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二战结束后，美军主导、以麦克阿瑟为最高司令官的GHQ（General Headquarters）进驻日本，着手对战后日本进行改造，改造一直持续到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
东京大学教授坂本义和称这次改造冲击了日本的各个领域，为一场“输入式革命”，改造实施不久后又促使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自发性变动①。可见这场以“民主化”、“非军事化”为关键词的改造具有广泛性、强制性和一定灵活性，对日本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认为，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评价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

政治军事方面：
美军入驻日本之初，便解除日军武装、禁止日本进行军需生产、废除其原有的政治及军事机构，并逮捕战犯、解散军国主义右翼组织、褫夺军国主义者公职、废除治安维持法和军机保护法等。这些措施迅速削弱了日本的战争能力，打碎了日本军部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法庭等暴力机关），瓦解了日本以维护天皇神威和战前政体为宗旨的治安机构，这有利于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与军事基础”②，并为日本建立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铺平道路。而对美国来说，这些措施的落实意味着日本不再构成美国在太平洋战略区的威胁，日本战后的政治架构将体现美国的意愿和目的，从而有利于美国实现其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此外，在美军占领初期进行的五大民主化改革中，1945年出台法律规定日本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男权政治社会的现实状况，起到了妇女解放作用；“废除秘密审讯司法制度”则有利于日本司法体系公开化、公正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改造触及根本的意识形态领域。占领军当局于1945年12月15日发布“废除政府对神道的保护、支持、延续、管理和传播”的指令；又敦促昭和天皇于1946年1月1日发表《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在现世的神性地位；1947年5月3日，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正式生效施行，废除天皇总揽统治权的相关条例，规定天皇仅作为日本国民的精神象征存在，并明确表示主权在民。美国通过这三项主要举动在日本实现了政教分离，从政治制度上剥离了天皇和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关联，从法律上保证了日本政治民主化改造的顺利进行，并让半个多世纪以来习惯于受 “天皇具备神格”、“神道权威至上”、“蒙恩忠君”思想桎梏的日本民众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即他们可以从多年的政治高压和战争阴霾中解放出来，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欧美国家的民众一样，被赋予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拥有自己的信仰——这亦直接促进了日本民众的思想解放和日本社会和平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推动了战后日本协同党等政党的成立。另外，分析和平宪法可知，其仿效西方政治体制规定了国家机构的设置、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赋予国会最高权力、由众议院选举首相等，这些规定基本符合当时日本的政治发展需要和民众期盼，并彻底结束了战前日本带有封建色彩的天皇—军部专制集权统治，为今天日本议会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也应该看到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改造存在不彻底性。

其一，为了尽快着手对日本进行改造，减少改革阻力，减少日本民众的抵触心理，美军采用了间接统治的办法，“以日本人治日本人”。然而这种短视性的策略不仅使美国的改造计划频频遭到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掣肘，实施起来大打折扣，还不利于日本社会的长远、深层次的变革。譬如美国向再三坚持的日本政府妥协，使天皇免做战犯和天皇制得以保留。

其二，美国在东京审判中对部分右翼分子的袒护，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和右翼组织沉渣泛起埋下了祸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释放了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A级战犯，庇护石原莞尔、井上日召等右翼巨头——其中，岸信介于1957年任日本首相，导致日本政坛迅速右倾化，掀起“反共”高潮；“以石原莞尔为大旗的右翼团体——东亚联盟很快得以复苏，成为战后日本右翼的中坚力量之一”③。他们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并且，美国对日本法西斯战犯的“从轻处理”强化了日本人自怜为战争受害者的错觉，导致为数众多的日本人承担和忏悔战争罪责的意识淡薄，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日本只是败给了美国，只需要对美国负责。这种狭隘的战争观、历史观和民族主义观也致使今天的日本与东亚各国在对待共有的历史时无法达成共识，从而频频产生民间矛盾和外交摩擦。

其三，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可以拥有军队，不可以以国家名义进行战争。但是冷战时期美国为“构筑反共阵营的桥头堡”④，把日本打造成这个堡垒的桥头兵，又帮助其重整武装，成立国家警察预备队，这支队伍发展至今，成为拥有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可见美国在消除日本战争能力方面态度暧昧，实质上仍根据自身战略利益调整对日相关政策。而在其他东亚国家看来，这无疑是一股具有威胁性质的强劲的军事力量。

经济方面：
美国根据传统经济学观点，围绕资本、土地和劳动三个要素重塑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与之相对应的，是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和劳动体制改革三项措施。
战前和战时，财阀是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对外扩张的经济基础，他们在政界也具有颇大话语权。美国通过冻结财阀资产、废除总公司统辖功能等措施，打破了家族财阀垄断企业和资本的局面，瓦解了企业内部带有金字塔式垂直、闭塞的封建性管理体制，促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同时也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催生出高层管理者组成的精英经营者阶层。根本上，改革后的日本企业经营体制瓦解了部分极端国家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有利于鼓励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利于优化其经济结构，从而推动日本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1946年“集排法”和“禁止垄断法”的颁布则从法律上确保了解散财阀这项措施的实施，也便于有效防止垄断财阀卷土重来和托拉斯主义复活，从而保证日本国民经济能够健康、民主、有序地发展。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一政策进行得并不彻底。“集排法”只贯彻了一部分，而“禁止垄断法”则受到与家族财阀利益密切相关的日本政府的抵触，美国在占领后期也因而放宽了对日本企业垄断的限制，这削弱了美国在日反垄断政策的力度。

农本主义是战前和战时制约日本农业发展的瓶颈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煽动对外侵略的工具。它建立在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压榨农民，造成农村经济萧条、农民生活穷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鉴于此，美国通过1946年至1950年的两次农地改革，消灭了不在村地主，将在村地主变为小土地出租者，将全国耕地的90%变为自耕地，将约90%的农户变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这些生产要素在性质上的变化实质上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消灭了日本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自耕农式农业经济，也满足了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农地改革（尤其是第二次）施行后，多数农民在拥有土地耕作权的同时享有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成为“有产者”，获得了关乎生存的切实利益，这亦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农业的长远发展。同时，从政治角度考虑，农地改革消除了这些之前饱受剥削的农民身上的革命性，平息了潜在的农民革命运动，瓦解了极端国家主义在农村的经济基础，并遏制了共产主义思潮在农村的蔓延，为日后实施保护农业政策的日本保守政党的上台赢得了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的选票。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国、日本农民和日本保守派政党的“三赢”。然而，这场自上而下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触动了大地主的切身利益，美国不可避免地招致他们的不满。

美国占领当局为在日本营造自由、民主的劳动环境，进行了劳动体制改革。美国督促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工会法》等“战后劳动三法”，从法律上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获得劳动报酬、享有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等权益，并保障工人罢工权利、减少成立工会组织的限制。这些规定有力地保障了工人阶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处境，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推动了战后初期日本工人运动的勃兴。但是美国只是希望通过适度的改革在多阶级并存的日本社会维持一种均势，如果谁打破了这个平衡并触犯了美国在日本的既得利益，美国自然要加以惩治和镇压。故当工人运动的发展超出美国的想象，策划诸如1947年“全国二•一大罢工”、反对吉田茂内阁之类的大型活动时，美国便坚决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文化方面：
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体现在文化上，主要是建立自由化、民主化的教育体制。
在战前的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是学校办学的纲领性文件，它“主要阐述了效忠天皇的伦理观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义务”⑤。学校据此培养了大量对天皇克忠克孝、思想僵化、具有军国主义观念的青年。美国人认为这种教育观及相关教育体制与其民主化改革初衷严重相悖，便通过“废除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课、驱逐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教员”、删除教材中具有大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容（以宣扬自由民主思想的内容代之）、均等男女童受教育机会、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措施对日本教育界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在美国教育使节团和日本进步团体（如民间教育委员会）的努力下，1947年3月31日《教育基本法》公布实施，它取代了《教育敕语》的地位，指导日本教育向西方式现代教育模式发展。

总的来说，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以“尊重个人价值、尊重学术自由、培养自主精神”⑥为主要指导思想，全面革新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优化了日本的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机制，使日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成熟、完善和科学，并培养了大量具有独立精神、崇尚民主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从长远看，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和大量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才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改革没有日本主流社会的配合、不顺应日本民意是无法顺利进行的。日本确乎有勇气而不无欣然地接受了美国教育体制的移植。事实上，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民主化改革的强制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和魂洋才”（类似于中国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传统——即在保持大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这体现了日本人善于在秉承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对外来事物大胆地兼收并蓄的态度。

事实上，美国在日本的改造为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民主化绘制了了相对全面的蓝图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不可否认其改造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