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通过扶植伪政权，在青岛建立起一套由日本统治机构操纵控制的、完整的奴化教育体系，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妄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最终达到其完全侵吞中国的目的。本文以较为详尽的史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的奴化教育体系——日本在青岛的统治机构及其设立的伪政权、伪设组织、团体和学校在实施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沦陷时期，日本第二次侵占了青岛，把青岛作为其全面侵华的主要转运站、掠夺中国资源和劳工的重要输出港。青岛在日本侵占区内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被其称为“中、日、‘满’三国之锁钥之地”、“华北之门户”。因此日本侵略者从各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青岛的侵略统治，企图使青岛成为侵吞中国的后方基地和所有沦陷区的“首善地区”。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在采用法西斯暴力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还操纵控制汉奸傀儡政权、伪设组织、伪设社会团体和学校等，建立起一套完整严密的奴化教育体系，竭力向中国人民灌输附日卖国思想，进行奴化欺骗宣传，妄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甘心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乖乖地当亡国奴；同时强迫青少年学习日本语言，接受日本文化，以此泯灭青少年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国家观念，从语言、思想、习惯上“日本化”，最终达到其同化中国人民的目的。日本侵略者所实施的奴化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教育，还扩展到社会教育和宣传教化，其范围笼盖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全部社会意识领域和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浸蚀到社会各个层面，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和手段，可谓无孔不入。在这套奴化教育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日本驻青岛的各军政机构，至于由其所扶植的伪政权和各伪设组织、团体、学校，只是一些傀儡和工具而已。

    一、扶植并操控伪政权，贯彻奴化教育旨意

    教育和教化是执政者按照其意愿培养所需人才、统一人的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反动独裁政权往往利用教育教化来禁锢人民思想，欺骗民众，并对教育教化进行严密的统治和监控。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如此。因此，要考察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体系，首先应从其权力机构开始。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以后，从当时的中国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和长远的侵略策略考虑，没有直接出面进行殖民统治，而是通过扶植和操纵汉奸傀儡政权控制着青岛的军政大权。1938年1月17日，日军的铁蹄踏上青岛仅7天，便操纵一伙早已物色好的汉奸，成立了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由日本军政要人担任“顾问”。伪维持会会长赵琪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曾任胶澳商埠局总办，那时就与日本人勾勾搭搭，仇视中国军民的抗日爱国运动，自谓卸任后国民政府清浊不分，结果鄙人反被通缉。日军再次在青岛登陆，赵琪“复荷友邦（指日本，笔者按）军政各界之怂恿，担任治安维持会会长”。次年正式成立伪青岛市公署，赵琪出任伪市长。伪维持会和伪市公署及其下属机构的其余头目也都是一些卖国求荣的汉奸分子，早就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赵琪等民族败类寄生于日军的刺刀下，按照日本主子下达的政策法令办事，完全是一群政治傀儡。

    日本帝国主义推出汉奸政权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当时青岛的实际统治权控制在日本军队手中，1939年3月成立“兴亚院华北连络部青岛出张所”（简称兴亚院或兴亚院青岛出张所）以后，转由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控制。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直接受日本政府为侵略中国而新设立的大东亚省和华北派遣军指挥部领导，由驻青岛的日本海、陆军和领事馆三方面人员组成，统辖全市行政。 其历任所长都是当然的伪市公署顾问。兴亚院青岛出张所刚一成立，驻青岛的日本海军少将柴田弥一郎即以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的身份出任伪青岛市公署的顾问。他在第一次到伪市公署视事时，便对伪职人员大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论调，并且杀气腾腾地告诫他们，如果不遵照他的旨意而采取对抗或消极的态度，他就要“挥泪斩马谡”。1940年8月，柴田奉命回日本，兴亚院以“兴青发第877号公函”向伪市公署“推荐”柴田的继任者、日本海军大佐多田武雄（后升任海军上将）继任伪市公署的顾问，伪市公署自然是“尊嘱，敦聘多田所长为本署顾问”。兴亚院下设官房、政务、经济、文化四部，有关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事务由文化部主管。这样，日本侵略者就把对青岛人民实施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除了顾问以外，日本侵略者还在伪市公署安插日本人担任“辅佐官”（1942年后改称“嘱托”）一职，其姓名在历年的伪市公署《职员录》中都与伪市长、顾问并列在第一位置上。此三职位之下，依次排列着四、五名日本人担任“市政委员”，其次才是由汉奸组成的“市政委员”，然后是各局的伪职人员。1939年伪市公署成立之初首次指派的10名临时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中，有4名也是日本人，且排在中国人前面。 伪市公署的所有重要文件和来往公文，都要经过日本顾问和辅佐官的同意才能通过。

    早在三十年代初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日本陆军就在青岛强行设立了特务机关。伪政权成立之后，该特务机关下令让伪政权每月以书面的形式向它报告一次工作，伪政权自然遵命照办。日军侵占青岛之后，其海军也在青岛设立了特务机关。日本侵略者还在青岛设立了宪兵队。这些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凌驾于伪政权之上，到处搜集情报，逮捕所谓“思想犯”，禁锢民众思想，对敢于反抗其奴化教育和揭露其侵略谎言的爱国人士进行残酷镇压，伪政权及下属机构对其所作所为都无权过问。日本宪兵队经常到学校、书店查抄抗日进步书刊和信件，逮捕所谓“危险分子”，施以酷刑。他们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一旦查出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的罪证，祸患不堪设想。就连在室外照的照片，也都要送到宪兵队检查，盖上“青岛宪兵分队检阅济”的字样，章上的时间按照日本的昭和年号编排。日本宪兵队完全把青岛当成日本的领土来统治了，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人民逐渐淡忘自己的祖国，同化于日本。

    日本侵略者在伪市公署下属的各局、科、股以及各级伪政权、各军警机构、各级各类学校、各社会团体、事业部门中也都安插日本人担任顾问、辅佐官或副职等，控制操纵这些部门。如伪警察局的副局长兼警备队队长是对马百之，伪社会局副局长是佐藤政吉。 对马百之原先是日本宪兵队大佐。伪警察局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实际上成为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的延伸机构。1939年公布的《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在伪警察局设特务科，下设特高、高等、外事三股。特高股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关于政治、经济、思想及其他倾向取缔事项”，而高等股的第一项职责则是“关于新闻、电影及出版物之取缔事项”。伪警察局于1938年发布的《私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规则》命令居民将收音机送到伪警察部检验，并规定只能收听波长在540~200米之间的广播，“不得由空中线发射电波”。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也在侵占青岛，统治青岛，并对青岛人民实施奴化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伪政权、伪设机构举行的重要会议、举办的重大活动，每次都要邀请日本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要人参加，并作重要讲话，宣传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思想。如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1938年举办的暑期中小学教职员讲习会闭会式致词时，对于汉奸头目“极为热心”此次讲习会，“鄙人以总领事资格表示感谢”，俨然是一副主子的姿态。大鹰还教训在场的中国人，不必“一切要学欧美，致令人看不起”。再如1942年日伪举办的“兴亚纪念周”期间举行的“兴亚民众大会”，会场是“由（伪）总务局会同日本居留民团合同布置之”，“会场之警备由（伪）警察局会同日方警宪负责”。期间为宣传“兴亚纪念周”“趣旨”而举办的“长途赛跑”，“由本署（伪市公署）教育局会同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及日本居留民团共同举办之”，“奖品由教育局、新民会、居留民团酌定之”。日本在青岛设立的学校也成为其推行奴化教育政策的工具。日本学校的教职员经常对中国师生进行奴化教育演说，其中不少人还担任了伪政权的要职。

    1938年日本再度侵占青岛时，在其海、陆军中设立了一个直属机构，称“宣抚班”，其成员深谙中国民风民俗。他们身着日本军服，臂戴“宣抚”袖章，随同日本军队或单独行动。他们到处开会讲演，举办展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吹“中日亲善”，诋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义举，炫耀日军侵略“战绩”，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散放十滴水、万金油等药品”，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同时暗中搜捕“反满抗日分子”，清除抗日书籍、标语、宣传品和与前国民政府有关的物品、标志。如1938年，“军宣抚班和满洲日日新闻社主办的王道满洲国展览会，将友邦满洲各种照片公开展览……满洲国已经成为一个王道的乐土了。”日军宣抚官还到学校“利用各校课间操时间向学生训话”，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伪教育局是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机关。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时，设教育科，由汉奸陈命凡任科长，“聘请”日本人宇野祐四郎任顾问，后来改由日本人饭田晁三任顾问，宇野祐四郎改任督学室主任。 伪青岛市公署成立，伪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局，陈命凡任局长，饭田晁三任副局长。继饭田晁三之后，日本人佐藤政吉、石川忠三郎先后继任了副局长。1943年，副局长改称辅佐官，并增设了三名日籍“专员”，以加强对伪教育局的控制。

    1939年公布的《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伪教育局共设庶务科、学务科、社会教育科和督学室四个科室。各科室的重要职位都由日本人执掌。其中最典型的是督学室。从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的督学室六项职责中，可以看出其在伪教育局中的重要地位：“一、关于学校教职员之指导及监督事项，二、关于教材之审查及改善事项，三、关于教职员之成绩考查事项，四、关于学生成绩之考查事项，五、关于日语之奖励及普及事项，六、关于其它教育之改善振兴事项”。 实际上，督学室是日本人监督操纵伪教育局和各学校的一个重要部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其主任自然是要由日本人来担任了。督学室主任下面还设设嘱托一名、教育指导官34名（派驻到各中小学），均由日本人担任，整个督学室只有一个职位由汉奸充任。 社会教育科下设教化、体育、图书三股，后来又设礼教股，主要负责民众教育教化、体育竞赛的指导与监督，图书馆、博物馆及民众阅报牌的管理。科长最初由中国人担任，1940年改由饭田晁三兼任。这样，日本人就把对民众的教育教化和文化、宣传大权直接掌握于手中。庶务科设调查股，所负职责如下：“一、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计划事项，二、关于教育上重要之审议事项，三、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调查事项，四、关于教职员及学生之思想调查事项，五、关于法规之编纂及整理事项，六、关于统计报告事项”，可见是伪教育局内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部门，其股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派的大久保清担任。
  
    二、组建伪设组织和团体，使其成为奴化教育的工具

    伪设组织和团体是日本侵略者建立的奴化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伪政权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实施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的工具。

    日本再次侵占青岛之后，扶植汉奸成立了伪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简称新民会），由伪市长赵琪任会长兼委员长，副会长由日本人担任，其成员多数是日、伪双方的军、政、警、特人员。即墨、胶州、李村各乡区也设有新民会乡区总会。新民会是日军侵占华北后仿照伪满洲国的“协和会”设立的一个议会不像议会、政党不像政党的机构，在北京设有“新民会中央总会”，在各地设有地方总会。新民会还设立新民会联合协议会，胁迫各界人士参加。新民会统管着“体育协会、大训练处、青年团、少年团、各种分会、各种外廓团体”，作为日本侵略者对青岛人民实施奴化教育的外延工具。

    新民会积极配合日本军政当局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欺骗宣传和思想统治。“其对社会教育则由‘新民会’主持，举凡麻醉民众思想、消灭民族意识之宣传蛊惑，无所不用其极。” 新民会自称：“政府掌管行政，新民会职司教化。” 新民会“教化”的内容及其作用，用赵琪在伪青岛新民会联合协议会上的话说就是：“势非与友邦日本密切协力于东亚解放之中，……深望代表诸君体得此旨，转告全民，务使其了解东亚解放、中国解放、新**动之要义……尚希诸位代表铭之于心，阐之于外。” 实际上就是要求与会者附日卖国，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新民会露骨地散布投敌卖国思想，其联合协议会举行开幕式时，全体与会的中国人要和与会的日本人一样，向日本国旗行“最敬礼”，闭幕时还要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每次日伪发动“治安强化运动”及其它类似的政治、军事运动或集会，新民会都与伪市公署共同制定方案，借助各种舆论工具，卖力地宣传“中日提携”、“促进对日之信仰心”的“重要意义”。

    1938年11月，日伪成立了伪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由伪维持会总务部长姚作宾（后任伪青岛市长）任委员长，陈命凡任代理委员长，委员由日本驻青机构和伪政权的要人各5人组成，但宇野祐四郎以伪维持会教育顾问的身份作为伪方委员，因此，日本籍和中国籍人员的实际比例为6∶4。学务委员会还设顾问若干名，自然也是由日本军政要员担任了。
  
    《青岛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规则》规定：“为应青岛治安维持会咨询关于各校之经营事项起见，设立学务委员会”，其应答的咨询事项囊括了“学校经营之一切事项”，并规定“学务委员会以调查、研究及协议、决定等事项报告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得向治安维持会陈述意见”，“治安维持会委员得出席学务委员会陈述其意见”。也就是说，以日本人占多数的伪学务委员会可以以“协议、决定”等形式向伪维持会提出报告并陈述关于学校教育方面的意见，为在日本人把持之下的伪政权提供咨询；伪政权中的日本人也可以直接在伪学务委员会陈述其实施奴化教育方面的意见，而最终以“学务委员会”的名义形成“协议、决定”。这样，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旨意既可以贯彻得更顺畅，对外又可以遮人耳目。可见伪学务委员会和伪治安维持会一样，都是日本侵略者直接操纵的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实际上，伪学务委员会的报告和意见必须经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8年，伪治安维持会成立不久，便在日本人的操纵之下，成立起青岛中国妇人会、日华妇人会、东亚同文会青岛分会、兴亚俱乐部等伪设组织，胁迫笼络中国各界、各阶层的人士参加，以便通过他们对青岛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奴化宣传。 伪教育科规定：“各校新派之女教职员一律加入妇人会为会员”。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说：“中国妇人会历次对于皇军之慰劳及献金，即是足以表示了解日军之立场。”1939年1月，大鹰“荣转”回国，伪教育科科长命令“市区各校校长及女职教员二人（加入妇人会代表）届时应到码头送行”。
  
    就连宗教团体，也成为日本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1939年，日本僧人正林彦明到青岛慰问侵华日军，顺便“为本市市民讲演大乘精神，俾作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乃由日华佛教研究会及湛山寺（青岛的寺院，笔者按）佛学会主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及本市公署（为）后援，于五月二十一日在本市大礼堂举行日华思想亲善讲演会。”同年11月，日伪成立“青岛宗教联盟”，由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柴田任名誉会长，伪市长赵琪任名誉顾问。1942年，青岛市佛教同愿会“为追荐建设大东亚阵亡英灵，于中元节在湛山寺举办水陆道场慰灵追荐会”，以此向青岛市民灌输“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的奴化教育思想。

    日本侵略者还成立伪青年团、少年团和少女团，胁迫中国青少年参加，施以奴化教育。1942年，伪新民会在报告中陈述其与伪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之关系时称：“现时华北所处之情势，在外为协力友邦日本争取东亚解放之后方基地，在内为剿共防共实行建国之基本据点。以是生于斯长于斯之华北青年，其使命与任务之重大，当为吾人有目共睹之事。本会以前即行重视而作为（新民）会工作推进之主要对象，现时对于青少年团之组织益形急进……今后当尽力实行调整，加强训练……”，并决定将对伪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分期择优实行团员训练”。

    1938年初，日军宣抚班随同日本侵略军，窜到青岛附近的农村，“举办爱护村青年团”，加以“训练”后，带到青岛市区参观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新政”，接受日伪头目的奴化教育训话。同年3月，“（日本）陆军宣抚班为矫正前失（指前国民政府对青少年的教育，笔者按），使一般青年养成纯洁高尚之操行，……实行中日敦睦起见”，在市区两所小学内相继成立起伪少年队，取代原童子军组织，“均经宣抚班派宣抚官负责教练”。紧接着又伙同伪政权于5月15日成立了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由伪教育科科长陈命凡任总团长。其9名顾问中，有6人是日本军政学界要人。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的名誉指导员为日军宣抚官，外加日本青岛学院的一名日本教师和伪警察部的一名科长。

    《伪青岛中国少年团团则》规定的方针是：“使中国少年阶级者脱离国民党教育之弊害，……而为中日敦睦之先驱”，其纲要中有一条为“先驱以亲日”，其标语中有一条为“吾等之使命即是中日敦睦”。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门胁在成立大会上致辞说：“想诸位在事变以前，曾受到极大危险，经极大困难。推原其故，皆因以前不正确之教育，不正当之指教所致。诸位宝贵的前程几乎耽误，可谓痛心。现在中日敦睦，实行提携，而中国第二代国民责任特别重大……为谋东亚和平，自非中日两国的第二代国民密切携手不可。” 门胁的话，道出了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想法：把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青少年身上。

    三、设置并控制各类学校，毒害青少年

    日本侵略者把学校教育看成是对青少年实施奴化教育，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主渠道和重要阵地，对学校进行重点统治和监控。伪市政委员、后来担任伪市公署辅佐官的村地卓尔在伪学务委员会成立时说：“欲求中日亲善与东亚和平，必须先从改革教育着手。” 他们在扶植起伪证权后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恢复或新设各级各类学校，向青岛的青少年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和日本的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精神，强迫他们学习日语，接受日本文化，妄图泯灭中国青少年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国家观念，从语言、思想、习惯上“日本化”，最终成为其二等臣民。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据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为了尽快巩固对被占中国领土的统治，需要培养大批伪职人员。因此，他们在北京设立了伪“国立新民学院”。日本二次侵占青岛后不久，即仿照其在北京设立伪“国立新民学院”的办法，开办“新民塾”，成立“青年训练所”，培养所需的伪职人员。 在此基础上，于1939年6月11日成立了北京新民学院青岛分会，北京新民学院的院长、日军中将佐藤亲自到青岛参加成立典礼。 伪市长赵琪派代表在致辞中说：“各位在校时曾受过各友邦学者之指导……希本诸在院时师长之训导，努力迈进，为国家之中坚官吏，为民众之领导先驱”，“新民会与新民学院均有密切之关系，嗣后各位辅佐市长建设青岛……”。此后，新民学院每年在青岛招生，均由伪青岛市公署代办。因为是为日本侵略者培养爪牙，所以日伪对新民学院招生非常重视。1939年8月，伪市公署在其工作报告中称：“业将（新民学院招生）通告如数张贴冲要显明处所，并将要览及志愿书分送各中等学校，并饬彻底鼓励优秀学生踊跃报名投考矣。”

    出于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的目的，日伪自1938年3月起，强令恢复了国民政府撤离时解散的部分市立中小学，私立学校也相继开课。“七•七”事变前后，青岛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高涨。学校中天天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进行军事训练，操练武术。许多大中学校的师生在此感召下，奔赴抗战前线。这些都被当时在青岛的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日本二次侵占青岛之后，“为根绝抗日教育及彻底使其明了新教育之方针，并慎重教员之铨衡计”， 向各中小学校派驻了教育指导官，中等学校2名以上，其中一名担任副校长，市区小学每校一名，郊区小学则由一名教育指导官兼任一校或数校的“指导”工作，“从此各校校务常川有人指导，进益自当更多。各校职教员应各努力奋勉，以收日新之效。”这些教育指导官多数是日本的中小学教员，在日本本土经“兴亚院指导支那派遣教员炼成班”培训，派赴中国后，又经兴亚院华北连络部主办的“北支派遣教员现地训练班”培训，然后派驻伪青岛市教育局，直接受督导室主任领导，分派到各中小学校担任副校长或教育指导官。 日本副校长和教育指导官在学校中掌握实权，“指导”监督学校事务，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政策，监视师生思想言行，打击破坏学校中的抗日活动，中国籍的校长对他们只能唯命是从。如1939年11月，市立北京路小学校举行教学观摩会，“每人至少须指出应改正者三条，最后由校长及指导官作一总评”。可见其在学校中的地位。

    出于奴化教育的目的，日伪对师范教育较为重视。当时许多有民族气节的中小学教师参加抗日或拒绝到伪设学校教书，而“在现任多数教职员中，……或有思想上应加考虑者，人事自然应有刷新之必要”，日伪急需合乎其奴化教育需要的“合格”师资，遂于1938年底在伪设市立中学内附设特别师范科，在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广发招生简章，招收师范生。招生简章规定“除不收学费外，并供给学生宿舍及发给所定之饭费”，这在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不啻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爱国青年对此嗤之以鼻，“报名投考者不甚踊跃”，原定招生80人，实际只录取了28人，只得从已有教员中选取12人，“通知入校”，凑足一个班，于1938年12月1日开学上课。
  
    特别师范科共有职教员3人，其中教务部长和日语教员均为日本人。特别师范科“教养学生之要旨”规定：“以王道精神为一贯之教育宗旨，使其确认中日满一体不可分离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使其确认更生新中国之姿态及振起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观念……使其深切认识与友邦日本之关系”，“使其深切认识对于时局及防共之必要，理解党化教育及三民主义教育之弊害至为要务”。伪教育局长陈命凡说：“特别师范生毕业之后……所担任之学科系以日语为主，目的为使中国第二代国民，人人均有学习日语之机会。因其所负之任务与中日两国之亲善关系甚大，故其所受之待遇亦颇优厚。”其学制仅1年，每周日语高达12课时，而国文却仅有4课时。
  
    由于特别师范科所在的伪设市立中学校舍狭小，难以满足日伪培养所需师资需要。1941年,“幸得友邦长官、兴亚院及日本军部之特别援助”，日军将其占据的战前的市立女子中学的校舍腾出一部分，设立了伪市立师范学校，由日本人灵田寿雄任副校长，掌握实权。开学典礼时，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日海军大佐绪方真记，日本总领事高冈，伪市长赵琪及日伪高级头目均到场“祝贺”。赵琪在训词时又教训了职教员一通：“近来……师道渐坏……希望校内职教同仁追怀往古之风，力矫近世之失”。伪设特别师范科和师范学校前后共毕业学生400余人，被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分派到各中小学，希望“各校日语之学习，因此充分发展，使中日两国感情日趋融洽……”
  
    日伪在青岛实施奴化教育、为日本侵略者培养奴才的典型，当属东文书院。其校长李仲刚是个臭名昭著的汉奸，抗战前即在青岛创办私立东文书院，利用夜间教授日语和古文。因公开鼓吹媚日卖国，培养投敌卖国分子，被前青岛市国民政府通缉，其学校也被查封。青岛沦陷后李仲刚重新开张东文书院并大行其道，以“教授中日言文以融洽两国青年之感情为宗旨”。东文书院忠实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政策，得到兴亚院青岛出张所、伪市政府和日本居留民团的经济资助，李仲刚本人也因此而充当了伪市政委员。1939年由日伪“名流”组成校董会，由伪市长姚作宾任董事长，日本人木村兵三任副校长，增加了中学部，以教授日语和古文为主，教师半数以上是日本人，称日语为“国语”，中国语为“国文”（主要教文言文），生物、化学等课程也是用日语教。图书室里的书，90%是日文书，此外就是文言文的。其中学部连《古文观止》这样的中国古典著作也要用日语讲授，自然科学课程仅上1学期。夜学部设日语专修科和华语专修科，分别对中国学生教授日语，对日本学生教授汉语。1941又增设日语研究科。东文书院的毕业生大部分都被日本在青岛的企事业单位录用，有的还被选送到日本的军官学校学习或担任了伪军、政职务。

    1916年由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创办的青岛学院，此时已发展为商业学校、实业学校和纮宇女子学校3部分，均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兼收中国学生。此外，日本人设在青岛的1所医科专门学校、2所中学和5所小学，也招收少量的中国学生。在这些日本学校上学的中国青少年，自然更要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在上述日本学校上过学的中国学生，不少人后来成为伪职人员，有的还在日伪军、警、特机关担任小头目，为虎作伥，反过头来残害中国老百姓。当时日本的中等学校，都被日本军政府定为培养基层军官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上学的中国学生，都要像日本学生一样，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和法西斯军事训练，培养武士道精神和等级观念，按照日本人的价值观和理念去思考，时刻准备“为大东亚圣战献身”。如每年的冬季，日本商业学校的中国学生都要和日本学生一样，天亮前扛枪到海边进行军事操练，日出时面朝东方持枪向天皇遥拜。元月1日，要随全市的日本学生参加“寒中入水式”，首先脱衣听日本军政头目训话，内容不外是效忠天皇、如何对外侵略扩张之类，然后列队进入冰冷的海水中。每年还要随日本学生举行一次真枪实弹的演习，并接受滑翔机训练。实际上，在这些日本学校里，日本侵略者是把中国学生当成日本人一样来教育了，但在人格上，中国学生又要比日本学生低一等。日本人瞧不起中国学生，骂他们是“亡国奴”。青岛的日本学校在奴化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危害程度，远非伪设学校所能比拟。
  
    日本侵略者还设立各种成人学校、补习学校，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1938年，伪新民会在台西镇和台东镇各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1940年，一气制订了设立“新民教育馆”、“新民学校”、“职业补习学校”3个方案。1941年，又在台西镇开办新民学校。1940年，伪教育局在青岛市区仅有的5所小学内分别设立了3处日语补习学校和2处商业补习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夜间授课。日语补习学校和商业补习学校的办学宗旨分别声称要“谋中日亲善”和“陶冶其（指学生，笔者按）亲日思想”。日语补习学校设修身、日语课，商业补习学校的必修课首先是修身、日语，其次才是商业要项、簿记等课程。日本侵略者为中国青少年设立职业学校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进行奴化教育。在商业补习学校里，他们最为注重的是日语能力，其次才是商业技能，以培养他们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需要的奴才。

    此外，还有日华女学院（日本妇人会设立）、日语学校（日本宗教联盟设立）、兴亚学院、天爵日语学校、国际日语学校、启明学院以及1938年临时举办的暑期女子日语学校等，大部分是日本人设立的，也都以对中国人教授日语、实施奴化教育为主旨。

    抗战前国民政府曾为妓女设立了两所女子补习学校。日伪强令恢复了这两所学校，并且还设立了一所“游民感化所”，以装点门面。就连样的地方，也派设了日本教师，足见其推行奴化教育无孔不入。

    日本侵略者设置学校的目的是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乖乖服从他们统治的顺民，最终达到同化中国人的目的。因此，其对中国青少年的教育，尽量减少学校数量，降低教育层次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减少受教育年限和授课时间，降低他们的民族文化和科学素质，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同时强行设置日语课，强化日语教育，充分体现了殖民地教育的特征。他们对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只字不提恢复的事。抗战前青岛原有市立小学112所，日伪恢复最多时也只有80余所；市区原有市立小学25所，仅恢复了5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也比抗战前的水平低很多。日本侵略者还将大量宽敞坚固，条件较好的校舍据为兵营或挪作它用。例如，山东大学、市立男、女中学、市立师范学校及部分小学的校舍一直被日军占用，设施、设备也被劫掠一空。市立男、女中学只得改在狭小破陋、条件极差的两所小学校舍勉强上课，缺少理化试验仪器、图书和活动场地，而被其占用的两所小学，自然是得不到恢复了。许多小学由于校舍被日军占用，只得租用民房勉强敷衍，且采取二部制上课。“1943年，日本军队从东南亚撤到青岛休整，占用了东文书院、（伪设）师范学校的校舍。学生没法上课，只得呆在家里闲着。日本人根本不管中国学生的学习前景。”
  
    至于有抗日倾向或不遵从其奴化教育命令的学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在青岛沦陷前曾有激烈的抗日行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迟迟不许该校复课。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借口重庆有人给铁中学生寄信联系，捏造铁中有一抗日组织“铁血团”，逮捕师生30余人，酷刑拷打，折磨40余天，致使2人死亡，多人终生伤残。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便将该校校长逮捕，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青岛原有许多西方教会设立的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所属国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日益扩张，因此日本侵略当局对这些教会学校也抱有戒心。日本二次侵占青岛后，也在这些教会学校及其他私立学校里派驻了教育指导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军管了美国教会办的6所学校，1944年又将这些学校没收，改为伪设市立学校，把学校里的英美籍人员遣送到潍县集中营，直接控制了这些学校。

    从以上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建立的奴化教育体系可以看出，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真正决策和掌握实权的，是当时驻青岛的各日本军政机构和伪政权中代表日本政府行使权力的日本军政要人，伪政权及其下属机构中的汉奸，仅仅是一些受其唆使的傀儡而已。因此，伪政权制订的所有政策和施行的所有措施，包括奴化教育政策和措施，乃至汉奸头目的卖国言论，都不应仅仅看作是少数民族败类的卖国求荣行径，而应首先把它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思想侵略行为。其所设之伪组织、伪团体和伪政权一样，也全部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威逼下，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由一部分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和驻青的日本军政学界要人拼凑起来的，其实际权力全都操纵在日本人手中，从而使伪设组织、团体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思想上统治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的工具。因此，其一切言行也都应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思想侵略行为。至于伪设学校，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威逼下，按照他们的意旨设立和恢复的。在这些学校里对学生实施的所有奴化教育内容和措施，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政策的具体体现。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国实施奴化教育和思想侵略的主使者和实行者，其侵略罪行是铁的事实，是永远也抵赖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