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 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奴化教育　　

从最早的侵略实践开始，日本就一直尝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 650余万册。同时，他们对爱国的中国师生展开疯狂的镇压和屠杀。1936年，侵略者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会事件”，抓捕辽东教育界爱国人士300 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从1933年到1935年，侵略者还主持出版22种39册“国定教科书”和23种29册“审定教科书”，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在各级学校里，日本都规定学生们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建国精神”，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 ”。通过每天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等，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

　　文化和知识对侵略者来说是危险的，他们需要的只是愚昧而顺从的劳动者。于是，中学被改成了技术学校，大学被改成了专科学校，除“建国大学”外，伪满并无综合性大学。

　　在战争中，侵略者造成关内129470余所初等学校、1926所中等学校和110所职业学校在战火中停办，造成近千万的学生失学；全国91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日本人用以代之的是毫无例外的奴化教育。

　　殖民教育教来教去就是让你忘了中国

　　采访时间：2005年4月

　　采访地点：辽宁沈阳

　　见证人：冯志良　男，汉族，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辽宁西丰县。离休前系沈阳市机械工程供销公司干部。东北沦陷时期就读于西丰县初中、奉天第五国民高等学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参加反满抗日组织“仙洲同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情报工作组。

　　■老师说我们这也是“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当时，师生都痛哭失声

　　1931年我在西丰县四区阜丰村小学读二年级。“九一八事变”好几天后，见到报纸才知道发生了事变。

　　校长向全体师生宣布了发生“九一八事变”消息的同时，给我们讲授了早年普法战争后，一位法国教师向学生讲“最后一课”的故事，最后他说我们这也是“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

　　当时，师生都痛哭失声，这情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学日语，地理只讲东北三省的，历史只讲靺鞨、高句丽还有辽、金、清东北少数民族系统的，使东北人从小就忘记中国的地域和五千年中华历史。

　　1939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奉天第五国民高等学校四学年。那时，每天都有日语课，我们这样的学生大都可以用日语说日常用语，可以听日本人讲课———除了“共存共荣”，就是什么“王道乐土”，是日本人把“满洲人”(他们不说东北人)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什么“天照大神”、“天皇陛下皇恩浩荡”等愚民话语。反正是教我们崇拜日本人，连到奉天上街经过日本神社和忠灵塔都必须停下来脱帽敬礼。

　　五高第一任校长是日本皇族，教唆学生和其他学校打架只能赢不能输，凡在校外被打的回校还将挨日本人打。那时，五高的学生上街，其他学校学生见到就躲开，否则就打架，其他学校学生都把五高的学生叫做“五驴子”。

　　■因为一句牢骚，我被迫逃离学校

　　在我读五高四年级时，日寇迫使中国的工商业者捐钱买三架飞机，于1940年9月3日在文官屯机场举行“献纳式”，命令各中等学校学生，不论远近一律列队徒步前往。我在行走途中说：“有什么好庆贺的，叫中国出钱买飞机，再用它来炸中国人，这是使人从心里感到悲惨的事。”未承想被人告密了。队伍到达文官屯机场后，几个日本教师集合在一起，有人主张立即将说这话的学生找出来体罚他；有一个日本中学考察团的，叫坂田，他说这是个“反满抗日”的思想犯，先不要惊动他，回校后等星期一上班，将他找出来交给宪兵队“取调”(逮捕)吧。

　　当天是星期六，我回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研究，大家都说，趁着鬼子尚未弄清你的名字赶紧跑吧。于是，同乡的高书翰带着我整理衣物行李，丢到校外，当夜乘车离开沈阳返回西丰。

　　后来我考上伪陆军军官学校，仍然要接受这种令人反感的教育。每经过“元神殿”前即供“天照大神”的地方必须立定行九十度脱帽“最敬礼”，说什么“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要实现“八纮一宇”，全靠天照大神的“唯神之道”。

　　还有校训五条，反省录五条，贴在自习桌上。有时日本军官突然把你叫起来，要背诵两个五条，背诵不出来就要挨嘴巴。

　　为了记牢这些东西，我死死地记住了每句的头一个字。把校训头一个字编在一起，是“一刚淳互感”。就是“一德一心，刚健不屈，淳原朴实，互敬互爱，感恩戴德”。每日晚写日记反省的五条是“至言用努不”，即：“至尊至忠了吗?言行有错吗?用尽气力了吗?努力缺乏了吗?不肖了吗?”

　　■日本人想把陆军军官学校办成他们士官学校的分校。很多臭名昭著的大战犯都曾到学校检阅

　　日本人为了显示已经把伪军校建成了在满洲的士官分校，天皇的二弟高松宫、三笠宫陆军大尉都先后来学校检阅。汪精卫到长春也叫我们冒雨迎送。华北伪政府的齐燮元、南京伪政府的军校校长郝鹏都带着一些伪军官到学校参观过。

　　毕业、入学时，溥仪常带着文武大臣到军校进行检阅，每次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也同时到校。

　　除此之外，日本许多高级将领、后来的大战犯都到校内巡视讲演过，小矶国造、南次郎、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山下奉文都来过。当时，日本人很狂妄，说希特勒是废物，唯有日本人才能统一全世界。

　　在学校，每次集会就面向东方，下令向皇宫遥拜，并喊“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万岁万万岁”，然后转向伪皇宫称为“帝宫”遥拜，喊“皇帝陛下万岁”。除此之外学生到市内外出必须去伪皇宫南侧草坪边向皇宫脱帽行90度的“最敬礼”，走到关东军司令部(现吉林省委)或西公园也叫儿玉公园，里边有儿玉大将塑像，到此两地也必须行军礼。

　　后来，溥仪再去日本，就请回了一个“新祖宗”———日本信奉的“天照大神”，并先后在长春南湖西南侧及伪皇宫东侧分别建了一座“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

　　开幕那天我们军校师生列队参加，记得当时的“协和会”总会长桥本虎次郎和大汉奸沈瑞麟都穿着类似和尚或老道的衣服参加。

　　日本人不但对中国人就是对日本人也是残忍的，声称凡是因公因战死去的毕业生的遗像，都要陈列在“生徒集会所”。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期来的日本人，在热河与八路军交战中被俘后又被释放，归队后，立即被关在一间禁闭室里，给他一篇《军人敕谕》，即天皇对军人的讲话，叫他反省，饮食便溺都在室内。最后一天不给他饭食，而是送去一个匕首，一碗毒药，一支入膛手枪，这就是逼他自选一种方式自杀。最终这个日本中尉是用手枪对准头部自杀身亡。

　　后来，学校把他的遗照陈列起来教育我们，说他是“知耻近乎勇”的忠于天皇的行为。

　　日本人除了连长之外每连安排一名“思想挂”，实际是暗探。学生往来信函要送到区队长那里受检。

　　尽管如此，后来我还是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就受日伪奴化教育，可却从小到大未忘记祖国，未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采访时间：2005年4月

　　采访地点：辽宁沈阳

　　见证人：徐德源　男，满族，1927年9月23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退休前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东北沦陷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建国大学，曾任伪吉林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雇员。

　　■“满洲国人”———谁说自己是中国人，就是“反满抗日”

　　伪满洲国成立时，我才5岁，那时，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一旦说是中国人，就是“反满抗日”，会被逮捕关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大人们怕我们这些小孩子出事，出门前常一再叮嘱可别说走了嘴。

　　那时，每到伪政权规定的节日，机关、学校以至各家各户都必须悬挂伪国旗。谁家若是还藏着当时中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也是“反满抗日”。伪政权出版的报纸《大同报》，有财力的家庭必须订阅。如若不从，就又犯了“反满抗日”的大罪。1934年，该报纸改名《康德新闻》和《斯民》画报。我年纪小，看不了《大同报》，但翻看过《斯民》画报，那上面净是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政权的东西，同时还恶毒咒骂苏联。

　　父亲想让我们接受传统教育，把我们送进了私塾，学“三字经”、“千字文”。1935年伪当局“改良私塾”，父亲无奈把我们送进“官学”。我和三哥插班初小三年级。

　　在学校里，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1934年溥仪即位为伪皇的《即位诏书》和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回銮训民诏书》等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两年里背的不下数百遍，以至于时隔六十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那时，每天朝会，还要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宫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

　　在我念“国高”的后期，记不得是1942年还是1943年了，公布了伪总理张景惠的《国民训》，每天朝会都必须集体读。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第一条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就是说，伪满和日本一样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和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

　　1943年唱伪满新《国歌》，就从根本上说连东北地方自古以来就都是由“(天照大)神(之)光开(的)宇宙”了。

　　因为非常讨厌殖民地歌曲，上海周璇、龚秋霞、李丽华、陈云裳等明星歌星及其演唱的歌曲、照片就对我们有很大吸引力，那时，我们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

　　■在那个年代通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至今常有一种羞愧感

　　1936年，伪政权从我小学三年级起开设了日语课，来了一些日本人当教师。他们一句汉语也不会，一开始就用日语上课。当时，在学校和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xiao)，再过几年用不着(zhao)。”

　　由于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年时间，长期由日本教师强制教日语，所以不愿意学也得学。那时，我们中国学生还用日语词编出顺口溜，例如“巴格牙路(日语“混蛋”之意)奇库肖(日语“畜生”一词之音)，你的什么我知道”。

　　学校还采取各种手段督促、强迫我们学日语。我在“二高”念书时候，学校在周六放学前在黑板上公布一段日语，必须抄录下来回家背诵。下周每天早晨上朝会时，都有一段时间点名让学生背诵，背不下来的就被罚站。

　　当时的就业和升学等各种考试都考日语，日语考不好就难以就业和升学。伪政权还制定了“日本语语学检定”，就是日语等级考试制度，设立特等和一、二、三等四个等级，每年让“国高”应届毕业生和伪官吏等报名参加考试一次，合格者发给等级合格证书。取得日语等级合格证书，就业和升学的时候就有优势。

　　1945年我在建国大学读书时，几乎所有的课程都用日语授课。所以伪满“国高”毕业的学生有不少都可以达到日语三等的水平，大学生一般的可以达到二等水平。

　　由于伪满奴化教育中强制学日语，至今我还能阅读日文书刊，勉强能用日语会话。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的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这是日伪殖民统治奴化教育在我身上打下的深深的难以磨灭的烙印。

　　■日本人今天改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那时，他们还改过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为了不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日本人还篡改了中国历史。

　　在小学时，常被强迫背伪满“建国宣言”：“向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物产丰饶，实为奥府”，胡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单独开国，并且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出来。

　　1934年，溥仪当伪皇帝时发表的《即位诏书》，我至今还记得：“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爰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纠而弗辞，是等解悬，功同援溺。”把个侵略、分割中国固有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美化成为甘冒世界各国的反对，出仗义之师，消除凶残、解民倒悬、救民出溺的友邦。

　　1939年，伪满国务院文教部在日本主子的授意下，编审颁发了名为《国史》的“国高”历史教科书。这本所谓《国史》，与我在私塾读过的《三字经》所记的中国历史朝代完全不同，没有讲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东北历代部族和民族政权讲，将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历史的当然继承。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写到渤海国时，较多地叙述了渤海国与日本奈良、平安两朝互聘使节的所谓“渤日交聘”，俨然是后来伪满洲国与日本的所谓“日满亲善”“日满交欢”的历史前奏。可见，篡改历史，日本是有传统的。（齐红深 张宝印 徐壮志）

　　话外音

　　中国人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被强制学日语，到中学时，日语课时已超过汉语，大学里，则全部都是日语讲授。1936年，日伪当局在社会上实行日语等级检定考试制度，各级机构对合格者优先录用，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施于中国人的“皇道”……

　　本文的采访要感谢齐红深老先生。这位可敬的历史研究者，与《我的见证》所提倡的客观、实证的精神不谋而合，自己已先后采访了1200多位日本奴化教育的亲历者。为此，他甚至卖了自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