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13日 08:39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宋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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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签署投降文件的人员。香港，中国，1945年10月[详细]

核心提示：当德国朝野追讨漏网战犯的时候，日本朝野却在为释放战犯奔走呼号。对于东京审判及其他乙级战犯法庭判处的罪恶累累的战犯，日本朝野上下，与其说表现出愤怒，不如说表现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对战犯罪责的认同极为有限，甚至不少人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1951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了《关于劝告赦免战犯的意见》，进而引发了一场要求为战犯减刑、释放战犯的广泛的国民运动。在当时人口只有1亿的日本，据称签名支持释放战犯的日本国民达到4000万人，可见其具有广泛的国民基础。

本文节选自《战犯审判、历史认识、民族和解——关于“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的讨论之一》 作者：宋志勇 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

另一个二战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日本，情况却大不相同。由于实施对日占领的美国没有摧毁天皇制政权，而是利用日本旧的政治体制对日实行间接统治，原有的庞大的侵略战争策划和领导集团，除了东京审判受到处罚的25名战犯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没有受到处罚，更谈不到思想改过。仅有的“解除公职”处理【7】也半途而废，被解除公职者远谈不到反省战争责任。不仅如此，东京审判余音未了，大批重要的战争罪犯摇身一变，重登政治舞台，不少人成为日本政党领袖和政府首脑。这些人根本没有认识和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把战前日本的残渣余孽带到了战后，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观。由于侵略战争的受害对象都是外国人，战争罪行都是在国外发生的，绝大部分日本人没有目睹日本侵略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场景，加上战时的日本统治者竭力封锁日本在外暴行的消息，因而日本国民没有足够的战争罪恶感。相反，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和原子弹的投掷，反而使日本国民更具受害者之感。战后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战争责任的言行，给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与德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反省战争罪行的行动相比，两者大相径庭。

（1）当德国朝野追讨漏网战犯的时候，日本朝野却在为释放战犯奔走呼号。对于东京审判及其他乙级战犯法庭判处的罪恶累累的战犯，日本朝野上下，与其说表现出愤怒，不如说表现得更多的是同情。日本朝野对战犯罪责的认同极为有限，甚至不少人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1951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了《关于劝告赦免战犯的意见》，进而引发了一场要求为战犯减刑、释放战犯的广泛的国民运动。在当时人口只有1亿的日本，据称签名支持释放战犯的日本国民达到4000万人，可见其具有广泛的国民基础。与此同时，众多个人、团体还积极做国会、政党、政府的工作，要求尽快赦免或释放在押战犯。除共产党和劳农党微弱的反对声音外，日本可谓举国一致，要求赦免战犯。

经过日本朝野的共同“努力”，l953年8月3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由占国会统治地位的自由党、改进党、两社会党和无所属俱乐部共同提出的《关于赦免服刑中的战争犯罪者的决议》。而类似的决议，从1952至1955年的3年间，先后通过了4项。【8】日本对立的主要政党，虽然在其他问题上打得不可开交，但在释放战犯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在国会讨论中，几乎没有人谈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更没有人为这些战犯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向受害国及其人民谢罪，而是竭力为战犯鸣冤叫屈，攻击战后的东京甲级战犯审判及各地的乙级战犯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审判”，战犯是“战争牺牲者”。【9】对于政党的这些提案，日本政府一向表态支持。国务大臣木村笃太郎在国会表示，这些战犯为国家“不幸被追究战争犯罪，心中念及，实同情不已”。日本政府的另一国务大臣犬养健也在国会表态说，赦免战犯“凝聚了国民的真切心愿”。日本政府敢于为之奔走，也是因为背后有国民的“鼓励、鞭策”。【10】于是，日本举国一致，朝野呼应，日本政府则利用冷战的有利时机到处活动。说服有关国家政府，终使所有甲级战犯在1956年3月31日前、乙级战犯在1958年5月30日前全被释放。

在上述背景下，东京审判后的日本政府和司法机构，从来也没有打算自己审判战犯，也谈不到追讨漏网战犯。甚至被东京审判判处有罪的甲级战犯重光葵后来当上了外务大臣，另一名被判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当上了法务大臣。而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战犯岸信介（1896-1987），他战前身居高位，曾出任过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总务厅次长，操纵伪满政权，后升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参与策划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二战结束后，被定为甲级战争嫌疑犯逮捕入狱。后因东京审判提前结束，岸信介逃脱审判。1952年他重返政界，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对自己的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毫无反省之意。由战犯执掌日本国家领导权，何谈反省战争罪责、民族和解！

（2）屡屡发表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东京审判结束之初，在占领军的威压下，日本虽然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倾向也很强烈，但没有发泄和传播的良好渠道。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觉得自己已经恢复独立了，可以对美国和其他原盟国说“不”字了。尤其是1955年自由民主党执掌政权后，政治上长期推行保守路线，对东京审判大肆攻击。198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追求政治大国目标。自民党主流把东京审判对其过去侵略战争的定性看做是其走向政治大国的障碍，进而与学界或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勾结，掀起了战后否定东京审判的高潮。他们把承认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称作“自虐”，称这种定性史观是东京审判强加给日本的，并称之为“东京审判史观”，开展了一场围剿“东京审判史观”的运动，企图以此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

（3）在战后赔偿问题上，态度极为消极。与前述德国积极承担战争责任和进行战争赔偿的做法相反，日本则是消极对待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战后几十年来，日本仅向东南亚和韩国等国支付战争赔偿6565亿日元，按当时的比价，仅合区区18亿美元。而对于战后大量的侵略受害者个人、团体提出的赔偿，日本政府均消极对待；日本的司法机构以“过时效”、“国家无答责”等借口推托；除一些有良知的媒体和国民外，日本主流舆论和国民也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不支持、声援包括慰安妇、化学战、劳工等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要求。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所关心的是日本人“受害者”的抚恤。早在1952年4月30日，日本国会就通过了《战时日本军人或军属因公伤病者、死亡者及其家属救济法》，决定“按照国家补偿的精神”，向原军人、军属、遗属发放抚恤金。到2005年为止，已发放各种养老金、抚恤金等合计超过50兆日元（每年都在1兆日元以上），这与支付给亚洲国家的6565亿日元赔偿相比，形成巨大反差。

此外，每到战争结束整十年数的时候，日本政府还向有关战死者家属发放特别慰问金。根据日本抚恤法规定，对原军人的抚恤金，按其过去在日军中的官位区分发放额的多少。例如，原具有大将军衔的军官，抚恤金最高额每年为761万日元，而原普通士兵每年最低额是104万日元。而这种抚恤金，对被判有罪的战犯也照样支付。【11】

（4）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发表了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谈话”。称“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国策发生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是战后以来日本政府首次明确承认侵略的事实，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评价。但就在“村山谈话”发表的当天，8名自民党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次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又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7年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会议员达到200多人。日本的这种做法，使“村山谈话”的价值大打折扣。

战后，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代表的纳粹德国的罪行地，成为德国人民反省战争、追悼受害人民的重要场所，德国的政要几乎每年都参加反省战争、悼念战争受害者的活动。而在日本，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的要员和保守政党、政治家向往的是纪念战争死难者的场所，是日本侵略战争象征的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到这里祭奠，不是反省战争，不是纪念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追悼那些战死于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包括甲级战犯。尽管在亚洲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屡屡抗议之下，日本政府和政治家有所顾忌，但也不乏不为其所动的坚持参拜者。时任首相、自民党总裁的小泉纯一郎便是其代表人物。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作为政治活动参拜靖国神社，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更加远离东亚民族的和解之路。

两大国际军事审判后德日对待战争责任问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国不同的历史认识，也决定了东、西不同的民族和解的走向。德国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和高度反省历史，追究战争责任，追求真正的和平发展道路。而日本则局限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眼前利益，消极对待、极力回避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轻视、无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扩散受害者意识。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充分表现出日本政府和政治家在战争责任、历史认识上的局限性。日本政府在慰安妇、化学细菌战受害者、强掳劳工等问题上逃避责任的做法，也离民族和解相去甚远。如果日本政府不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积极对待过去犯下的错误，真诚地以实际行动向被害国人民道歉、谢罪，东亚的民族和解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有良知的13本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普通国民为反省侵略战争、促进民族和解进行的不懈努力。我们也看到南京也从未间断过日本人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身影。作为受害者，我们积极评价日本各方对反省战争、促进民族和解做出的努力，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以宽容的态度去推动民族和解。

民主党上台以来，重视亚洲外交，倡导建设东亚共同体，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比自民党政权有所前进。今年所有内阁成员不参拜靖国神社，也是日本政府和政治家重视亚洲的体现。但是，我们也看到，菅内阁的历史认识基本上还是在“村山谈话”的水平上踏步，还没有本质上的前进。日本政府必须认识到，东亚民族的真正和解是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条件。没有东亚民族的和解，东亚共同体只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