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旅大地区中国人的奴化教育
　　
　　宋艳秋
　　
　　 (旅顺博物馆，辽宁 大连 116041)
　　
　　
　　
　　【摘要】：　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地转让给日本，日本开始了对大连地区长达4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从教育管理机构到学校设置，从推行日语到实行德育，均以“奴化”二字为中心。其实质就是灌输愚民政策的奴化教育方针，毒化大连人民的精神 ,使之丧失民族自尊 ,当“天皇”的“顺民” ,以达到长期奴役旅大人民的目的。
　　【关键词】 奴化教育 推行日语 德育
　　
　　
　　
　　Enslaving Education of Japan to Chinese LD
　　
　　Song Yan-qiu
　　
　　 (Lvshun Museum Dalian 116041 China)
　　
　　Abstract :In September 1905,Russia transferred LD concession to the Japanese After Russo-Japanese War,and Japanese began a 40-year-old colonial rule in
　　
　　Dalian.From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o the school set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Japanese, the word "enslaved" is as the center. Its essence is to impart education policy of enslavement obscurantism, and poisoning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of Dalian, so that the loss of national self-respect, and became the "Emperor" and "obedient citizens" ,and make Luda people achieve long-term purpose of slavery.
　　
　　Keywords: Enslaved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Japanese Moral Education
　　[1]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以俄军失败而结束，双方于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主要内容有：俄国将从中国取得的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将长春到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支线的权利让给日本。重新划分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05年12月22日，在日本的胁迫下，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属协定》，将复州的凤鸣岛、交流岛、平岛、西中岛、骆驼岛划入“关东州”，将“关东州”的北界扩至普兰店西北宫屯至碧流河西岸城子疃北金厂一线。正约规定，中国政府承认日俄和约俄国让与日本的各种特权。从此，旅大地区又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40年。
　　　日本侵占旅大后，沿用“关东州”的名称，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殖民统治的行政体系。日本统治旅大40年间所建立的统治机构几经演变，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军政统治时期（1904．5．27-1906．8．31）、关东都督府时期（1906．9．1-1919．4．12）、关东厅时期（1919．4．13-1934．12．26）、关东州厅时期（1934．12．26-1945．8．15）。衙署初设旅顺，1937年6月1日移大连，同年撤销大连民政署。1938年4月实行市制，设大连、旅顺2市，置市役所；另设旅顺、金州、普兰店、貔子窝4管区，各置民政署，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日本对旅大的统治，除了建立一整套殖民统治的行政体系外，还通过经济掠夺、思想控制、文化教育等方式，其中奴化教育，更为狡猾和毒辣，其后果也更为严重，以图摧毁旅大人民的民族反抗精神，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一、建立奴化教育管理机构
　　 殖民地教育管理机构是随着殖民政治统治的机构的建立而逐步建立，也是伴随着奴化教育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
　　对于中国人的教育，早在1904年（明治37年）实行军管时就已经开始建立。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辽东守备军司令部所辖金州、大连、旅顺军政署，满洲军总兵站监部，关东总督府所辖关东州民政署皆经管地方教育事宜。1906年9月1日设置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民政部设庶务课学务系，管理全地区教育事宜。1918年5月22日，都督府民政部地方课设学务官(1923年撤销)和视学官，但也未形成教育领导机关。
　　
　　 1919年4月，关东厅取代关东都督府成立后，实行“军政分治”。关东厅民政部(1921年后改为内务局、部)设学务课，增加视学编制，并陆续在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或支署配备了专职的视学。1923年11月4日，关东厅以训令第79号发布《关东厅视学委员视程》，规定在关东厅长官的领导下设有若干名视学委员(委托关东厅职员或社会人士担任)，就特别指定的学事工作进关东州厅：关于第一、二次《学校战时非常措施之件》，行视察。1930年关东厅内务局学务课设事务官、视学官、技师各1人，属官3人、视学2人、教育书记2人。视学官和视学分掌有关学事的视察和其他有关教育事宜。
　　
　　 九·一八事变以后，成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12月设置关东局，在关东州内改关东厅为关东州厅后，受关东局管辖。，教育管理机构得到加强。关东局内设司政部，关东州厅内设内务部学务课，二者是最高教育领导机构。
　　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确保了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为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展开，与日本在旅大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配合，旨在泯灭旅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
　　
　　此外，“关东州”殖民地教育还实行一种监督体制。即除了设立从上到下的教育管理职能部门外，在20年代以后，还逐步形成了一个教育监督网。即“关东州”内和各初等学校，凡是在大连市内的均受关东州厅长官直接监督；大连市以外的由民政署长直接监督，并接受关东州厅长官的监督。“关东州”内各中等学校和各类职业学校，由关东州厅长官直接监督。30年代中期关东局成立后，又受关东局的监督。这时各大专学校和师范学校直接受关东局日本驻伪满大使的直接监督，同时关东局又是“关东州”内各级教育机构的最高监督机关。[①]
　　这一严密系统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体制，是适应殖民地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日本在旅大推行殖民地教育的一大特色。
　　 二、奴化教育的方针及措施
　　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的中国人学校推行的是灌输愚民政策的奴化教育方针，为其殖民统治培养奴隶和爪牙，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以逐步达到同化的目的。在此方针指导下，具体措施如下：
　　（一）学校设置
　　日本为了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但对旅大的中国人的教育与对日本人的教育史截然不同的，这是由日本的侵略政策和殖民统治政策决定的。就其办学情况来看，中国人学校不仅无高等学校，而且中小学校的数量也严重不足。
　　初等学校。
　　日本在旅大地区的初等学校有公学堂和普通学堂之分。公学堂均由日本统治当局所办（官立）。普通学堂是日本当局在旅大农村设立的初级小学校，基本上都是各地方团体和农村各会设立的。
　　日本在旅大设置公学堂始于1905年。分别于6月和10月分别在大连和旅顺设立了公学堂，并改金州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为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这三所公学堂的建立，开启了日本殖民当局开办中国人教育的先声。此后，又陆续在大连、旅顺、普兰店、金州和貔子窝等地开办了一些公学堂。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建立的公学堂共有21所，另有分教场（分校）9所[②]详见下表。
　　校名
　　 建校时间
　　
　　 校名
　　 建校时间
　　
　　大连伏见台公学堂
　　旅顺公学堂
　　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
　　普兰店公学堂
　　貔子窝公学堂
　　金州城南公学堂
　　旅顺高等公学校
　　附属公学堂
　　大连沙河口公学堂
　　旅顺水师营公学堂
　　大连西岗子公学堂
　　大连土佐町公学堂
　　大连秋月公学堂
　　大连水源公学堂
　　大连岭前公学堂
　　大连周水子公学堂
　　 1905.6
　　
　　1905．9
　　
　　1906.10
　　
　　1907.4
　　
　　1907.10
　　
　　1908.10
　　
　　1917．4
　　
　　
　　
　　1921.4
　　
　　1922.3
　　
　　1922.4
　　
　　1923.3
　　
　　1929.4
　　
　　1935.4
　　
　　1937.4
　　
　　1937.4
　　 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
　　分校场明伦学院
　　登沙河公学堂
　　城子坦公学堂
　　大连营城子公学堂
　　旅顺黄泥川公学堂
　　大连东山公学堂
　　三十里堡公学堂
　　普兰店公学堂分校场
　　金州城南公学堂
　　大魏家屯分校场
　　大连老虎滩分校场
　　大连岭前分校场
　　大连周水子分校场
　　大连甘井子分校场
　　大连西山分校场
　　大连春柳分校场
　　
　　 1839.4
　　
　　
　　
　　1839.4
　　
　　1940.3
　　
　　1940.4
　　
　　1941.3
　　
　　1941.4
　　
　　1941.4
　　
　　1942.3
　　
　　1943.4
　　
　　
　　
　　1944.4
　　
　　1944.4
　　
　　1944.4
　　
　　1944.4
　　
　　1944.4
　　
　　1944.4
　　
　　
　　
　　
　　普通学堂是1910开始出现，当时叫做小学堂或蒙学堂。1915年三月，关东都督府把小学堂和蒙学堂改称普通学堂。到1930年旅大有普通学堂110所，学生24682人，教员529人。到1934年增加至114所，学生31737人，教员631人。日本投降时，关东州农村的学校共有133所，学生46188人，教员1167人。[③]然而，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总数和中国需要就学的儿童数量相比却严重不足，就学率最低的只有14℅。而在旅大的日本人的初等教育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1941年，日本人学龄前儿童的就学率达到了99..88℅。
　　中等教育
　　日本人在旅大建立的中国人中等学校仅有两个，一个是旅顺高等公学校，简称旅顺高公；另一所是金州女子高等公学校。这与日本人子弟的中等学校根本无法相比。据1940年统计，接受中等教育的中国学生仅有658人，而日本人却高达10561人。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教育就是中国人能达到他们侵略和掠夺的需要即可。
　　职业教育
　　此外，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旅大还为中国人开办了为数不多的职业学校。如大连商业学堂、金州农业学堂和大连市立大连协和实业学校、金州商业学校和大连商业讲习所等。这几所学校规模小，设备简陋，学制短，学生也少，但能到这样的职业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也是寥寥无几。
　　（二）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以及教材选用
　　为了贯彻奴化教育方针，殖民统治当局对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教材选用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课程设置上，把日语作为必修课，大力推行日语。1905 年4 月12 日 ，日本辽东守备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根据在台湾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经验，对各日本侵占大连后设立最早的小学地军政委员即军政署长发出训令，鼓励在占领区设立学堂，讲授日语。训令称：“ 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致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 ” 这是日本占领旅大后发布的第一道对中国居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命令。1906年 3 月， “ 关东州 ” 民政署颁布的《关东州公学堂规则》第一条规定： “ 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 ” 1911 年 3 月，关东都督府都督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说： “ 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 ”日本所谓“浴被我国德泽”，即用日本人所指导的“效忠天皇”、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所谓训示中提出的“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揭穿日本人无非通过教育，使中国人尊崇日本天皇、听人殖民统治者发号施令，把中国人变为顺民和奴才，以便更好的实行殖民统治。
　　1914 年 7 月，大连公学堂堂长浅井政次郎在 “ 关东州 ” 教育研究会上提出《关于关东州的中国人教育的意见书》，强调普及日本语，因为它可以 “ 作为同化的桥梁 ” 。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日本人田道弥说得更为明白： “ 由于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了解了日本，学会了日语，熟悉了日本的风俗习惯，这样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 ”[④]但是，慑于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压力，日本殖民当局不便于明目张胆地照搬在台湾和朝鲜实行的那一套 “ 纯粹的同化教育 ” 政策，在表面上极力掩饰， “ 关东州 ” 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说， “ 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 ”[⑤] 。因而不得不做些换汤不换药的掩饰或调整。 1923 年 3 月， “ 关东厅 ” 颁布第十三号厅令，第三次修订《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把 “ 传授日语 ” 这带有同化色彩的词语删去，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放松过日语的传授与普及。
　　在课程安排上，增加日语课时，减少汉语的课时，如公学堂的日语从每周6学时增到8学时，“满语”汉语由每周12课时减至4课时。中等学校的满语（汉语）甚至减到3课时到2课时。
　　教材是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的重要工具。因而，殖民当局对教材的选用严加控制。不仅大加删改中国原有教材，而且，不符合日本建国精神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并且编纂“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通用的10余种新教材，指令各校使用。这些教科书删去原有的颂扬中国悠久文化历史、大好河山的内容，大量增加了皇民化教育的内容，奴化教育的思想贯穿始终。
　　（三）对中国学生进行 “ 德育 ”
　　日本殖民当局为掩盖殖民主义的实质，采用掩饰和欺骗的手法，进行奴化教育，宣传德育
　　，妄图使学生同化于日本。 1923年，关东厅修改的《关东州公学堂规则》第一条规定：“公学堂从促进学生身体健康成长，进行德育，传授生活上所必须的一般知识与技能为宗旨”。在“教则”中规定：要“培养儿童的德性，陶冶人格，以期养成服务社会，敦睦人类的美风”。
　　通过规则可以看出，虽然删去了 “ 讲授日语 ” 的词语，但并不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纠正和放弃，而是通过强化 “ 德育 ” 对中国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这正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实质内容的坚持。这就不难发现日本皇民化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全面教育，使中国学生养成日本人的公德心，树立奉谢皇恩的诚心，成为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
　　三、奴化教育的评价
　　综上所述，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所进行的奴化教育，是为其侵略中国、掠夺中国服务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政策之一。通过对其奴化方针、内容、教育体制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对旅大实行奴化教育的实质及影响。
　　（一）奴化教育的实质
　　1、日本殖民当局以奴化教育为武器，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妄图征服中国。
　　日本在侵占旅大的40年中，一方面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镇压，一方面对旅大人民展开攻心战一一实行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认为只有实施奴化教育才能把中国人变成它的奴才。在奴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积极建立奴化教育体制，同时推行日本语教育，而且大肆破坏旅大地区原有教育体制，它的实质就是法西斯的专制与愚民的教育,就是殖民主义的同化教育。1926 年 11 月，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元德在《南满教育》特别号上发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写道：旅顺 “ 高等学堂时代是以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的。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 ”[⑥]
　　2、为其吞并满蒙的战略服务。对日本对旅大的教育，日本人田道弥说得更为明白： “ 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从而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以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 ”[⑦]
　　3、培养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人才。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旅大地区的教育被纳入伪满殖民奴化教育总体系。随着 “ 王道教育 ” 、 “ 皇道教育 ” 和 “ 神道教育 ” 在东北全境依次展开，日本在旅大的同化教育政策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 “ 关东州 ” 中学生饭前默祷再也用不着掩饰和伪装，并且逐渐发展为露骨的 “ 皇民化 ” 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1943 年 6 月公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第一章总则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其宗旨是 “ 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在东亚及世界上之使命，须知辅佐大东亚建设是关东州人的职责；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尽力做到重视精神训练，培养灭私奉公的实践能力；培养尊重劳动的观念，振作从事劳动的风气，贯彻坚守岗位的信念；重视集体训练，为培养负责、协同、纪律等品德而尽力。 ”这就不难发现日本对旅大推行教育的
　　目的就是在思想上树立日本精神,妄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使中国青少年成为大日本国的“忠顺良民”。　
　　总而言之，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政治统治、军事镇压、经济掠夺构成一个统一体;日本在中国旅大推行的奴化教育绝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奴化教育，它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是随着对中国政治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军事上的侵略战争的变化而变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
　　
　　
　　（二）奴化教育的影响
　　日本殖民当局经营奴化教育，虽然没有达到预想的战略目的，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它使一部分人在殖民统治的高压和愚民教育下,失去了应有的反抗精神,无可奈何地忍受其统治。甚至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气节,成为日寇的汉奸走狗。日本的《满洲教育史》一书介绍道:经他们培养的中国人,“在许多重要岗位上,致力于日满亲善的工作,特别是建设满洲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奴化教育也毒害了大批青少年。到殖民统治的后期,东北有些低年级学生,已经只知自己是“满洲”人,而不知自己是中国人了。因此,奴化教育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用了日伪的统治,也消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给全民抗战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它收效甚微,真正被欺骗奴化的只是少数人。它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由于广大中国人民与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与顽强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等爱国政党的领导与支持,日伪的汉奸奴化教育虽努力推行数年,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而最终失败。　
　　
　　
　　
　　作者简介：宋艳秋（1973—），女，辽宁朝阳人，馆员，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日] 关东厅内务部学务课:《关东州的教育》，1941年，第5页。
　　
　　[②] 大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45年市县区档案资料 转引自《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475页。
　　
　　[③] 大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45年市、县、区档案资料，转引自《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476页。
　　
　　[④] 屿田道弥：《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 1935 年出版。
　　
　　[⑤] 《中国教育 —— 公学堂、普通学堂》，大连市档案馆第 39 号， 1945 年 1 号卷。
　　[⑥] 《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下，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⑦]屿田道弥：《满洲教育史》，大连文教社 1935 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