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是吮吸着中国文化的奶头长大的，但这位被中国先人奶大的“养子”，却在一直处心积虑地琢磨如何反噬自己的“奶娘”。

    从历史记载日本人的第一阶段起，就是一部恩将仇报、乃至以叛卖和凌辱恩人为乐趣的历史。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范例。

    这些看起来很违背人类常理的国民性，却如此真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也确实是对人类良知的一种折磨。但我们不妨从了解日本人的本源开始。

    要了解日本人，就得从了解日本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开始。

    可以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之一，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使它最有可能成为地球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日本资源极端匮乏，其陆地上除了盛产木材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用的能源。日本本岛６５％以上是山地，不利于农耕。在狭窄的日本岛上，只有２０％的田地适合于耕作，而且每块耕地平均面积不超过２．５英亩。日本还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台风、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洪水暴雪，一样也没少。在日本列岛周围，每天３级以上的地震就有四次，日本国内共有活火山８３座，占世界活火山总数的1/10，而且日本1/4的国土被火山喷出物覆盖着。日本国内没有大江大河，不具备产生原始文明的条件。更可怕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属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贫瘠又狭窄的岛屿上，又必须承载着这么多的人口。如果让日本人株守孤岛，没有外援，那么，这个地方迟早就会变成一个死岛。

    打开世界地图，人们很容易发现，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面，太平洋的西北角。在大约1.5万年前，日本列岛仍旧与亚洲大陆相连，此后，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了日本海，先后形成了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等。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距今１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

    从日本往东，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从日本往北，是荒凉的西伯利亚。从日本往南，是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以上三面，都决定了日本人被上帝安排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绝望境地。

    可是，仁慈的造物主在它的西面，安排了一个最慷慨最仁慈的邻居，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繁荣的文明古国——中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离中国之间的海运直线距离为４５０英里，越过４０英里的日本海峡，通过朝鲜半岛陆路来华也不过５００公里。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安排使日本处于一个绝佳的自卫地位。首先，中国人要跨海袭击日本，４５０英里的海运距离是一个大陆民族难以轻松逾越的。而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不但要越过崎岖的朝鲜山脉，还要准备越过日本海峡的海军，这也是冷兵器时代很难实现的。而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人则极为有利，当需要袭击中国大陆时，浅浅的日本海峡对于人人熟悉海潮的日本人来说，如同儿戏。而一旦战争失利，撤回本土就意味着安全，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是大陆民族。当然，造物主的安排更加偏向于日本人的是，日本人一苏醒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汉唐时代。在文明繁盛期的中国来说，关照日本人不仅不在话下，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国际义务。

    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有了5000多年，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期的汉朝开始，日本文明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露出了身影。世界上用文字记载日本人历史的不是日本人自己，而是中国人。

    中国的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已经有关于倭人的记录，大约是说，在朝鲜附近的大海上，有倭人居住，那里的人身材矮小，所以称为倭人。倭，就是矮小的意思。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朝贡，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在被朝贡之后，当然回馈的是丰厚的赠礼。日本吃的粮食——水稻，日本人穿的衣服——麻布，日本人祭祀用的祭器——铜器，包括日本人后来用来砍中国人头颅使用的军刀——倭刀，都是中国人慷慨捐赠的。当时处于母系社会的日本一开始就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打交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６个世纪中，来自中国的慷慨赠礼哺育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王国——大和国，这就是今天日本国的前身。此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２８５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的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

    学会了文字的日本人给中国师傅反馈的第一篇文书却并不是感谢信，而是挑战书。公元６０７年，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这封国书的题头词是这样写的：日出处之国之天皇致日落处之国之天子之书。中国的历史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照这个版本，日本的国王觉得与中国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天子嘛，但日本国比中国高出一格，毕竟日本国处于日出之处，代表着上升的势头，而中国则是日落之处，代表着没落的态势。而按照日本史书的记载，日本的国王此时已经由大王改称天皇，乃是天底下最高的称谓了，而中国的皇帝则不过是个天子而已。天皇和天子，在辈分上高出好几个等级呢。这次文字的挑衅的详情不必细说了，总之，弄得隋朝皇帝很不高兴，隋炀帝发了脾气，但对日本人慷慨惯了的中国人依旧做出了高姿态——照样派遣使者回访日本，而且还派送了大量礼品和文化用品。

    在第一封国书里吃了大亏的隋朝人并没有提高警惕，在圣德太子书写的第二封国书中，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把中国皇帝降了格，这封国书辟头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毫不谦逊地以天皇自居了，但被降了格的隋朝皇帝照样宽宏大量地接受了国书，还欣然答应培养日本来的八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后来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化改新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但利用大化改新的机会加紧***准备，以便挑战朝鲜乃至中国也是另一层实际的考虑。

大化改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和***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日本的国力。

    公元６４５年，日本正式开始了效仿中国隋唐体制的大化改新。但是，在大化改新刚刚取得成效的公元６６３年，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恩人朝鲜和恩师中国举起了倭刀。

    公元６６３年，中国唐朝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起倾国之兵攻打新罗，意欲趁朝鲜半岛混战的机会攻入朝鲜，威胁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同年８月，日本军在朝鲜的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人惨败。

    白村江之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此后接近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的一次大表演，其来龙去脉值得仔细分析。

    公元５９４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６０８年向隋朝派遣使节。６２２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７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６５５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６６０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１３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9、10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为了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人遂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６６１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６６８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５０００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６６２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本将军率舟师１７０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６６３年3月，日本又增兵２．３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７０００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5、6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６６３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１７０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６６７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７０５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也促使日本退守本土，900余年（至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６６４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１．２公里，底部宽８０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５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６６７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但是，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交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白村江之战是接受了唐朝先进文化哺育的日本人第一次对自己恩主的大规模反扑，反映了这位大唐门生的真实意图。由此可见，反噬恩主并不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创造，而是其文化基因的固有成分。

    而唐朝的外交政策再一次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此后，大唐帝国不仅没有惩罚日本人，反而以更加慷慨的姿态资助日本的发展。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四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七次至第十次（６６９—７３３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化改新奠定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基础，由大化改新后确定的国家制度，在此之后，直到明治维新才发生根本性改变。由大化改新引起的白村江之战，一方面教训了日本人，弱小的日本要与中国拼高下，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实力才是争取国际利益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日本人，唐朝对侵朝的日本的既往不咎，使日本人意识到有机可乘，恩将仇报之矛早晚能洞穿以德报怨之盾。日本人把击破恩人的机会锁定到了下一次。

 唐朝的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师傅，而且长期在世界上处于最强者的位置。要证明自己的强者地位，就必须打败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只有击败中国唐朝，才能证明自己学成出师，也只有征服中国人，日本人的神国地位才能得到确认。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都是把唐朝视为挑战的对象，中国被称为唐域，中国人被称为唐人。

    自唐朝衰亡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势趋于衰弱，日本就很少再派遣遣唐使过来朝贡了，日本人的强者意识使他们只认可强者的国度，对于弱势国家，他们基本没有兴趣。

    但日本人学习强者的目的当然是向昔日的强者挑战，甚至试图取而代之。

    在白村江之战被打败后的日本人在此之后对唐朝更加恭顺，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挑战大唐的意愿没有任何改变，此后的日本人，特别注意学习唐朝的***。据学者张立等考证，“日本从此特别注意对中国***技术和兵法的引进，到公元９世纪时，日本朝廷已收藏中国兵法近３０种，当时中国将领案头的常见兵书已应有尽有。”

    日本人一直在等待向中国挑战的机会，这个机会直到明朝万历年间终于来临了。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在国内扫荡诸侯、一统群雄后，就立即决定取道朝鲜，征发中国。丰臣秀吉在军前宣誓：“要在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此时的明王朝尽管朝政腐败，但余威尚存。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丰臣秀吉的部队被明朝和朝鲜的联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打了个晕头转向，损失过半。五年过后，仍不甘心的日军再次入朝，又被中朝的联合水军击溃，再加上国内反对势力作乱，丰臣秀吉在气急败坏中病死，日本的这轮挑战无功而返。

    满清入关后，清朝国力鼎盛，日本人在２００年间未敢轻举妄动。但清朝道光之后，国力急转直下，终于在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既让日本人看到了欧洲列强侵略的恐怖性，又让他们看到了新一轮挑战中国人的机会终于来了。明治维新后（１８６８年）的第三年，日本国力刚刚有所上升，国内的武士阶层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征服朝鲜（三韩）。明治六年，日军开始侵略台湾，明治八年，日本人强迫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与清朝解除册封关系，明治十二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改名冲绳县。至１８９５年，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击败清朝，彻底改变了近２０００年来的力量对比。

    甲午海战前夕，日本人面对着中国这个近一千年来的强劲对手，做了最全面的动员和最坏的准备。１８９３年，日本明治天皇宣布在六年内，皇室每年向海军捐助３０万元，文武百官各自捐献10%的薪水。日本皇太后向海军捐出了自己的首饰以充军费。天皇决定，每天只吃一顿饭，以节省开支资助海军。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全民支持海军打清朝的狂朝，连小学生做游戏也不忘“一定要击败定远舰”（定远舰是清朝海军最大的军舰）。开战之时，日本天皇将都城临时迁往广岛，亲自指挥决战，并下令建造滩头阵地，以防止日军失利后清军的反扑。而相比之下，腐败昏庸的清朝政府正在忙着集举国之力给慈禧太后庆祝６０岁生日，原来用于海军购买舰艇的经费竟然被挪用给了慈禧太后修建养老的颐和园。至此，挑战者与被挑战者的胜负结果已经没有悬念。

    在甲午战争中挑战成功的日本人立即换上了强者的面孔，对弱者中国人极尽蔑视侮辱之能事。对中国人的称呼也由“中华”改成了极富侮辱性的“支那人”，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还算是客气的，后来干脆诬蔑中国人为“支那猪”。

    甲午战争的胜利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人的强者意识空前膨胀，此后吞并中国和朝鲜，侵占亚洲，称霸世界很快成为日本***强人的目标。

 拓展朝鲜的千年梦想（2）

尽管朝鲜人源源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财富和技术，日本天皇却并不满足，继续增兵扩大对朝鲜的占领，无奈技不如人，公元５６３年，日本人被新罗军队赶出了朝鲜半岛。日本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朝战争才算告一段落。公元５７１年，多次策划攻打新罗的钦明天皇一病不起，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攻占朝鲜半岛。贪欲未曾满足的日本人又开始了长达１个世纪的战争策划。最终在公元６６３年，日本军队在白村江战役中被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彻底击败。

    著名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先生认为，白村江之战的失败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集团的中大兄皇子决策失误导致的最严重的失败，足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日本惨败的东条失败相提并论。但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东条的失败出乎意料地迎来战后的文化繁荣一样，中大兄皇子的失败，大量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僧侣和艺术家离开百济来到日本，正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一样，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日本历史上，对邻邦的侵略战争绝大部分在军事上都失败了，但在财富掠夺上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难怪日本人对凌辱邻邦抱有浓厚的兴趣。１９０５年，窥视了朝鲜一千多年之久的日本人，终于吞并了朝鲜。但日本人并不满足，而是要继续吞并中国，进军印度，最后功败垂成。

    侵略失败了，并不总结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卷土重来，这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形象写照。有人归结于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导致的恶果，孰不知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中，靠侵略邻邦发财、以凌辱他人为乐是相辅相成的。战败了，沙扬娜拉——没什么了不起。比起战败的损失，战争掠取的财富要多得多。从来就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不是傻瓜，既然侵凌他人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对这样的买卖为什么不做到底呢？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每当手头发紧的时候，就想拿攻击朝鲜说话，这种决策模式并不是偶然的，在其统治阶层的政治传统中，早就提供了很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