、有私怨的、有钱又敲诈不出钱的，便诬蔑是国民党的特务、游击队、共产党嫌疑，就抓到特务队施以酷刑，吊起来皮鞭打、钢鞭抽、通条烙、坐老虎凳、狼犬咬、活埋等。凡是被抓进去的几乎无一生还。即使有极少数虎口余生的，也都是遭受了严刑拷打之后，花了大量金条、老海（即毒品）上下买通，才能获得保释。城东古城村周吉祥，因家中有钱，不开眼，没给特务送钱，便说他私通游击队，被抓进特务队，受尽折磨，尝尽酷刑，经说情，送了10两大烟，5两老海，才算留个活命；城东南乡尚岗杨村杨凤洲，当时任日伪古城乡乡长, 因特务队的人向他索贿没有得逞，便说他给游击队送粮送款，被抓进阎王殿，鞭打、火烤、犬咬，直到腿残腰折，托人说情后，送了5两大烟、8两黄金，才算逃出虎口；城东南乡姚庄蒋兰亭和儿子蒋百年因事得罪了酒井特务,被抓了进去,父子二人活活被狼犬咬残，然后被活埋；南郊十八里河乡小刘村富豪刘光钦,家有良田300多亩,当过校长,副乡长,因被日维持会敲诈,送礼较晚,被抓进特务队关了87天,其父卖了100多亩地，送了50两黄金,又请客无数次后,才将奄奄一息的儿子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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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真寺街多名老人回忆，在1944 年4月至1945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酒井特务队每天都在杀人，在特务队里每天夜里都传出受刑人的惨叫声，周围老百姓心惊肉跳，彻夜难眠，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许多人实在受不下去，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生,一些人外逃后至今杳无音信。

恶有恶报。1945年8月中旬，日寇宣布投降，酒井勇一向开封逃跑，至中牟县冉庄被当地自卫团捕获，送交郑州专员公署转解武汉军法总监狱，于1946年被处决。树倒猢狲散，看到酒井勇一逃跑，喽罗们亦如丧家之犬，东窜西奔，各找门路。其中有36人也向开封逃跑。到中牟境内得知酒井勇一落网，自觉东逃无路，又拉回郑州北郊。由张伯钧（特务队班长）等2人与当时苏民乡乡长陈效孔联系，妄图与陈一同上山打游击，被拒绝。陈又和祭伯乡乡长宋先舟商议，经宋作说服工作后，连同这两个乡的原有武装，一同送交郑县县政府（当时县政府在西南郊红花寺村）。经县政府县长崔国庆①批准接收后，将酒井特务队的原有人、枪原封不动的编为郑县县政府特务队。当时很多人对这种作法不大理解。可是没过10天，在郑县县政府进城前夕，转移到城南25里小刘村时，乘这批特务熟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获，当夜即将张伯钧等22人全部处决（活埋）。队长岳清江等，未予处理。

注：郑县县长崔国庆，字喜亭，郑州东郊人，曾任冯玉祥部下旅长。在县长任内，即与八路军来往甚密。1948年9月在任中牟县县长时率部起义，解放后在河南省政府参事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