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辽北劳工
http://www.balujun.org 2010-05-05 11:11:10 网友评论 0 条
　　1941年2月，面对华北对东北的劳动力输入大减，而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五年产业开发”、“北达振兴计划”，特别是准备对苏作战工程等需要劳动力急剧增加的危机局势，伪满洲国政府开始实行劳务新体制，核心政策是所谓“国民皆劳”。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满洲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支持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进行侵略战争，日伪当局采取一切办法和手段，强制征集劳动力，强迫中国人民负担各种繁重的艰苦劳役。这即关系资源掠夺的经济问题，又涉及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问题。

　　一　强征劳力

　　为了推行“国民皆劳”新体制，1942年11月18日，伪满洲国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编成令》，正式确立了这种新的强制性的劳动制度。
　　《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年龄达到20岁到23岁的青年男子(1945年3月11日改延为30岁)，不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服役时间，三年之内无代价的服役12个月，个别工程需要，服役期延长一年半或两年。勤奉队的编组，按地区，准照军队形式进行。故意逃避者要治罪和罚款。勤奉队的劳役包括：军事工程，铁路和公路的修筑，生产开发，水利建设，农业抢种抢收，抢险救灾等劳动生产项目。日本投降前几年，“勤劳奉公队”一直是重要劳动生产部门的主要劳动力。
　　国民勤劳奉公制度不仅施用于未被征召为“国兵”的青年，而且在校学生也组成勤劳奉公队从事各种劳役。1942年12月23日，伪满洲国政府又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的教育单位的在校生要实行“勤劳奉公”，每年组成“勤劳奉公队”，在伪满的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统辖下服役。为期30到45天。后来又扩展到了中学生，服役期限也有很大增加。学生勤奉队的劳役内容和一般勤奉队一样，完全是强制性的，无正当理由而不能完成规定劳役内容的勤劳奉公者，不许毕业。
　　辽北地区各县伪政权，根据伪满洲国的“勤劳奉公”法令，建立了服役劳动制度。1941年仅开原县就组成两批勤劳奉公队，每批都近千人。第一批到铁岭“乱石山工程”掏山洞，赵家台修飞机场，辽源挖煤矿;第二批去黑龙江的金水开山筑路修飞机场。昌图县从1942年到1945年，每年都征集3000名勤奉队员服役。有的修筑军事工程，有的从事水利、公路建设。当时昌图县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有的被送往外地修飞机场，有的留校从事农业生产，宝贵的学习时间被剥夺，还受了不少苦难，身心遭受到很大摧残。在日伪统治的最后两年，大中学生几乎是常年负担劳役。1944年，铁岭国民高等学校全体500多人，去海城红草泡村参加勤劳奉公，因吃不饱饭，劳动强度大，以至于有的学生劳累患病而死，家住铁岭城内小庙子附近的许渭清就死在海城。
　　“协和会”的“勤劳奉仕”运动，是和勤劳奉公队制度类似的奴役人民的办法。这种运动始于1939年，同年6月7日伪满洲国发表的《组成建设勤劳奉仕队要纲》规范了奴役人民的具体规则。“勤劳奉仕”运动奴役的对象更加广泛，它包括各个阶层，有机关团体职员，也有中小学生，主要是青少年。“勤劳奉仕”开始时主要是在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劳役中实行，后来如修建忠灵庙，宫廷府，绿化运动等，都以“勤劳奉仕”的名义，迫使人民服劳役。自1941年起，“勤劳奉仕”劳役的军事性质开始日益浓厚，而且奴役的对象从城市扩及到农村。1942年，“勤劳奉仕”运动的规模更大，而且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地，完全集中于铁路建设，国防建设，增产等方面，劳役时间进一步延长，到1943年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各阶层人民几无宁日，动辄在“勤劳奉仕”的名义下被强迫从事各种劳役。“勤劳奉仕”成为征集劳动力的来源之一，而且普遍受到与劳工一样的非人待遇。
　　“勤劳奉仕”者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思想奴化教育的同时，没有节假日，从不改善生活，被迫从事沉重的劳役。
　　辽北各级“协和会”组织的勤奉队运动。要求每五户人家就有一个被迫参加“勤劳奉仕”，青壮年劳力一年要用30至40天参加“勤劳奉仕”活动，负担各种劳役，有时时间甚至于更长。1944年冬在铁岭城南修建第二个“东京”工程，“勤劳奉仕”负责施工周家坟修造兵所，有铁岭县勤劳奉仕大队等10个大队12，000余人。他们早6点出操，8点进入工地，晚6点收工，吃的是和劳工一样的由谷糠、橡子面掺碎小米做成的食物。日本监工身挎战刀，背着枪，经常毒打勤劳奉仕队员。患病者无医无药，一场“稀屎痨病”，使几千名“勤劳奉仕”死去。凡河镇的李凤来，阿吉镇的徐永发都被强征“勤劳奉仕”，参加第二个“东京”工程的修建，他们身遭种种非人待遇，死里逃生，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奴役“勤劳奉仕”的罪行。
　　开原国民高等学校的两个班和昌图国民高等学校四年级甲级班被派到公主岭参加修建飞机场的“勤劳奉仕”运动，吃的是粗高粱米饭，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日本人的打骂。昌图国高四年级乙班学生在本县内参加“勤劳奉仕”，从事劳动和农民调查长达一年之久。铁岭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被派往奉天的工厂，参加“勤劳奉仕”劳动。

　　二　强征劳工

　　实行“国民皆劳”政策最残酷的办法即是所谓的“紧急就劳”与“行政供出”，东北人民俗称派劳工与抓劳工。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一场深重的大灾难。
　　1942年2月9日，伪满洲国民生部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公共事业与国策事业紧急需要时，得以使令人民从事民生部大臣所指定的劳动。从此，省、县、村屯层层下达劳工指标，强制往下摊派劳工名额，这不仅强制农民放下自己土地，背井离乡去从事繁重的艰苦的劳役，而且也加重了农民负担，特别是主管劳工的伪官吏、伪警察等借机勒索百姓，有钱有势大户，贿赂官吏，不去劳工或串劳工号，无钱的贫佣农、佃农自己去劳工。连伪满民生部劳务司长齐藤武雄也承认“随同供出而引起了摊派问题，由于数额增高，农民之负担加重。”
　　1942年始，辽北各县公署根据省下达的劳工名额，分别下达到各村屯。昌图县当时有10万户，50多万人口，8万多劳力。从1942年到1945年，每年平均出劳工8000人左右，
　　最多去1. 5万人。开原县小山岗堡当时有99户人家，够劳动力的不足50人，一次劳工就出10多人。特别是营私舞弊多的村屯，一年都征3--4次劳工。昌图通江口地区是征集劳工的重灾区，全村750多户人家，3750多口人，600多劳动力，1943年至1944年间就下达劳工票200名额。农民苑振华的劳工号是1117号，当街村要到700号时就通知他去劳工(村屯干部作弊，串走400个号)，他正在地主家扛活，不得不花600元钱佣别人替他出劳工，可是不到六个月又下来劳工号，他托亲求友串通地方官吏，又花200元钱，才允许缓期去劳工。昌图站地区马仲村的施付山，也靠扛大活养家糊口，他也是一年之内摊上两个劳工号，两次抛家舍业出劳工，留下年迈的老母、媳妇带着5个孩子艰难渡日。
　　1943年后，征集劳工已非常困难，多数已经去的又逃跑回来，于是就以“紧急供出”为名，用抓捕的办法，每年从社会上抓所谓“浮浪”以补充劳工不足，辽北地区开始实行了抓劳工。县区乡主管官吏、警察等全员出动进行大规模搜捕。昌图全县统一行动过三次，每次都抓到1000到2000人，送出去当劳工。每次所抓劳工都象抓罪犯一样，非打即骂，用绳绑上，武装看押。1943年以后，平时就有警察、村屯官吏、汉奸等闯入民宅、集市、街面上抓劳工。昌图县每年在家中或集市上被抓走的也有几百人。 鹭街李彩文，1944年春摊上个劳工号，他花300元钱佣人替他去了劳工。4个月后，5月19日晚上又被警察抓了去，送到西安(辽源)煤矿当了9个半月劳工。他家有两个年迈的老人和5个小孩。家里的田地没人侍弄减了产，一个儿子得病没钱治疗离开了人世。他在煤矿听到这一消息后，一股急火得了一场大病，好险死去。1943年以后，西丰县也经常要劳工和抓劳工，组成西丰劳工大队送往矿山、边防等地从事非人的劳役。仅1945年送到西安煤矿的劳工就达2000多人。开原县仅1944年抓捕劳工800多人，被送去开山伐木修路。铁岭县共抓捕劳工多少已无从查考，但仅据镇西堡一个村调查就有590多人出劳工，白旗寨夹河厂村出劳工就达40人。仅修筑铁岭“乱石山工程”由附近几个地区征集、抓捕来的劳工就达到20多万人。伪满洲国出台的两项法令，确实是降在东北人民头上的一场大灾难。

　　三　劳工血泪

　　辽北各县的劳工普遍遭受到了残酷的奴役和迫害。据昌图生还的劳工说，被征、被抓劳工有些被绑上，在车里由小工头看守。去黑龙江、内蒙等国境线的劳工被装在闷罐车上，车门上锁，大小便、吃饭、睡觉都在车里，由军人武装看押，以至于不少劳工在中途就病倒在车上，个别的甚至死在车上。
　　劳工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据昌图去博克图林区孙吴军事工程的劳工说，他们常年住地窖子，一年四季在外边干活，在外边吃饭。去西安(今辽源)煤矿的劳工说，他们住的工棚，房子很小，夏天热的使人透不过气来，冬天又很冷，一宿能冻醒几次。他们身下铺着碎草，身上盖着麻袋，头枕着砖头睡觉。受到大小把头、武装警察如狼似虎的昼夜监视，为防止他们逃跑，矿区周围还都安上了电网。
　　劳工们一天三顿稀粥，普遍吃不饱，有些劳工吃不到粮食，靠橡子面充饥。他们常年吃不到青菜，一天只能有几根咸菜条就饭吃。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生活品，还得被大小把头从中克扣，造成劳工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劳工们的劳动时间普遍是10至12小时，最长的达12到14小时。1942年一个关东军高级参谋说道：“满人向有黎明出劳薄暮归舍之习惯。如任意将其劳作时间加以缩短，不但使其劳动效率因此降低，并能养成其懒惰习惯。”如此非人的待遇，使劳工们普遍营养不良，瘦骨鳞鳞，身染疾病，特别是整天在井下、山洞里、森林中劳动的劳工，得病的更多。尤其残酷的是劳工得病无医无药不给治疗，仍逼着劳工带病干活，干的少一点，差一点，把头便棍棒相加，毒打劳工。所以劳工就怕得病，得病就是“九死一生”。据去西安煤矿生还的劳工说，1944年前劳工死了给一桶煤油火化，以后劳工死多了，火化不过来，只好草草埋上了之，有时连埋都埋不过来，只是扔在沟里，暴尸荒野。更为残忍的是日本人将病重的中国劳工，带着活气就往狼狗圈里扔。
　　辽北地区的劳工普遍是在大小把头、警察、特务的高压统治下，从事着繁重的劳役。这些把头、警察、特务们克扣劳工，强行敲诈、勒索劳工财物，有的栽脏陷害劳工，有的劳工被扣上“政治犯”、“嫌疑犯”的罪名被秘密监视、跟踪、盯梢，被判刑或秘密处死。
　　辽北各县所出劳工非正常死亡无计其数。大部分死于劳累过度，也有病死、饿死的，也有被把头、警察打死的。昌图县1942至1945年计出劳工3.2万人，生还的3万人，死亡2000多人，死亡率为6.3%，去西安煤矿，黑龙江孙吴军事工程死亡的最多。1945年5月去西安煤矿劳工500名，只有127人生还，同年去孙吴工程1200名劳工，到期未归，下落不明者达200多人。西安煤矿发生井下瓦斯爆炸，一次就熏死600名劳工。据生还的劳工李彩文介绍，一次坑口出现塌方，有几十人逃到井口处，但日本把头不叫出来，用木棒打回去，结果这些人都死在井口边上。1943年春天金家镇出劳工50人，到7月份就死亡26人。铁岭县白旗寨夹河厂村出劳工40人，死亡就达15人，死亡率为37.5%，镇西堡东营盘村民黄国宝10个脚趾在“乱石山工程”出劳工时冻掉。铁岭种畜场老官台村民刘玉华的父亲和大哥被抓劳工后，大哥累吐血而死，父亲逃出劳工棚，饿死在路上，刘玉华14岁亦被抓劳工，“8·15”后才得救。铁岭“乱石山工程”修筑的几年时间里，有不计其数的劳工死亡，乱石山上尸横遍野，白骨成堆。铁岭县的揣恩朴、贺良林、周志斌、施万公等都是出劳工时因饥饿、劳累、毒打而死的。昌图通江口劳工韩明阁、王德昌、郭老疙瘩在辽源煤矿被日本把头借故残忍地打死在井下。鹭街农民张武在去辽源煤矿当劳工时带有20多元钱，日本把头想敲诈，他不从，日本把头借故用镐把他活活打死。亮中乡万安村施恩山在乱石山当劳工，整天干13--14小时活，累死在工地上。黑嘴沟马四等20多名劳工集体外逃，被电网电死。马仲村李福、白金臣因患病未能出工，被日本把头拖到工地，当着劳工的面毒打一顿后，逼着干活，两天后两人死去。1942年去博克图林区逃回来的昌图劳工张文讲，他们38人在超期服役两个多月的时候，经过密谋之后，集体逃了出来，经过原始森林，手持打斗工具，昼伏夜行，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出林区，饿了吃野菜，渴了喝雨水，风餐露宿。一个多月后，只有9人回到家乡，余者均累死、病死在路上。大洼村李富，也是去黑龙江孙吴工程的劳工，服役期满后，日本把头不让回家，他跟随别人逃了出来，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家，但已被冻掉了一只脚，落个终身残废。
　　辽北各县大批劳工，在封建把头、警察、宪兵残酷的奴役和迫害之下，身心普通受到摧残，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成为残废。成为辽北历史上一场深重的大浩劫、大灾难。
　　辽北地区人民都不甘心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摧残。他们从执行摊派劳工开始，到抓劳工及去服役劳工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和伪官吏、警察、把头们做着殊死的斗争。昌图古榆树村刘景山和抓劳工的警察对打在一起，用刀砍倒警察后逃跑。老城镇七家子屯吴广芝也因为抓他当劳工与村长、棒子队打在一起，自己逃跑了。去服役的劳工多数采取消极怠工，故意制造生产事故，破坏生产工具，磨洋工对付工头、日本把头，也有的公开抵制以理开展合法斗争。劳工们勇敢地逃跑，甚至结伙打死工头、日本把头。劳工们反奴役、反摧残的斗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日趋失势，也越来越尖锐、明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垮台，被奴役的辽北人民获得了解放，正在服役中的几万名辽北劳工，从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下，从大小把头、警察、宪兵的皮鞭下，从饥饿、病痛的呻吟中，从阴毒恐怖的矿井里、森林中、军事工程工地上，从水深火热的奴役下被彻底地解放了出来。苦难的劳工们都从心底里唱起了“劳工叹”：
　　“穷人当劳工，去了黑河省，连打带饿累得把病生，倒在劳工棚，啊!老乡们哪，倒在劳工棚……。
　　劳工得了病，无人来照应，谁给抓药请先生，死在了劳工棚，啊!老乡们哪，死在了劳工棚……。
　　父母没见面，妻子不相逢，抛下那老小无人来照应，谁能来心痛，啊!老乡们哪，谁能来心痛……。
　　月儿弯弯照九洲，东北那光复日本被接收，亡国奴当到了头。啊!老乡们哪，亡国奴当到了头……。”
　　奴役劳动政策使辽北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又一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