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比较研究初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马振犊
提笔写这篇文章，我的心情异常复杂。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空前反人道的罪恶行径，要比较二者暴行的区别，在一般的概念上，很容易被曲解为要判断同样吃人的虎狼谁更仁慈一样的无聊。但我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决不是想要为任何凶手减轻罪责，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比较这两个凶手在同样的犯罪作恶时，其动机、手段和方法有着何种的不同，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至于其后果，那就是他们的罪恶行径将同样永远被世界人民诅咒。

　　德日军队这两头野兽，一个生在欧洲，一个长在亚洲，历史文化生长环境各不相同，在战争中，虽然他们都有吞并世界的野心，并为了暂时的共同战略目标而互相勾结，对世界犯下了空前的罪恶。但他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就两者国家、民族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生长历史、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传统，因此他们在战争暴行方面，无论目的、动机、手段乃至其方式方法等等都是有区别或差别的。所以，我们应当了解这种差别，这对于研究德日法西斯的形成、特点及其历史罪恶，都有意义。所以，我在本文中只是研究比较德日军队暴行的不同所在，而决不涉及对二者历史罪恶程度的评定。特此说明。
　　直至现在，仍然有许多西方学者与政治家们，认为不应轻率地将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与德军在二战中的屠犹暴行比较，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德军屠犹是有计划有蓄谋的种族灭绝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而日军的暴行则是在短期内发生的战争暴行，即使将两者做比较，也应该是作为加深人们“对特定历史事件理解的基础”，否则这种比较就会降低人们对纳粹暴行受害者所受苦难的认识，因而“没有意义”。1对于这种观点，中国学者的基本看法是不能认同。笔者的看法是：纳粹屠犹与日军的在华暴行是两个并存的客观事实，既然都是同类的战争暴行，就可以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即使在客观上两者存在着性质的差别，也应通过比较研究而得出，而不是武断地进行事先的结论与否定。
　　当然，一些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具体提示，如对两者暴行的具体比较，只能在一些可比的层面上进行等等，是可以接受采纳的，但是他们较普遍的根本否定二者比较意义和价值的看法是武断而令人不敢苟同的。这种看法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对于纳粹种族灭绝暴行的亲身感受或深刻认识，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普遍缺乏了解，加之个人情感上的因素所致。对于他们的这些感受，作为同样是法西斯暴行受害者的中国人，我们有着充分而深切的理解，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西方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也应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广泛性、残酷性、危害性及其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灾难与创伤具有同样明确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当对德日法西斯的暴行进行理性的、深刻的、具体的比较与研究。
　　在比较德日军队的暴行时，正如前文所言，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很多内容上二者是无法相比或无由衡量的，例如就侵华日军在各地的大屠杀暴行和德国纳粹军队屠杀犹太人暴行的规模而言，两者虽有统计数字上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在两大法西斯军队对各被害国人民超规模的屠杀面前，已经没有界定性的意义。何况对于两者在战争中暴行的广泛比较，应当是写作一本专著的规模，于是，在这里，我只以侵华日军和德军在战争中可以相比较的暴行内容为分析对象，就其动机目的、方法手段等，联系实际的状况，开展初步的比较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海内外专家指教。
　　
　　（一）德日军队大屠杀暴行的动机与目的
　　
　　德日法西斯军队在二战中对被害国人民都有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种种虐杀和人体实验暴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他们两者的大屠杀等暴行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两者的区别，简单地说，德军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其兽欲和服务于侵略需要。
　　在德国方面，自1939
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后，开始按照希特勒的一贯思想，确定以消灭犹太民族为终极政治目标。希特勒之所以如此的仇恨犹太人，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受到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仇恨蔑视犹太民族情绪的影响。
　　有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思想是在他20 多岁时就形成了。1909 —1913
年在他流浪维也纳期间，希特勒阅读了大量反犹书籍,从而增加了他的种族偏见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他曾说:他发现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诸如卖淫和贩卖女人等,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冷酷心肠、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2当时,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诅咒：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居然写道:“可恶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鲁登道夫·奥尔登曾研究说：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嫉妒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20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美貌的雅利安姑娘投身于经济条件优越的犹太人的怀抱,就不能不激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嫉妒和愤恨。这也是造成希特勒性取向变态的原因之一。
　　当时欧洲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仇犹情绪，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众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散居在欧洲各国的犹太民族把持了金融、贸易和生产界的重要地位，生活富裕，平生了妒嫉之心，更有了反感之意。他们认为这些外来者抢了本国人的饭碗，理应全部赶出去。在德国，更有人把一战失败之因归结为犹太人的存在与“捣乱”，更应彻底驱除。希特勒就是其中的激烈分子之一，他作为士兵参加了一战，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昏迷，醒来后在休养过程中，经过自己狭隘的思考，形成了彻底的反犹政治立场。这在其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就有明确的表白。今天来看，我们不能排除中毒对他大脑的损害和影响，使他形成了偏执狂的人格，比较变态的性取向，变成了一个轻度的精神病患者。然而，他的反犹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的德国，适应了许多人的思想观念的需要，拥有大量的拥护者，这就是以他为首的纳粹党确立灭犹主张的思想根源所在。
　　1939 年1 月30
日，希特勒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今天我敢于再作一次预言，倘使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势力能够使各国再一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其结果决不会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3在这里，他一是把战争的罪行归结为犹太人，二是明确无误地暴露了他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罪恶计划。直到临死前几十小时，他在写作最后的遗嘱时，还对犹太人进行了最后的恶意谩骂,说他所发动的战争是犹太人所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大批深受纳粹思想蛊惑的德国人,成为执行希特勒屠犹政策的刽子手,并且自甘堕落，反以为是，决无丝毫的怀疑和醒悟。二战期间，约有600
万犹太人死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之手，事实说明了德军大屠杀罪恶根源之所在。
　　王昌沛先生在其所著《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原因透析》4一文中，研究归纳了希特勒反犹的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千年以来欧洲反犹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坏事和罪恶都归咎于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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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的一些反动思想家,如菲希勒、尼采、戈平瑙等人,制造了“超人”、“种族主义”等理论，而希特勒正是受到了尼采宣扬的“超人”思想的影响，他所鼓吹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
又赋予反犹暴行以新的政治内容。希特勒在其当政时期出版的《尼采与民族社会主义》一书中宣称:“我们感谢尼采从北方——日耳曼文化出发,对威胁生命价值的犹太人的认识!
在‘贵族道德’( 日耳曼人道德) 与‘奴隶道德’(基督教道德)
斗争的背后,必然预示着北方种族反对犹太对立种族的世界斗争。”5他们认为:条约、人类的道德对于主宰种族和“超人”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因为他们是超越法律与人性的。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就是根据这种理论，以最残酷、最野蛮的手段建立起集中营来屠杀千百万犹太人，他认为只有通过残暴野蛮的兽性活动，“最高贵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的盟主，才能为万国所拥戴。”6
　　二、纳粹党种族主义理论的实践。
　　希特勒以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法西斯暴行的理论依据。他们的种族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种族斗争的历史，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种族、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犹太人则是世界的破坏者，是劣等种族，应该驱逐或灭绝。德意志人则是日耳曼人的核心。希特勒宣称为了保持和发展人类的文化，日耳曼人必须保持自己血统的纯洁性，如果放弃纯粹血统而陷于种族混杂之中，就会丧失自己优越的权利、地位和创造文化的能力,
“人类不会因为战争的失败而灭亡,而是由于血统混杂、种族堕落以致丧失抵抗力而灭亡”,
“对于人类劣等民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他们是引诱雅利安人堕落而使人种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因此，雅利安人应当奴役他们、征服他们、折磨他们,使他们对日耳曼人不敢正视。”7
“对待被征服种族,应比对待野兽还要残酷,应当首先让被征服者拉犁,然后才让马拉犁。”希特勒狂热号召说:“创造者,坚强起来! 抢吧、烧吧、杀吧!
绝不要对被你们奴役的劣等种族发生一丝一毫的怜悯,尽量把苦头给为你们服苦役的人去吃,这样才能表现出‘超人’应有的伟大气魄,要创造‘超人’,创造英雄的种族，没有斗争、痛苦、忍受以及对弱者的伤害,是不能实现的。”8根据这种极端的种族主义的“理论”的要求,纳粹党便把选择和保存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分子以及淘汰劣等种族视为己任,在二战时期犯下了灭绝犹太人和奴役其它民族的滔天罪行。
　　三、巩固纳粹独裁统治的政治需要。
　　希特勒是通过阴谋活动由兴登堡总统特别授权上台执政的,并不具有通常的符合法律的地位。为了建立起纳粹党专制的法西斯集权体制,他利用当时整个德国社会因战败而饱受战胜国凌辱、民族主义情绪炽烈的情势,以德国的生存和发展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为借口，把犹太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起来，寻找镇压的根据。他大肆攻击“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民主党,用以转移国内人民的斗争视线,达到巩固独裁统治的目的。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一书中,指出:“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能够用政治家的眼光认识这腐败世界中的主要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制成浓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毁灭世上一切自由独立的国家。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如果德国有朝一日覆灭了,那么,受布尔什维主义的鱼肉自然是毫不困难的。犹太人的目的,便是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希望德国在经济上永远衰落,
在政治上完全沦为奴隶。因为这缘故,
犹太人便竭力灭亡德国。”9希特勒还把马克思主义胡说成“犹太学说”,是造成德国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给德国因战争和革命而感到前途暗淡的小资产阶级所身受的不幸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犹太人”、“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人”是万恶之源。希特勒认为:德国战败而接受民族最大耻辱的凡尔赛和约是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出卖的结果。共和国政府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组成的,犹太人所操纵的民主国家已经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马克思主义之终极目的在于摧毁一切非犹太民族的国家。”希特勒宣布:“吾党之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思主义并与犹太人势不两立,实无通融之地。”10
按希特勒的逻辑,屠杀犹太人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
　　四、掠夺犹太人财产、建立侵略扩张政策经济基础的需要，发动战争的经济需要。
　　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希特勒执政前约占德国人口总数的1
%，但他们在德国各行业特别是在金融业等国民经济核心行业中却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大银行、大商店、大工厂都由犹太人经营。犹太人聪明能干，资金实力雄厚,在自由职业岗位上也占优势。如柏林市的医师中,犹太人占52
%;法兰克福城的律师中,犹太人占64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也都是犹太出身。希特勒对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各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犹太人在德国经济领域的领先实力极端仇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曾说道:“他们的经济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经营的。如果德国再衰落的话,对总揽国际金融的犹太人是有利的。犹太人的用意,那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要德国赤化,就是摧毁德国民族的智力,并竭力借犹太人所操纵的世界金融,来摧残德国劳工的势力,作为扩张犹太政府世界计划的第一步。”因此，纳粹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犹太势力从德国社会各界排挤出去。　　
　　1933年4月7日,纳粹政权颁布的文官法规定:凡父母或祖父母信仰犹太教者,即为非雅利安人。而非雅利安人不得充任德国文官。此后,犹太人几乎被排斥在德国公共生活之外。犹太出身的法官、律师、医师、教授、演员被免职。犹太人的资产被没收,犹太工人失业。1938
年,德国在伦敦同世界犹太人组织磋商,提出了一项犹太人有秩序地迁居国外的计划:德国将没收估价为15
亿马克的犹太资产用作外迁经费的保证金。11在希特勒上台后,当德国面临经济困难时,为了扩军备战、讨好垄断资产阶级、减少竞争对手,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府开始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把大批犹太人驱逐出境,不准携带巨款,冲锋队员抢劫犹太商店,以致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这些举动在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增加军费开支的来源,消除犹太人的经济势力。
　　五、与日本法西斯相同的侵略扩张和称霸世界的政治目的。
　　希特勒上台以后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德国4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6200
万人口,这是不行的。在希特勒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借助于向外移民,移民会使优等种族受损；也不能靠限制生育或堕胎,限制生育或堕胎会夺走健康儿童的生命；提高国内粮食产量或进口粮食,均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便是实行对外扩张,必须依靠“剑”的威力去夺取“生存空间”。于是,希特勒便把夺取生存空间和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结合起来。他说：民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以发动流血的侵略战争来保证日耳曼民族在地球应获得的领土，“当吾人今日谈及在欧洲新领土的问题,必先想到俄国,今天的俄国统治者是身染血污的罪犯,人类的败类,尤其不能忘记俄国已被无国籍的犹太人所完全统治。”12
为了消灭犹太人及其统治下的苏联,必须发动争夺 “生存空间”的战争。　
　　以上的总结，可以说是审察了希特勒与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等一切暴行的基本的罪恶动机。那么，在与欧洲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完全不同的亚洲，日本军队为何要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在占领后的南京，对中国平民和失去抵抗力的军人实行大屠杀呢？多年来，中外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基本上可以归纳出日军施展暴行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因：
　　第一：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因封建天皇制度和长期军阀政治的影响，形成了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的观念，他们崇拜盛开之后即刻凋谢的樱花，推崇靠武力行天下的武士，对征服弱者充满快感，在强者面前又显得十分恭顺。一方面，他们善于学习别的民族的优点，消化吸收，改良补充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因狭隘的岛国地理环境形成的封闭心理，缺乏宽容与大度。种种特征造就了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特色，以海盗式的屠杀与掠夺为特征，企图以暴力达到征服的目的。另外，又因岛国环境的影响，土地与资源的缺乏，使他们生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存危机感，时时刻刻盘算着如何通过“开拓万里波涛”来摆脱这千年的忧患，在海对面的大陆上谋得一块永久的生存之地。对外侵略的动机是长期、明确而牢固的。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的改良，国力增强，为其对外侵略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则相反，近百年来衰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造成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广阔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使强邻垂涎。故日本对于中国，从历史上的敬仰学习逐步就变为蔑视与侵略。几千年来日本在中国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然最主要的一点，他们到底也没有学会中国墨儒诸家传统的非战、平和、宽容的美德。再者，日本社会封建统治等级森严的习俗和客观生存条件对于其社会集体化努力的需要，形成了他们漠视个人价值重视社会团体利益的习惯，社会生活对于个人的环境压力很大，尤其对负担主要社会责任的男子，压力尤重，于是一旦有机会就造成了他们放纵自己以释放压力的契机。日本社会保持了男尊女卑的传统，对女子是轻视的，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女子是要服从并服务于男子的，在两性关系上完全是以男人为主，男子视女人为玩物，各种对女性的玩弄与虐待方法即使是在现代日本也是司空见惯的，以至于造成日本变态色情业的长盛不衰。这些特征，造成了以社会中下层男子为主的日本军队，在对华战争暴行中的各种大规模虐杀和奸淫妇女，制造出各种变态暴行的社会根源。
　　第二：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中“膺惩”中国人的政治需要。
　　近百年来，中日关系因日本不断侵华而处在紧张对立状态。日本军政当局为了侵华的政治需要，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缜密的侦察和有意识的挑拨离间，他们搜集中国各类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地理资源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利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一切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在国内大肆进行对中华民族的鄙视仇恨宣传，向民众灌输日本为了生存和尊严，必须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中播下仇华蔑华的种子，这一切使得日军官兵在基本的观念上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和轻漫，他们从心里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的民族，只要他们敢反抗日本，那么就应受到任何惩罚，即所谓的“膺惩”。他们认为对敢于抵抗的中国人怎样做都不过分。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13由此可见，军国主义的毒素已经侵入了日军官兵的骨髓。另一名曾在中国山西作战的日军老兵近藤一，最近在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当时我觉得怎么样对待这些身为劣等民族的中国人都不为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犯下的罪行100年也偿还不清。”“说着说着，老人的脸便抽搐起来”。近藤一的良知，是他后来在冲绳岛撤退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被卷入战争中的几百名日本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与母亲失散而哇哇大哭的婴儿，这些对于日本人的切肤之痛，让近藤想起了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在冲绳重现，那个场面就像地狱。”
已年过8旬的近藤，现在一有空就会回到山西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为冲绳战场上，象蚂蚁一样被杀害的日本人，让他突然意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当年在山西屠杀中国民众同样是罪恶行径。14
　　近代以来，日本视侵华为其战略目标，一切的行动以此为目的。为了顺利地吞并中国，他们注重所谓历史的经验总结，有报道评论说：日本人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元清两朝蒙古和满族人占领中原的经验，认为对于敢于反抗的汉族人，只有一个“杀”字可以威慑住，“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是巩固征服者外来统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占领中国，也只有对中国人大开杀戒。这种谬论居然成了他们在中国各地制造骇人听闻大屠杀的“理论指导”。从八一三战役后期日本军界首领狂妄叫嚣要“膺惩”中国人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对于这种谬论是可以宁信其有的。
 第三：对于中方奋勇抵抗侵略的疯狂报复。
　　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军方对于中国方面的激烈抵抗表示出乎意料之外，特别是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中方的主动抵抗和决战勇气，打破了日军“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吹嘘，令日方有措手不及之感。当他们被迫一再增兵上海，最后在突破中方防线后，一种被“侮辱”后图谋报复的心理油然而生。1937年11月19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在攻占上海之后，决心废除原定“指令线”的限制，乘胜追击，攻占中国首都南京15，其中就有图谋报复中国人抵抗的因素在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城破之后，日本军队为了泄愤和以屠杀来威吓中国民众，消弥其抵抗意志，实行大屠杀与大破坏，就是必然的事了。战后日本右派有人说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日本军队的激烈抵抗造成的，这种籍口之荒谬简直不值一驳，天下哪有遭到外敌入侵而不能抵抗的道理？
　　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是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和在中国各地犯下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基本因素所在。
　　从两者的对比来看，德国法西斯要杀犹太人是出于他们荒谬的种族仇恨，而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则是发泄与镇压，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把屠杀与暴行作为他们实现称霸世界野心的必需手段，而不同点则是在屠杀与暴行上的手段与方法存有区别。
　　（二）德日军队屠杀与暴行的规模、手段与方法比较
　　1、屠杀暴行的规模的比较
　　比较德日军队的暴行，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其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屠杀的规模都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给欧洲及北非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被纳粹分子血腥屠杀的和平居民即达2500万以上，其中仅仅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死难者即达1200万人，另有900
多万平民死于战火、奴隶劳动、饥饿、寒冷与疾病，其中犹太人580多万，波兰人250 多万，吉普赛人52万，以及10万多名难以治愈的德国精神病人。另有苏军战俘173
万被蓄意杀害。例如 1941年10月德军在塞尔维亚制造的克拉古耶瓦茨大血案和 1942
年8月在苏联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大屠杀可以作为例证。经过大屠杀之后，欧洲犹太人锐减了三分之二，其中西欧的犹太居民被杀害了 40
％以上，东欧的犹太居民则被杀害了接近90％。1938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欧洲人口总数为3亿9060
万人，而战争结束的1945年，除苏联外，欧洲人口总数为3亿8090 万人。如果没有战争，根据以往的出生率和死亡率，6
年期间欧洲总人口本应净增1200万人，而实际上净减少了1000万人以上，加上苏联损失的2800万人，欧洲总人口损失了4600万人以上。这在欧洲历史上无疑是一场空前的劫难。16
　　在当时德国8000多万居民中，尽管大多数公众对纳粹的暴行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狂热地拥护过纳粹，但毕竟不应由他们承担战争的主要责任；应当对战争罪行负责的只是纳粹分子——他们仅占德国总人口百分之十一，亦即800
多万名纳粹党员及附属组织成员，上百万名党卫军官兵和秘密警察，数万名涉嫌直接屠杀和平居民的国防军官兵。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罪行较轻，真正应对战争罪行负主要责任的，乃是其中的决策者与骨干分子以及积极参与者，亦即战争罪犯。战后，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等盟国将造成上述罪行的纳粹刽子手列入了战犯名单，进行了广泛追捕和大规模的审判。17
　　比较德军的暴行，日本法西斯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华14年，在中国屠杀了上千万的中国人，直接间接死于这场战争的中国人民达3500万以上，如果再算上中国在和平条件下理应增加的人口数，这个损失数字就巨大了。另外，日军还在朝鲜及太平洋、东南亚各地屠杀了上百万的平民与战俘，譬如1942年初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强迫大批美国与菲律宾的战俘,在没有水和粮食的情况下,顶着高温和烈日连续强行军100多公里,造成了”巴丹死亡行军”惨案，沿途死亡的战俘达1.6万余人，在圣费尔南多，幸存者又被满满的塞入卡车，许多“年轻人在你面前窒息而死，他们站立着死去。”最后抵达奥唐奈集中营时，战俘们死亡数达2.3万人。18但因日军在所侵略各地暴行的普遍性和随意性，具体的数字无法搞清，又因战后东方国际政治的复杂因素，伴随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不彻底，日本军队在二战中大屠杀的罪行实际数字，远不如对德军罪行统计得那么清楚。在最大的受害国中国，由于战后很快陷入国共内战，这项工作没能持续进行；在朝鲜及东南亚各国也没有彻底蟸清。如果就单纯的数量来比较，是无法衡量对比的，况且这种统计在德日两大侵略者的屠杀暴行超出百万规模之后，其界定性意义也就不太突出了，因为他们都已成为历史上闻名的刽子手。谁杀人更多，罪孽也更重，同时，退一步说，就是屠杀量相比之下少者，也丝毫不能减轻其罪责。
　　除了日本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对于日军大屠杀的事实详情是毫不怀疑的。1937年11月，日本占领上海后，对中国首都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人便展开了一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残酷暴行。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子被集合起来驱赶到市郊，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日军当作肉靶，用来练习刺刀；或是在身上浇满汽油，活活烧死。日军还拿中国人进行斩首比赛。数月下来，城内尸横遍地，南京已成人间地狱。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家估计，自1937年底到1938年初，在南京有超过26万平民死于日军手中，加上被日军杀害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这个数字至少超过30万人。杀戮的规模史无前例。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达杭州，延展距离约两百英里长。他们身上的血共重达1200吨。尸体可装满两千500节火车车厢。如果把这些人一个个叠起来，将达74层楼高。
光看死亡人数这一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就远远凌驾历史上许多最野蛮的行径。相较于历史上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15万人的暴行、突厥征服者帖木儿1398年在德里杀害10万名囚犯，并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两座尖塔的丑行，日本军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士只知道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这些死亡人数是在好几年之中，逐渐累积而成的，而南京大屠杀却是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即使是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役标准来看，南京大屠杀都可算是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惨的例证。如果要比较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可以再看看其他一些数字：作为战时中国的一个城市——南京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期间平民的总死伤人数：在二战中英国总共失去6，1000人，法国损失10，8000人，比利时10，1000人，荷兰24，2000人。当时空中轰炸是造成大毁灭最恐怖的武器之一，然而，即使是其他战场上最猛烈的空中攻击，都无法超越日本人对南京的蹂躏。
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还超过了美国轰炸东京8—12万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1945年底遭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各为14万人及7万人的死亡人数之和。19
　　每当看到日本每年对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隆重悼念，人们怎么不会想到，当时在南京城里，曾有更多的平民惨死在这些“原爆被害者”国家军队的手中?而且死得比原爆遇难者还要惨百倍?日本人为何不为他们举行悼念式?当南京城沦陷后、当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举国上下都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彩旗飞舞，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宫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看看当时日本报纸的狂热报道吧！20这时候，日本人怎么不想到有那么多正死在他们的炸弹、刺刀、枪口下的无辜者？怎么没想到为侵略犯罪暴行欢呼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暴响是什么?它不是美国在侵略日本,而是代表全球千百万被日本军队残杀的无辜的灵魂,在向加害者杀人狂讨回公道!杀人者必须偿命!

　　2、屠杀暴行实施对象的比较
　　在暴行的实施对象方面，德国军队有一特征，就是他们主要是有计划地屠杀犹太人和以暴力来镇压各地反抗组织与反抗者，对被占领地区的不反抗的平民，一般情况下较少以动辄大杀大烧的方式来进行威慑，当然在德国法西斯的暴政统治下，被冤杀的平民也有许多，但大规模的屠杀并非十分普遍；而日本军队则不然，在中国沦陷区，日军每到一地，必然杀人，而被杀者绝大多数是平民，而且他们的胡乱杀人充满随意性，是一种发泄甚至是取乐的手段，这是历史的事实，例证举不胜举。另外，日军有着丝毫不顾任何影响的暴虐习惯，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随便进行大规模的屠杀，真正的是杀人不眨眼。
　　在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德军利用被杀害的游击队员尸体，引诱乡亲们前来认领再加杀戮时，众人在地下党的鼓动下，数百人一齐默默走向前来。这时，德国军官眼看目的无法达到，便对部下下达了“立正，向后转，齐步走”的命令，在悲壮的伴乐声中，德军撤退了。每当看到这里，人们一方面佩服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德军与日军在这一点上的不同。因为人们自然会想到，如果这一幕情景发生在中国占领区，那么，司空见惯的和可以预料的是，日本军官会下令开枪，一阵狂射之后，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不可避免的，外带的还要烧房毁物。请看铁证：
　　1941年1月25日，日军在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包围了一千多村民，逼迫他们讲出八路军的去向，人们拒不回答，日军便开始杀人，他们先用汽油烧死了30余人，并在人群中拉出30多名妇女，公然强奸后烧死，并将一名孕妇剖肚，胎儿掉在地上，暴行之恶，令人发指。当日军得不到情报后，便大开杀戒，将一千多村民集中到院落中，日军军官佐佐木说：“为了日中亲善，到村中大院有一出好戏给你们看”。结果他们用机枪对准人群疯狂扫射，并在预先铺好浇上了汽油的大量柴草上放火，把1200余人全部残杀，整个村庄全部烧毁。这就是日本军队对中国人的“亲善”！21在日军眼里，哪有国际公法？哪有战争公约？哪有一点人性？
　　在潘家峪惨案中还有一个令人叹息的故事。在抗战中，众所周知的八路军政委聂荣臻将军在百团大战中善待两个在战场上被救出日本孤儿，并把她们送回了日方。当时这一幕体现中国军队人道主义的生动场景，被八路军的战地记者拍摄下来，留下了千古传颂的佳话。但是，这个战地记者后来却疯了，刺激他得病的原因，就是在潘家峪战斗前，他所在的小部队烧了一锅开水准备做饭，得知日军进村的消息后，他们立即撤到村外，等日军走后，他们回到村内，所看到的是惨绝人寰的一幕，两个中国幼儿被日军煮在那口开水锅里，其中一个就是部队干部的儿子，而他年青的母亲全身赤裸被挑死在门口！对比中国人的善待日本儿童，日军兽行造成的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发疯！22
    
又据日军老兵近藤一的回忆，1940年，他跟随日本陆军独立混成4旅独立步兵第13大队，开赴中国山西省的辽县(现在的左权县)，与抗日的八路军作战，那里是日中战争的最前沿。近藤说：“我不得不正视自己在1945年以前那4年里，在中国大陆都做了些什么。”
    到达辽县后，日军新兵接到的第一个上级命令，便是进行用刺刀刺杀中国人的训练。训练的靶子，就是两个被反剪着双手绑在木杆上的中国俘虏。
 
 
近藤说：“接到教官的命令，我们就冲上去向准那人的左胸刺下去，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我的腿突然停止了抖动，就像拿筷子插进豆腐里一样，毫无罪恶感。和我同一个部队的老兵们，乐与在山间的村落里寻找年轻女性，然后集体轮奸她们。在一场“讨伐战”中，他们还让一名被轮奸过的、刚刚分娩的年轻母亲，浑身上下只穿一双鞋子和我们一起行军正路。也许是为了减轻行军中的负重，行进中一个老兵突然夺过母亲怀抱里的婴儿，狠狠地抛到了山谷里。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也追随婴儿跳进了山谷。士兵们看到这一幕，都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而这，就发生在我的眼前。”各位读者,日军士兵还算是人吗?
    
近藤也曾为了搞清楚—发手枪子弹能穿透多少个人，找到了10名中国男性．让他们前胸贴后背地排成一列，用枪抵着第一个人的后背扣动了扳机……尸体被扔到了猪圈里。日本兵还用刺刀拉开孕妇的肚子，削掉老人的耳朵。在这场望不到边的拉锯战中，日军部队日日夜夜重复和继续着他们残虐的暴行……23
　　“事实上,日军的在华暴行遍及大半个中国,屠城、屠镇、屠村惨案之多，罄竹难书。日军屠杀暴行，几乎贯穿日本侵华战争的整个过程，而且是在军官指挥下，有组织的行动。日军每攻陷一城一池，一般是四面设防，关起城门，逐户搜寻中国平民百姓，或当场屠杀，或集体屠杀。日军所到之处，必是以屠杀开始，焚烧房屋后撤走，这已成为日军各部队对待和平居民与城镇的行动准则。何以如此？答案只有一个，日军这些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的犯罪行为，是完全得到日本最高当局的认可与默许，是出于日本军方首脑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24
　　对于日军在中国战区各地这样普遍存在的暴行，中国人已经数不胜数非常熟悉了，因为日军向来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德日军队在实施暴行上还有区别的话，这就是两者的的差别所在。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的无耻暴行会在一个个监狱中发生，因为那里是他们为所欲为的场所，他们可以按照既定的方针对犹太民族实行灭绝性的屠杀，但在欧洲一般的占领区，对普通的百姓，要实行放肆的屠杀，德军可能还有某种顾忌，其中，德军官兵所受的教育形成的素养也有一定的约束性影响，他们不太习惯于随时随地的大规模疯狂杀人施暴，把他们的占领地变成人间地狱；而日本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在中国、在印支半岛、在南洋各国，要杀要奸，随心所欲，什么国际公法，什么人道主义，根本不加考虑，一切以自我放纵“扬皇军之威”为目的，日军表现如同中世纪的野蛮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3、屠杀暴行手段与方法的比较
　　日本军队在实施屠杀暴行时，不只把人处死，而且要在被害人死亡之前尽可能地让他（她）饱受痛苦，进行穷凶恶极的虐待，以图从中得到快乐，这是日军杀人方式的一大特点。因此，他们杀人时的各种残暴景象触目惊心，令人作呕，使人发狂。甚至于几十年后，看到记载日军暴行的文字，依然使人惨不忍睹。
　　日军在攻破南京城时，曾对城内残余南京守军抵抗力量许诺，放下武器将给他们留下活路！于是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放下了武器，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活埋、是挖心砍头、是绞杀、是虐杀、是用来给日兵练习刺杀……。日本在其侵略中国的70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户，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
　　我们知道，在实施屠杀的手段方面，德国法西斯军队也有许多极端的杀人办法，除了集中和分别的枪杀，最主要的还是关入毒气室的大批屠杀，以及做活人实验等，最典型的是在奥斯维辛等各个集中营内的杀人场所，德军无所顾忌地实行他们的大屠杀；但与日本军队相比，在杀人手段方面，他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据中国社科院卞修跃研究员的统计，日军在中国实行杀人的方法有250余种之多，其内容惨无人道，集古今中外之杀人大全。仅在南京大屠杀中，就有个别和集体枪杀、用机枪扫射、用炸药、地雷大规模的炸死、以活人当靶子练刺杀、砍头、奸杀、烧死、破腹、狗咬、溺毙和各种虐待致死等等，其方法之残忍，手段之恶劣，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例如，日军常用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割去人的各种器官来杀害，从耳鼻手脚到男性的生殖器、女性的乳房，凡是人体上凸出能够被割除的部位，都曾被日军割去。在浙江农村，日军厌腻了一般的杀人术，竟然处心积虑地发明新的屠杀方法，他们把数根腕口粗的毛竹拉弯，把中国农民绑在中间，然后砍断绳索，竹子巨大的弹力一下把人拉裂成多块，残肢内脏挂在竹梢抛洒一地。日军在一旁疯狂取乐，真是禽兽不如！这种暴行真是旷古未闻令人发指！日军的劣行除了杀人外，还有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乐，他们把中国孩子倒插在水田里闷死，还曾把中国人用盐腌、水煮而死25……日军以此来给士兵们发泄兽欲，缓解战斗的压力。在东北、山西、华南等地，他们还纵容、命令士兵们煮食被害人的肉体和内脏，用来泄愤和“练胆量”。这种兽行习惯一直被日军带到南洋战场，号称“马来之虎”的日军师团长山下奉文就曾在马来吃过人肉。相比之下，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德军在杀人之余有命令士兵吃人肉之事。在德军占领区，人们能够常见的是目无表情的德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街道上巡逻，或手持冲锋枪围剿抵抗他们的游击队，最残忍的不过是他们四处追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往集中营以便有秩序的处死，对不服从的当街枪毙。德军还有加倍杀害占领区平民以惩罚抵抗者袭击的记录（当然日军也有同样的记录）。虽然这一切暴行，除了对人民的戕害外，最明显的是给四处躲藏的犹太人和一般被占领区的民众以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大有末日来临之感。但无论如何，这比日本军队的见人就杀、到处“杀光、烧光、抢光”，强奸虐待无所不为，无人可免的暴行，其方式与程度在客观上是不是有所不同呢？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军占领下的欧洲沦陷区各国首都，还没有一个向南京那样被残暴的日军杀成了尸山血海的人地狱。
　　以上种种是日军与德军不同的地方，它表现的是，同样作为法西斯军队，日军的野蛮暴行程度比德军要更深更强，这是客观事实。请看下列南京大屠杀中的史料：
　　“敌军入城，凶如虎狼，自武定门冲入，凡武定门大街居民留守者，男女老幼见则杀害，无有幸免，尤惨者，见妇女先奸后杀，可怜妇女尸体皆裸体，无一着裤，如斯暴行，皆中岛部队所为……”26
　　又据日军自己的记载：在太平门外，门右的一角工兵打了桩，然后围起铁丝网，把那些支那军队围在里面，底下埋着地雷，在白纸上写着“地雷”，以提醒日本兵不要去踩，我们把抓来的人集中到那里，一拉导火线“轰”的一下，地雷被引爆了，尸体堆成了山一样，据说是用步枪打来不及，所以敷设了地雷……第二天早上分队长命令新兵“刺致命的一刀”。检查尸体，把还活着的人刺死，我也踩在软绵绵的尸体上查找还活着的人，发现了只说一句“这人还活着”，接着就有其他的士兵上来将他刺死。刺刀往喉咙口猛刺下去，血就像水一样喷射出来，人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经常听到“啊呀”的惨叫声。27
　　据当时在宁的外国记者的亲眼所见，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北挹江门内被杀害者的尸体堆积如山，有5英尺高，“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在城南中华门外的外秦淮河，因桥被炸毁，日军用被害中国人的尸体填入河中以供军车通过，当尸体堆被压下陷后，日军就再用新尸填平，继续车压炮碾，其状之惨，令人欲绝。“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28南京城确实已变成了末日来临的人间地狱！就连当时留在南京的纳粹德国使馆在给国内的报告中也明确无误地指出“整个日本皇军就是一个兽类集团！”被纳粹官员骂作“兽类集团”的日军，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军队吗？
　　又据当时参加红卍字会掩埋尸体工作的徐金德老人的陈述；“板桥有一件事很惨，一个国民党兵打败仗死了，他的绑腿袋里面有钱，正在摸的时候，公路上来了日本兵，那个人心狠，他拿起刀，把这条腿砍下后背了就走，这是一条士兵的腿，士兵保不住国土，连自己的尸体都保不全。”29“最惨的是一个妇女，蛮年轻的，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一只胳膊砍掉了，小便的地方插着一把刺刀！我看见的这个最惨，妇女的尸体都是披头散发，脸上抹灰，没有一个穿好衣服的，好的衣服也是故意撕坏的。”30“倘有孕妇购米入城，日军以为其腹部之膨大系藏食米，亦用刺刀刺入腹部，致孕妇当场腹破胎出而死，本人尚目睹有妇人被日军用刺刀由阴道内刺入，刀尖透出臀后而死。亦有八十岁之老妇人被日军强奸而死。有令其子奸其母使父在旁观者。”31
　　战后南京市民秦李氏呈文说：“时故夫年36岁，体尚健壮，该日军问曰：尔是否军人，故夫不懂日语故默然未答，日军急捉去，先施以酷刑，死而复苏数次，致被刺刀遍体连戳七八，登时气绝殒命……32
　　南京市民陈福宝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陈述：当南京屠城时，我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顽童，日本军队搜到了我，绑在壮丁一起，一共三十九个人，连续杀了三十六个人，留了三个没杀，罚挖坑埋尸首。“一个满脸胡子的皇军嫌我力气小，挖得太慢，把我身子一抬就惯在地上，我被惯得吐了好几口鲜血，半死半活的躺在地上。”日本人把那二个挖洞的杀了，留下了我便扬长走了……33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军队对其屠杀无辜平民的罪恶行径是毫不隐讳的，并且决不把国际公法放在眼中。据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骆中洋回忆，日军军官曾公开向被他们围困住的两万多中国平民和放弃武装的士兵们询问“想被枪杀还是烧死”？当时他们被赶到三汊河木桥以西数百米的南面河边，“人靠着人挤在那么一大块地方，比我们一个军一万多人集合时候占的地方都大，我们集合时队伍之间还有点距离呢。”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被屠杀的命运，骆中洋说，“他们不想受日军屠刀之辱，有的用头撞墙，有的跳入河中自溺而死，有的会游泳，则想从河里逃生，被日军射击而死在水中。”日军没有在河边实施屠杀，而是把人群赶到岸上，这里是大同面粉厂的广场，这时大约是上午9时。一个身材矮小的日军头目开始向人群喊话，喊话通过一个翻译传出来，让骆中洋异常气愤的是最后一句。“现在问你们要怎么死法？你们是要用机枪扫射、用步枪打，或是用汽油烧、燃烧弹烧死呢？还是用刺刀刺死呢？”“人群中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喊冤枉，哀鸣声震天。”没过多久，日军头目宣布采用刺刀来杀人，并且马上开始行动了。他们从人群的前面排头，每次十个人，用绑腿布绑成一排，押到河边，用刺刀刺死，尸体倒在河水中。骆中洋离排头位置只有十几米，看样子很快就要绑到他了。“我灵机一动，从人群的前沿很快移动到了最后的排列”……日军一排一排地刺杀，到下午4时多的时候，“被围困的军民已经有70%被杀害，推倒在水中”。正处隆冬，日短夜长，4点多，天就快黑了。而日军也改了杀人的方式，把剩下的人赶到河边改用机枪扫射。骆中洋和另外两个人趁机挖墙进了草屋，进入隔壁躲了起来，伺机再逃。河边频频传来机关枪射击的声音。
 
 三汊河的两万人集体屠杀只不过是日军进城后集体大屠杀的其中之一，南京城的其他地方，江东门、燕子矶、草鞋峡、幕府山等地也发生了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的集体屠杀。据国民政府战后历时三年调查做出的统计，南京大屠杀中被集体屠杀的一共有19万人，加上在城内外各处的分别屠杀，共计有30万以上的中国人被日军杀害，这种大规模的一次性集体屠杀，在人类历史上也为罕见。
　　日军的这些暴行，是得到了上级军官的明确命令而犯下的罪恶行径。英国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在其著名的记述南京大屠杀的书《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写到：当时一个在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向他叙述说，在“他觉得凶多吉少”时，“便向一个态度和善的卫兵表示忧虑，卫兵静静地用棒子在地上划出几个大字：大人命令。”34
　　曾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回忆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这样的事，在城内外连续了十天。……那时，我们在下关，将铁丝网的铁丝折下，用来捆绑捉到的中国兵，每十人绑在一起，架起来浇上油放火烧。那时的感觉，就象杀猪一样，如此继续下去，杀人变得蛮不在乎了，因为是奉令行事，也不会感到后悔。也曾经用机枪扫射的，机枪架在山上，左右各一挺，交叉扫射。”“到处的尸体与血腥味，把人的神经都麻醉了。”35
　　上述的记录，在南京大屠杀中多得不可胜数，这里只能选出一小部分，以供引证侵华日军的极其野蛮的暴行。
　　在这当中，有一些行径是纳粹军队也没有做出的劣行，当然，这只是两者在杀人规模方式方法上的差别，而不涉及对其罪恶程度的评价。
　　4、性暴行、人体试验手段与抢掠罪恶的比较
　　除了屠杀之外，日军比德军还要恶劣的是他们无处不在的强奸与性犯罪暴行。
　　在历史上,战争暴行除了杀人外,强奸和其他的性暴行是最常见的现象，因此妇女也是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
　　在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有许多的性暴行，德国及其附庸国军队在战争中也曾经强奸和虐杀过妇女。但有一点应该指出，这就是出于希特勒“种族优越论”的要求，纳粹对于其士兵在战争中的性暴行是有比较明确的限制的，但这不是出于正义和人道，而是纳粹头目们担心其军队对所侵略地区的所谓“劣等民族”妇女大规模的强奸与性暴行会混乱“日尔曼民族的血统”，降低他们的“种族优越性”，因此纳粹军队比较严格地限制其官兵胡乱地与别的民族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命令不许强奸。但在客观上，德军并未完全执行这一禁令，特别是许多德国的附庸国军队，在协助德军作战时，曾有许多性暴行发生，这些罪恶账都算在了纳粹头上。例如，德军陆军第197
师第235
团某连副连长舒尔茨中尉，在苏联占领区逮捕了从事地下抵抗的女共青团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妮，卓娅坚不屈服，舒尔茨便下令对她施以百般酷刑,并进行了轮奸，还惨无人道地割去了她的左乳，最终将她杀害。卓娅在冰天雪地中半裸着上身被吊死在绞架上的照片传出后，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无比痛心与愤怒，红军高呼着为卓娅报仇而冲锋陷阵，苏联统帅斯大林曾亲自下令，凡俘获残害卓娅的德军第235
团官兵，要全部枪毙。36
　　除了强奸外，德军的性暴行主要表现在他们在集中营内拿犹太等民族的妇女做与性有关的试验。这些试验并不是出于真正的科研目的，而是为了给纳粹荒唐的种族理论寻找所谓的“科学”根据，甚至于就是这些医生本人要进行个人感兴趣的试验，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拿犹太或异族人的身体与生命当作不值一文的物件，随便地像猪羊般进行宰割，毫无人道怜悯之心。
　　按照纳粹主义的理论，由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们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神圣职责，是不容置疑的统治民族。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毒、贪婪、淫荡的民族，他们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必须加以彻底根除的败类。吉普赛民族的危害只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缓办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备任何创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会对世界发生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配当奴隶。
　　纳粹党认为：从纯洁雅利安种族的需要出发，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交，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完成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药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眼下需要他们做苦役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药品的实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
　　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在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霍斯特·舒曼。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著名的纳粹医生，号称“死亡之神”的门格尔等人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的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牟利服务的。直至德国战败，纳粹的人类绝育实验暴行才告终结。
　　另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医生科尼，虽然是医学系毕业，却并非妇产科专业出身，但他又有掌握人工流产技术的强烈愿望。于是，那些女囚中的孕妇就成了他练手的绝好试验品。1943年6
月，他在挑选一批从波兰克拉科夫来的犹太人时，发现了68个孕妇。这真使他喜出望外。他马上安排她们住进医院，从当天起“奋战”一周，使用不同的方法，给她们全部实施了人工流产，促使她们过早地产下婴儿。对于婴儿，他却没有多大兴趣，很快就交给了党卫军护士们，听任她们给婴儿注射毒剂。他更感兴趣的是截取囚犯们的肢体，摘除她们的器官。这样，来到奥斯维辛一年多，他已经学会了做胃切除、肾切除、子宫切除和卵巢摘除等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付出的代价自然是由囚犯们承担，几十人死于他那不够成熟的手术。他还多次配合门格尔，给年轻的犹太女囚做惨无人道的电击疗法，毫无任何意义地把她们弄死，他们的做法对解决任何医学难题根本没有任何推进作用。
　　另外,徳军为了进行冻僵的人体快速复苏的试验，还强迫苏军男女战俘性交，由他们在一旁观察。总之，徳军为了自己的需要，大量地实行过性暴行。他们对待俘虏和犹太人等如动物一般毫无人性。
　　德军的性暴行虽然也是极其地野蛮,但他们有一个规律,这就是相比之下其规模比日军的性暴行规模要小些,大都在集中营内发生，影响相对弱些。
　　对比德军的性暴行，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性犯罪就明显地要极其普遍并且恶劣，其程度可以说是空前并可能绝后。
　　日军在中国各地，每到一处，除了杀人，就是强奸和虐杀残害妇女。
　　在南京大屠杀中，有数万起强奸和各种性暴行事件发生，外国记者目睹后报道说，每天都有上千件日军强奸、轮奸和奸杀案发生，被害的中国妇女从10余岁的小女孩到70岁的老妪，统不放过，稍为年轻漂亮者，动辄被日军几十人轮奸，然后被刀劈、枪杀或破腹、割乳而死，阴部还要被插入刺刀、木棍等各种东西。在这场无耻至极的污行中，约有2万到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军不仅强暴妇女，还遵照“不留活口”的命令，在强奸后把受害者弄死，破腹取出内脏，切下乳房；日军还强迫中国父女、母子乱伦，强迫僧伲性交，让他人观看，完全是性变态。
　　“在南京南郊六郎桥十八村处，……敌兵放火烧房，又进内搜索，在福音堂内找到陈姓老妪三名，皆六十岁以上，敌兵无法泄愤，竟将三老妪毒打，要强逼脱去衣履，老妪不允，敌兵乃强行剥去，三老妪脱得精光，敌兵驱之遍游各处，倍加羞辱，用刺刀划其身上各部，禁止老妪哭喊，或用拨动老乳，令其怪叫，后用小刀乱戳其阴户，老妪疼得昏厥，敌兵割下小足，狂笑而去，真残忍极了。
 
 
城外沙洲街有朱姓人家，某日突去敌兵四名，将朱姓儿媳强行奸污，当敌兵轮奸该妇时，强逼她的公公、丈夫、儿子在旁边看着，轮奸后又逼其公公去奸淫，残暴的敌兵说：“老头，你快活快活”……这老头也只好照办，伏在他的儿媳身上做个样子，可是敌兵认为不对，又殴打老头，叫他认真去做……公公奸了儿媳，敌兵又逼该妇之子去奸其母，……真是丧却人性，凶残绝伦！”37
　　据战后国民政府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的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
　　“证人欧阳都麟供称：日军谷寿夫部队攻陷南京，由中华门首先进城，就此两天内（十二十三两日），中华门内外，遍地尸首，惨不忍睹。有的用刺刀刺孕妇腹部，致腹破胎坠而死；有的用刺刀从妇女阴户刺入，刀尖透出臀部致死。亦有八十岁老妇，被强奸致死”38
　　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这种以割去妇女乳房及用各种器物插如被害人体内来发泄兽欲的性虐待行为，是日军残害中国妇女的惯用方式，这与其在国内时普遍的性行为习惯有关，只是在中国，他们因失去了一切限制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与疯狂。日军自己还拍下过许多被害妇女的照片来取乐。39当时在南京城内，有许多日军士兵干脆露出下体拿着刀枪，四处嚎叫在追逐“花姑娘”，这真是一副鬼魅横行的地狱图，闻之令人不寒而栗。西方国家的居留者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与报道，这里已不用再一一例举证明。40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在东北、华北、中南、西南，在其所到中国各地，到处都有强奸和各种性暴行，中国妇女所受的日军的残害，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大规模的强奸与性暴行，出于日本对中国人“膺惩”的目的，也是日本社会追求淫欲风气的表现。例如，日军在对华北农村的大扫荡中，就曾把年轻妇女集中到场院上，剥去衣服，在她们乳头上拴上铃铛，强迫其跳舞，日军在一旁哈哈大笑。这种兽行，亘古未闻，正是日军性变态的铁证。我们应当看到，许多的日本男子在国内就习惯于对妇女实行多种反常道的性虐待，日本侵华军从最高层开始就带头强奸妇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中国各地的性暴行性虐待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如同中世纪未开化野蛮人的恶行。
　　日军除了强奸，还有各种除了在战争中普遍的大规模的实行性暴行外，还首创了随军“慰安妇”制度，把被害国妇女作为泄欲的工具，强迫她们为官兵提供性服务。这种“服务”绝大多数是以死来强迫的，所谓“慰安”就是对受害妇女无休止的轮奸。除了大量的被害死的人外，即使是侥幸活下来的“慰安妇”们，她们的一生也就因此被全毁了，留下了心灵和身体上的痛创，永远无法弥合。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仍然拒绝给这些不幸的耄耋老人予任何的道歉赔偿，甚至不肯认罪，企图以拖延下去等待一代人的终结而免除罪责。这种行为真是无耻至极，善良公正的世界人民，除了睁大眼睛对其保持警惕外，应当没什么可与之谈的。
　　我们说日军的暴行比德军的更严重，是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的。德军的主要暴行之一是拿集中营的囚犯不当人，随便进行惨无人道的试验，这种情形，日军当然也有，而且更甚。臭名昭著的东北日军731部队、100部队和南京日军荣字1644部队等等，都是日本军队拿中、朝、苏联军人和平民作为“马鲁大”（木头、材料）进行人体实验的机构，在这些地方，他们同德军一样，拿囚犯进行各种活人解剖实验和冻伤冻死、细菌传染、真空环境下人的反映等试验，虽然目的不同于德国人，不是为了灭绝一个种族而做绝育，但日军是为了军事作战的需要，取得相关的人体耐受力的数据和为日军寻找快速治疗冻伤等的方法。更严重的是日本法西斯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化学战，为了研制生化武器，他们就拿这些被他们称为“木头”材料的活人，进行各种试验，并拿他们检验生化武器的效果。在日军的囚笼中，这些人的命运就象在德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的悲惨，被以731部队机关长石井四郎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医生当做猪羊般地宰割，许多人在冰天雪地中被剥去衣服裸露四肢，一遍遍地浇上凉水，直到将手足冻烂发黑，肌肉脱落仅剩白骨；许多人在被抽去空气的罐子内遭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死后五官变形；还有人被抽去血液，注入空气或毒药、细菌，全身溃烂而亡，更多的人被绑在试验场的木桩上，听凭日军在他们附近投下细菌毒气弹，然后再来记录杀伤效果……
　　一位亲自参加过在中国人体实验的原731部队日军队员，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一间透明的玻璃房里，关着母女两人，小女孩只有四岁左右。就在毒气渗入的一瞬间，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脑袋，瞪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向四周张望。母亲似乎在拼命地保护孩子，让孩子尽可能少受毒气的残害，然而剧烈的毒气很快将母女两毒死。母亲在临死前的痉挛之中还死命报着孩子不肯松手。我拿着秒表，一边冷漠地观察着这全过程，一边做记录。这一切至死都留在我的记忆里。”41总计死于日军手上的“马鲁大”牺牲品究竟有多少人，因日本有意的销毁罪证，已无从考证清楚。但1958年中国方面仅在731部队一处埋尸场，就挖出了三大卡车的受害者的骨骸，而有记载的是，1945年8月10日夜，该部队就把千余件人体标本扔进了松花江。42
　　日本军队用他们以残忍的人体试验手段制成的细菌与毒气弹武器，在中国的川、浙、赣、晋、冀、鲁、豫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实战，每当日军在战斗中处于劣势时，他们就施放毒气，这些手段，对于缺乏防毒装备的中国军队，具有奇效，日军往往靠此反败为胜。43日军还有计划地在中国各抗日根据地抛洒带有传染病菌的鼠类、跳蚤，造成瘟疫流行，死于日军制造的瘟疫和传染病的中国平民，总数逾万，在浙江省金华、衢州等地农村，许多家庭乃至村庄曾因此而死绝。44据统计，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24个省市播洒过细菌和瘟疫，死伤中国军民100万人以上，其中仅在鲁西南就死亡了22万人。日军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其罪恶的后果，在战后半个多世纪，至今还在作祟。当年日军在中国东北、海南等地掩埋遗留的大量化学毒气弹还在伤害威胁着中国人，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些他们遗留的祸害问题时，表现得吞吞吐吐，态度暧昧，令人气愤。
　　
 
 值得指出的是，战争结束时，日军731等化学细菌部队，为掩盖罪恶，奉命尽可能地销毁了一切罪证，包括档案资料、试验记录、器具设备、厂房场地等，都加销毁、烧光、炸平，他们想把罪恶全部埋进历史，逃避惩罚。731部队的首恶石井四郎，战后被美军逮捕，本拟判处绞刑，但美国人要得到他头脑中记忆的人体试验资料，与他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在美国高层人物的干涉下，最后竟然判他“无罪释放”，使这个恶魔得以逃脱惩罚。后来，据说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进行化学战时，还用上了那些资料。45石井四郎虽然未被法办，但他的余生应是在无数被他残害而死的冤魂围困之下煎熬着的，他的灵魂永远不得解脱。
　　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里用毒气大批地处死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临死前他们逼迫受害者们脱光衣物，排队进入毒气室，与此同时，德军还在广播中播放巴赫与莫乍特的钢琴曲，在悠扬的乐曲声中进行他们的杀人恶行。德军虽然残暴无耻，但仍不忘以现代文明来掩饰其罪恶行径；而日本法西斯在处死中国人时，除了让他们遭受人间最残忍的痛苦外，只有日军的狞笑与围观，毫无人性，野兽不如。
　　
　　5、日本与德国战争抢掠罪行的比较
　　上述比较，只不过是对德日法西斯战争暴行的一个初步的探讨。有关这一课题的细致比较和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世界范围内对日本二战暴行揭露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新的内容又需要我们去研讨。例如在战争掠夺罪行方面，德国军队在二战中有大量的抢掠罪行，例如德军在被占领各国对其公私财产、艺术品的大量掠夺，德国纳粹头目戈林等人为中饱私囊而对抢劫品的霸占等等罪行，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德军在把无数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之前，对他们钱财、手饰、衣服及所有财物的彻底搜刮，和在他们死后对其金牙乃至头发的劫取。法西斯的暴虐性质于此充分暴露无遗。但战后德国政府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主动被动地进行了归还和赔偿，世界犹太民族组织对纳粹的抢劫罪行也进行了穷追和清算。
　　与德国法西斯相比，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也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抢掠，其罪行及其手段比德国军队毫不逊色。由于当时中国，民间有收藏金银珠宝的习俗，日本兵在大屠杀中，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了用箅子箅发般的抢夺，将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财产、文物、图书、艺术品等洗劫一空。据美国学者所著《黄金武士》一书的记载，在南京大屠杀开始之前，日本就制订了一个有计划有准备的抢劫中国的“金百合计划”。
    
“金百合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实施。1937年，日本军队蜂拥中国沿海，之后向南京挺进，参与的部队是如此的众多，阵线是如此的宽广，日本的统冶者担心因为各指挥官争夺战利品，在钱财方面失控。陆军和海军军官一直有顺便捞取大量战利品的事；更不用说士兵们小规模的抢劫了。同时，大批的日本黑社会分子来到这新近占领的地区，为非作歹。日中黑社会头领的联手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为了控制整个局势，日本最高统帅部开始了金百合行动，由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负责。该行动的时间所以被外界知道，是因为日本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自身是在1937年11月在东京的皇宫中成立的，也就是在南京大屠杀即将开始的时候。成立大本营的目的是要让天皇和他的高级顾问可控制战争的进程，避免重复在满洲发生的事情——关东军变得独立。

    
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的第一批执行者是宪兵队。被调遣来的宪兵特别行动小队四处搜查，扣压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家及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和货币。1000多年来，南京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许多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在南京城里有别墅，在近郊有其他不动产。南京也不是第一次被其征服者洗劫，但这次却是最仔细和系统地进行的。据说，在这—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

    
宪兵小分队忙于洗劫房屋——搬走家具、镜子、地毯，装箱，通过铁路运往日本。金百合别动队——日本特务机构的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银行老板、行业协会首领、连锁当铺老板及帮派头目，所有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三合会”头目和黑社会的老大特别被盯住。他们中有人逃出城后，亲属被拘留作为人质。这样，日本人远远超过了19世纪英法联军士兵酒在北京圆明园的狂暴行为。
  
　　金百合行动出于贪欲也出于需要。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因为战争开支已减少一半。46因此，日本皇室成员亲自为抢劫物编制详细目录，随后将这些物品装上铁路货车和卡车，由参与金百合行动的军队贴封守护，运往上海，沿途的日本军官对冒犯皇室的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
    
秩父宫被选来监督该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像天皇裕仁，作为太子，……由于秩父宫接受的教育范围广泛，又有国外的经历，成为皇室直系成员中的最佳人选。他思路比较开阔，抓住了他的顾问提议的形形色色的战争掠夺。
    
为了监督掠夺物最后的登记造册及运回日本前的贴封，必须由皇族成员来完成，这已费了秩父宫九牛二虎之力。这些战利品从上海直接船运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的首饰被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
    
在这个阶段，有数名皇族成员参与了金百合行动——在战争中使日本致富，而又不是那么刺激、那么危险的战斗任务。除了朝香宫外，我们知道秩父宫和竹田宫当时也在南京，因为两人后来都悄悄地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目睹南京的暴行后，都做了恶梦。47一些资料坚持认为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也在南京，但这无法确认。他后来被人发现出现在菲律宾的金百合藏宝地点。
    
日本在掠夺中极为重视具体细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当时有一支经过精心挑选的、对珍贵书籍和文稿有专门知识的搜集文物的特别行动组织，其中—些是日莲宗的和尚，他们的任务是在图书馆、博物馆、私人藏书或寺院的佛经里挑选这类书，然后把这些珍宝运到东京。在掠夺前，他们已在中国四处游历，与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编制了最珍贵书籍和文稿的目录。
  
    
1938年春，南京大屠杀之后，1000多名这样的专家来到南京，开始从珍贵的藏书和文稿中挑选。尽管南京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废墟，但储藏这些书籍的建筑则处在严密的安全保护下。日本的皇家图书馆有优先挑选的权力，最珍贵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亲自过目。每一件东西都被仔细地编号、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他们还编制并复制了多本详细的目录，以确保在运往日本的途中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他们的工作，用了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

    这些书中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  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及其他的机构。    
    
战后，中国学者要求归还这些文化财富。美国了解这一情况，美国曾进行调查，确认日本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 .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今天的学者们称日本的图书馆是亚洲最好的，因为日本仅归还了其抢来的图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16万册，不足6％。48
 
 

当金百合行动队在全力以赴地抢劫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的时候，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干，如住友公司的总裁住友(Kichizaemon)，专门收掠中国古代青铜器。49他的收藏开始于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时，之后继续到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时期，但是他的收藏品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1945年“中国事变”的8年中得到的，其质量之高，完全可以同埃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媲美，其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他是怎样把这些藏品弄到手的，完全可以写出一本有趣的小说来。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6个月，土肥原将军调来了一个人负责抢劫中国的黑社会，他就是儿玉誉义夫，日本黑手党中的顶尖人物。他的基地通常在东京，现在他迁到中国，成了土肥原与杜月笙及青帮的主要联络人。50在战争结束前，他成为了金百合行动中与其他国家黑社会进行谈判的高手，这些国家是印度支那、暹罗、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其手段有将对方的脚放在火上烤，或者在必要时枪毙了他们。”……51
　　还有记载道，在南京大屠杀中，一日本兵在鼓楼杀人现场，为了得到一具女尸上的手劅，竟举刀砍掉了死者的手腕拿上便走！52在这场大屠杀中，日军在南京掠走的公私财产无可计数，甚至于连南京百姓棉衣上的一颗铜钮扣也不放过。这真是与德国纳粹一样的贪婪、残忍和无耻！日本上自皇族下至士兵都参加了这场抢掠。战争结束前，日本将从中国和南洋各地抢来的财宝分藏在菲律宾175个秘密地点，又由前述受过“范围广泛”的教育，又有“留学西方经历”的那位日本皇族秩父宫亲自督办，为了保密，他还下令将埋藏者全部杀害，真是坏事做绝，天理难容！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60年后，日本的这件暴行终于仍被揭露了。可恶的是，日本在战后，由于与美国人私分了这笔天文数字的脏款，用来支持在各地的“反共”活动和日本的经济复兴，非但没有对各受害国赔偿，就连理应归还的被掠财物，绝大多数至今仍然被日本强占着。看看日本的皇宫、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吧，在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各处，数百万册战时从中国抢来的图书上分明还盖着中国大学的藏书章！本应是人类传承文明的高等学府中，却心安理得地保存着强盗先人抢来的别人的财产，至今赖着不还，这真是对文明的绝大讽刺！中国价值连城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日本人处心积虑地夺去，其下落不是至今还是一个“世纪之迷”吗？53
　　真的不想多写了。不是有谁诚心要与日本过不去，而是日本在战争中和战后的所有的一切暴虐无赖行为，一定要使一切还有一点良知的人无法想象，无从理解，更无可忍耐！
　　
　　6、日本与德国有什么样的不同
　　二战时的德国与日本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统治下，犯下了无数伤天害理的罪恶；对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包括无休止的侵略、大规模的屠杀、强奸、纵火、掠夺，死在他们手中的无辜者数以千万计，他们给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在这些方面，德日法西斯的罪行以及他们施行罪恶的手段都是相同的。
　　德军与日军都有超规模大屠杀的暴行；都有强奸、纵火、掠夺、虐俘的罪行；都有拿活人进行人体试验的暴行，在称霸世界的共同野心驱使下，他们犯下了大量反人类的暴行，这是法西斯的本质。
　　但日本与德国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德国地处欧洲中心，有着欧洲文明的历史影响，所以，具有古老文明对人类历史作出过贡献的德国，虽然在近代走上过法西斯的歧途，但他们的社会教育、文化根底是欧洲文明中的自由、理性与科学精神，正因如此，这就使得德国人在战争年代失去人类基本准则的疯狂中，主要会以“工业化”、“科学化”手段来进行大屠杀的原因，更是他们在得到战败的惨重教训后，在战后能够认真反思，承认错误洗刷耻辱，以达新生的基本精神保证；而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日本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开化较迟的后来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习西方，国力突飞猛进，但他们学到的主要还是器物与技术层面的进化，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虽也效仿西方，但自由、理性与民主的精神始终都是外来的，与传统的专制、尚武、征服思想相比，总是处于次要地位，加上近代以来，日本通过甲午、日俄战争，以武力攫取了大量的利益，更加倾向于对外侵略，国内的民主与开明派受到多方的压制，已经不起作用，整个国家向侵略机器迅速转化。一个建立在封建思想基础上的军事国家，一旦开始对外战争，其落后的思想基础决定其本性就是中世纪的、“农业化”的，绝大多数基层士兵缺乏近代文明教育，军官深受封建军国主义毒害，在这样的军队，就如同中世纪的野蛮人，什么罪恶行径都能干出来。这就是日军在战争中大规模施暴、蜕化为野蛮人群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犹及日军暴行相比较。自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华军占领南京城后，随即展开了为期六周的大屠杀，估计有30多万中国百姓遭到惨无人道的杀戮。后来，由于当年执行屠杀的日军部队，在二次大战末，基本上在硫磺岛被歼灭，而在日本宣布投降到美军占领日本的一个月间隙内，日本政府与军方把绝大部分不利于己的作战档案全部销毁，这就使得战后日本政府在掩饰暴行方面更加容易，进而发展到根本否认战争暴行。而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势力，出于战后政治的需要，从清算日本改为扶植日本，对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相信日本的和平谎言和其右倾政府紧跟美国的表态，要利用他反共反华，做自己的全球战略的帮手，为此他们对日本为侵略战争罪行翻案的种种行为万般容忍，甚至对日本右派攻击以美国为首的“东京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也一言不发；对美国国内提醒之声也置之不理。这种养虎遗患的后果，正所谓“好了疮疤忘了痛，”到头来，他们似乎还要吃上几颗“珍珠港的炸弹”才能清醒！聪明的美国人呵，怎么也有极其糊涂的时候，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你们不知道吗？问问你们的祖父辈吧！但他的实力不如你的时候，怎样的好话都能说，什么低卑的姿态也能做，可一旦他们翼毛丰满，美国人，想听听日本怎样坚决地说“不”吗？
  
　　在世界范围内，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一个蒙昧隐秘的事件，并不像德国屠杀犹太人或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一样广为人知。亚洲以外的人，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在美国出版的历史书籍上，大部分都忽略了这则大屠杀事件。如果仔细检阅美国中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美国大众阅读的普通的二次大战史书，几乎没有一本叙述到南京大屠杀。
比如，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战争图片历史单行本中销量最好的《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传统图片史》一书中，就没有只字片语，甚至没有一张照片提及这件事。在著名的邱吉尔《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及亨利·马歇尔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只有在赖基的《自罪恶解放∶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一书中，能找到一段间接的评论∶“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再怎么做出让他们的胜利蒙羞的事情，也比不上在松井石根将军领导下的日军暴行。”
直到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写出一本英文专著《被遗忘的大屠杀》，在美国大量出版，大洋彼岸的人民才逐步知道当年日本军队在中国在南京干下了怎么样的罪恶行径，他们比德国纳粹还要野蛮残忍。难怪就连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致国内的报告中也说：“目睹日本之野蛮部队在反共运动及解放中国两事中负主要任务，似足贻笑大方。”“日军在南京之卑污暴行即德国亦甚为之震惊……并谓日军部队在南京所施之暴行，纵火、奸污及各种罪行，不特表示日本兵士缺乏纪律，抑证明整个日本军队无纪律。”54一个被纳粹外交官骂作“兽类集团”、使德国人也为之“震惊”的军队，他们的战争暴行是否比德军更加残忍些呢？读者自己鉴别吧。
　　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们，怀着对纳粹暴行的切齿痛恨，为二战中德军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暴行起了一个专用名词为“Holocaust”，其含意为“实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他们认为德军的大屠杀是Holocaust，而日军大屠杀则不是“Holocaust”，其理由为纳粹屠犹的计划与行动是经过长期预谋的，蓄意制造的暴行，与日军“在短期内发生”的暴行有着区别与不同，这种观点，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认同，甚至包括许多日本左翼学者在内，也持有同样看法。这些西方历史学者和政治家们，因为对于日军战争暴行的严重程度缺乏了解，加上他们对纳粹暴行的熟知、体认乃至亲身的体验，固而认定德军的战争暴行是最严重的，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和最彻底的追究。按照他们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德军犯下的是种族灭绝之罪，而日军犯下的是殖民战争之罪，两者相比，前者更甚。55这是一种基于普通概念的认识，但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二次大战中日军暴行的实际情况。例如，在谈及日军在中国制造的“三光”等暴行时，西方有学者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异族入侵战争中也有过如古罗马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后以及清军入关后在江南的大屠杀，其程度不亚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等暴行。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在人类社会充分发展文明进化的20世纪，日军还干出中世纪也少有的大规模野蛮暴行，其本身也就说明了其本质是“一群兽类集团”，理应受到加倍的声讨与追究。还有少数人，包括日本方面的一些人在内，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民族内战中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的大屠杀等暴行，因此日军不是首恶，中国人只盯住侵华日军的暴行是片面的，以此来为日军开脱罪责。这种论调更是谬误。中日战争是两国之战，民族战争，与中国的内战性质完全不同，更何况日军在华的暴行，就数量、规模、内容、手段等各方面来看，都超过了历史上中国内战时的暴行，别的不说，仅就细菌战、化学战和人体实验而言，日本军队便是首开历史先河的首恶，这一点，谁能否认？何况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次战争死了数千万人？又有哪一个政权、哪一支军队创下过在全中国范围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样的到处作恶，强奸、屠杀、抢掠、纵火，不一而足？侵华日军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野蛮的军队之一，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哪里有日军，哪里就有暴行，“鬼子来了！”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大地上特别流行的最恐怖的话语，在全体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几十年都抹不去的阴影。
　　日本人具有浓厚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本世纪30年代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一种更加反动、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当时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级军官上司面前却又是十足的奴仆和炮灰。他们神魂颠倒，兽性大发；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恶毒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在当时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很显然，好斗、凶恶和愚忠的武士道精神是存在于日本人的灵魂中的。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妇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在军国主义的狂热煽动下，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无可推卸。
　　直到战后，一部分日本人在严酷的事实教育下，才有了觉醒与悔悟。特别是那些曾在中国被俘的老兵，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感化下，绝大多数有了根本地转变。他们回国后致力于日中和平友好，忏悔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的千余日本战犯中，仅有一二人改变过态度，这说明外界的教育与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军国主义可以把人变成鬼，把普通的工农、市民乃至教师都变成杀人者、虐待狂，变成战犯；而正义的感化与教育，也可以把鬼变成人，使他们回归理性，恢复人性。但可悲和危险的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被右翼势力所左右，不仅不认罪服罪道歉赔偿，反而俞发地顽固不化，种种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表演令人发指。看到那些日本政界的头面人物，一个个衣冠楚楚地去参拜供奉着包括强盗战犯先人在内、窝藏着战时抢来赃物的“靖国神社”，还“不理解”受害国的抗议之声，强辩说是他们自己的事，要别人“理解”，说这样的人已经对战争罪行反省，谁能相信？听听日本老兵近藤一的感慨吧：“如果日本不再发动第二次战争，我那些战友的死尚且有意义，但看现在的状况，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抬不起头来。”56
　　历史总是曲折螺旋式发展的，虽然日本走上正确的路途的过程还很漫长，但我们相信，在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正确历史观终究会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存在，是任何人都抹杀不掉的。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日本法西斯的旷古暴行面前，德国法西斯也许会自叹不如！
　　德国法西斯的历史罪恶基本上已被清算，日本法西斯的历史暴行终究也要被彻底清算，这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