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国际感很贫乏；对白种人极端自卑，而对黄种的亚洲人虚张声势：总是缺乏一种非常客观的对外理解；在世界各民族里，日本民族是最排外的民族之一。

政治上，日本特别崇拜美国，把美国当成老祖宗，是穿美国裤衩的猴子；心理上，日本可以说是当今美国的附属国、殖民地。

日本不具备统治异民族的帝国能力，永远称霸不了世界，也成不了美国、中国那样的世界性大国。

战后的日本，尤其近十几年经济滑坡，变成了一个最老化又最幼稚的民族；肉体在长进，精神却己萎缩；年轻人没有人生目标，没有理想；上代和下代文化间严重断裂；学校和家庭教育已然崩溃，道德文明开始衰死。汉语会成为日本的第二语言，而中国会对日本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日本人口在急剧减少，而中国人的数量在迅速增加，或许在200年、300年之后，日本会变得更加中国化；中日关系将更加突出，也愈来愈重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针对当代日本人、日本问题的思考、批判和解读。

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客观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了日本的种种阴暗面、不足和问题，涉及国家、民族、社会和个人等各个层次。同时，他从文化、历史、地理、民族性、国际关系等方面，挖掘了这一切“丑陋”背后的深层症结所在，进而对日本的未来提出希望和建议。

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展现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日本。它是一部极富深度和力度的跨文化研究著作，有助于更近距离认识日本、研究日本和了解日本。本书2007年已在日本出版。

作者简介

金文学，比较文化学家、作家、文明批评家，是世界上专、攻中、日、韩三国文化比较的最知名学者之一。1962年生于中国沈阳。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外文系日本文学专业。1991年以亚洲第一名的成绩获“新岛奖学金”赴日留学。1994年获文学硕±后，攻读博士课程。2001年博士后期课程毕业。现任教于日本数所大学。

迄今为止，其图书著作有50余种，最具代表性的有《东亚三国志》（日/韩/中文）、《中国的性文化》（日/韩文）、《瞧，这三国人》（中/日，韩文）、《日本文化之谜》（韩文）、《丑陋的韩国人》（中/日/韩文）、《中国人、日本人、韩国入》（中/日篇文）、《丑陋的日本人》（日文）等等。其作品畅销东亚及欧美，总销量已超过200万册。另有学术论文、评论、散文、小说、诗歌等数百篇。以中、日、韩三种语言写作和演讲，被誉为“国际派鬼才”。

第一章他们的形象

一种癫狂式的病态

当我们在讨论如何认识，如何理解当今日本人这一课题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两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战后”与“战败”。可以说，日本人的投降与战后生活，是从美国扔下的两颗原子弹的恐惧中开始的。这也使日本人在历史上首次品尝到了战败的痛苦。迫于GHQ的压力，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像这样亘古未有，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在美军的占领下一件件地都发生了。

说起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就一直有着热衷于“日本人论”的传统。于是，战后，在GHQ否定日本传统文化，占领统制异常严酷的环境当中，关于日本人、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感的问题，便成为事关日本重生的全民课题。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不幸的是，战后的“日本人论”却不得不在这种悲惨的战败废墟中萌芽生根。

就像是落在日本头上的那两颗拥有巨大魔力的原子弹一样，“日本人论”也正是在两种外部压力的因素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之一就是外部（外国、西方）的因素，另外一个是由外部注入进来的压力因素。

日本人是谁？什么是日本文化？什么是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感？日本人有怎样的民族性与国民性？

长期以来，日本人一直在苦苦追寻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众多的“日本人论”当中，相比起自己人的评论，日本人更喜欢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所做的评论，无论这些评论是褒是贬，是肯定抑或是否定。

有人评论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谈论民族性的国家，这几乎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以至于探讨民族性本身也成为了日本人新的民族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滑稽的讽刺。

明治以后到战前，尤其是战后，在自我否定和自虐式的风潮中，外国人、欧美人炮制出了大量的关于日本人的论述。而与此同时，这些论述受到日本人的极大欢迎，并且逐渐呈现出泛滥之势。

按照外国的说法，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当中，有一条就是虚心接受外来事物。这一性格经过外国人的评论，已经被人们当作日本人的标准形象而受到顶礼膜拜，甚至发展到了用来概括整个日本社会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地步。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所有的这些，倒不如说成是，战后以来一直在失败的阴影中饱受挫折感煎熬的日本人，从欧美人的“日本人论”中享受到的一种快感与安心。这种所谓的“日本人论”，已经作为一种用来满足挫折感、自虐式疯癫与自狂自傲的日本病固定了下来。

日本人一边享受着欧美人给予的诱饵——“日本人论”，一边开始努力地描绘自己的肖像画。然而，最终结果却只可能是一副歪曲的自画像。

笔者认为，欧美人的所谓“日本人论”、“日本民族性论”，对日本人来说，可以总结为5种类型，即：①奇闻逸事型；②轻蔑鄙视型；③先入为主型；④赞扬褒励型；⑤欺骗诱惑型。

经过这5种类型化的过程，战后日本人完全沉溺于西方人的魔法当中，丧失了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族的“日本型自虐人格”。

《菊与刀》的典型歪曲

《菊与刀》是战后美军占领期间诞生的名著，其享誉甚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可以说是欧美人攒造歪曲的“日本人论”的典型。

这本由美国著名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著的书，1946年刚一出版，就博得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至今已出版销售超过百万册，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书。单从这一点看，就足见其影响力之巨大。

有人评价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由外国人撰写的有关“日本人论”的最权威、最全面的作品。这本书在战后，作为“经典名著”，得以广泛流传，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世界各地的“日本人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在中国，这个曾经将日本文化当作二流文化而鄙视的国家，《菊与刀》也作为研究者和知识分子认识日本的最高范本而备受推崇。

在战后开始不久，陷于沉重的战败阴影中的日本人认为，比起我们日本人是谁，找到诸如日本人该怎样，为何会挑起战争却又吞下败北苦果的“依据”更为必要。由是，日本人便开始迫切地寻求着外部关于这种“依据”的论证。

但是，今天，当我们重读一下《菊与刀》便可以发现，这本书不用说在学术层面了，即使是在一般意义上，其中的谬误也随处可见。

首先，本尼迪克特在日本学研究方面并非专业。她非但从来没有学过日语，就是在日本史方面也缺乏正确的修养与知识。从她的书中，可以找出很多资料分析上的错误。其次，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她把明治以前与当时的日本人的民族性混为一谈，认为这些就是日本国民性的一般特征。

“八纮一宇”是明治以前日本国学界的一种理想，只不过后来被当时的军部利用了而已。而她便以此断言日本人好战。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

她错误的认为“义理人情”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行为方式。而实际上，这类现象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是共通的。

其次，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田野调查（现场调查访问），但是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过。她的调查仅仅是以战前西方人写的日本见闻、旅行记为中心，再加上对旅美第一代日本人的访谈，仅此而已。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就连她这种研究态度、研究方法都值得怀疑。虽然她是一个专业的文化人类学家，但是就日本学研究来讲，我们只能说她是不够资格的。

再者，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写作这本书的缘由与目的。实际上，这本书是美军制定对日作战、占领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本尼迪克特是1944年受美国情报机关的委托，而开始此书的写作。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研究假定日本战败，日本人会怎样对待美国的占领政策，再者就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美国式的改造，进而如何支配日本。这种“日本人论”完全是作为高明的政治手段——洗脑的一个环节而产生的。

本尼迪克特利用权威学者的有利条件，塑造出了具有“耻感文化”、“矛盾性格，容易失控”等特点的日本人形象。然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与客观现实极端背离的“怪论”。

引人注目的“耻感文化”，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对自己所发动的战争，以及对战败会觉得“耻”。

最后，她还从宿命论的角度，认为日本人“容易暴怒”的性格，必然会走向战争，即将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归结为这种好战的性格。但是，对于最为关键的历史及世界形势，她却几乎没有做比较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对学者来说就是不正常的，更何况其背后还有明显为政治服务的嫌疑。

这就是一流学者所犯下的“罪”。

本尼迪克特作为权威的文化人类学者，虽然其高唱着“文化相对主义”，但很明显的是，她从一开始就对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特性抱有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先见之念。这种观念来源于日本人是有色人种，日本人比西方人落后，比西方人低劣的偏见。

关于这一点，前些年去世的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著作《文化的解读》中已经给出论述。

格尔茨评价说，《菊与刀》即使是在本尼迪克特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内，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他指出：“本尼迪克特作品具有伟大的独创性（这自不待言，是由战争中其情报宣传活动的任务决定的），以及一种就连很多对此书持强烈批判观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力量。原因就在于，她并不是通过缓解日本人与我们之间，即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世界的人之间观念上的差异，而恰恰相反，她是要通过强调这种差异来试图揭开日本与日本人之谜。在这本书中，她将我们所熟知的文化与我们想像不到的未知文化进行对比，并且使这种对比达到了顶点。”

格尔茨毫不姑息地指出，就好像美洲印第安人与美拉尼西亚人的相遇，是为完全迥异的民族之间的遭遇做的准备活动一样，《菊与刀》通过不断想像别人是如何如何与我们不同，对差异进行了极端的比较。

格尔茨还说，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是个极端特殊的例子，是与人类学的研究相左的。他批判道，本尼迪克特是通过设立一种对立图式，即我们与他们，在要么完全相信、要么彻底怀疑的二者选一的主旨指导下，从大杂烩般的信息中（由传说、电影、对政治避难的日本人及俘虏的采访、学术著作、报纸报道、广播、古文书类、小说、议会演说、军队的机密情报构成）进行筛选，而不是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这就有点像聋子，先通过对超乎人类想像的对象进行想像，之后便得出诸如“是有些奇怪”的结论，并且还依靠想像对业已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

格尔茨对《菊与刀》的特点做了如下结论性的分析。

因为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因为写的时候是在战争中及战争结束不久，可以称之为“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本尼迪克特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著作从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水平提高到学术的高度。这种做法不是人类学家该做的事，而是由心理学者、宣传活动分析家、谍报专家、计划制定者共同承担的事。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穿着军装的学者集团”。格尔茨对本尼迪克特以及其周围的人这样讽刺道。

日本人的肖像

战后，日本人在经济上取得了奇迹般的进步，实现了跨人大国行列的夙愿。但尽人皆知的是，与经济力相对，日本人的精神力、身份认同感却在消失堕落。

所谓身份认同感，一言以蔽之，是指一个民族或一国国民在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上的归属意识。在日本，也表现为日本人所深信的“日本人论”。

以笔者旅日17年来的研究及经历来看，再也找不到比日本人更在意“自我探究”、“自我确认”、“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自己是什么形象”之类问题的国民了。

这是何故呢？笔者推测，这大概来源于身份认同感自身的不健全以及这种认同感的丧失。其中，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日本人对自我的认识，即对自我形象的感知，主要是通过“日本人论”这种具体的东西得以实现的。

说到描绘日本人的肖像画，“猴子学人”当中的“猴子”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日本人真的看起来像猴子吗？为什么会被叫做猴子呢？或者说，如今，又有几个日本人能对此产生疑问，并进行认真思考呢？在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依然还是离不开西方的视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描绘日本人开化姿态的并不是日本人自己，而是西方人。这可以说是绘画中的“日本人论”。

法国画家比哥（Georges Bigot）（1860—1927）画的素描图尤其著名。一对夫妇模样的人穿着西装站在镜子前，欣赏着自己的容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要数男人傲慢自大的样子了。对此，比哥在男人的头上的部分用汉字“名磨行”对其进行了讽刺。而最令人称奇的是，镜中的男女竟然都是猴子脸。

为什么都到了21世纪，笔者还要再次提起这幅上世纪的稀奇绘画呢？原因就在于，这幅日本人的肖像画中隐藏着日本人的普遍形象之谜。

似乎是为了配合比哥的讽刺图，同为法国人的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在其著作《秋天的日本》中的《江户的舞会》一文中，写下了如下辛辣的评论：“太耀眼，太妖艳。这些无数的穿着盛装的日本绅士、大臣、提督和各地官吏们。不知为何，他们总会让我想起某位曾经以追逐潮流而著称的将军。另外，即便是对我们自己来说，燕尾服这种东西也都是俗到极点的，为何他们会穿在身上？况且，他们体型根本就不合适穿这种衣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像猴子。”

称“觉得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像猴子”的皮埃尔?洛蒂的描述与比哥的绘画相互配套，长期流传直至今日。于是，这种“日本人是像猴子一样的民族”的观念，便在世界范围内随之固定下来。

就像信念信仰拥有强大的力量一样，这种“日本人一猴子”的形象妨碍了人们客观公正地解日本人。不仅如此，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直到现在的平成，“日本人一猴子”一直作为日本人的形象而存在。

仔细考虑一下便可明白，西方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猴子说”，并不仅仅是针对当事的日本人的批判，而且是针对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东方人的一种极端鄙视。这和《菊与刀》在根底里流露出来的西方文化优越，而东方文化低劣的潜意识是一致的。

将猴子作为日本人的形象使之流传世界，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人对最早开始要模仿西方，要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日本的恐惧心理。因为西方人对当时仍然落后的中国和朝鲜，很少使用“猴子”这种表达方式。

所谓模仿，公平地说，就是以谦虚的态度学习外来文化、文明与制度。就像这个词语的语源是一样，日本人的学习精神早已成为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

实际上，无论是讥笑过日本人为猴子的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或韩国人，在文明、文化、制度甚至是日用品层面上，都曾经向自己以外的国家学习过。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这种学习和模仿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学习的历史。

单单将日本讽刺讥笑为猴子，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这妨碍了人们对日本的理解，其负面效果非常严重。

这种负面形象是由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满足了西方人的快感。然而，同时，日本人自身也被这种形象所困。其结果是，自明治维新开始，经过战后，日本人在心底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我们像猴子一样丑陋”这样的自卑感。

当被外国人这么评论后，日本人就因为自身的性格而觉得确实如他们所说，予以全盘接受。日本人的悲剧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即很容易就陷人到了对西方的自卑当中去。

1911年（明治44年）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在其诗《坠饰之国》中，生动描写了日本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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