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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如何知道南京大屠杀：美记者带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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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报刊荟萃》2005年第11期 作者：张纯如 原题为：关于南京大屠杀世界知道些什么
关于南京大屠杀，世界并非总是蒙在鼓里；随着事态的发展，关于大屠杀的各种新闻就源源不断地传到公众耳中。南京陷落前的几个月里，大批驻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就报导了日军飞机对南京的轰炸。1937年12月初，当日军日愈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市时，许多国家的记者对南京战况、纵火和最后时刻的撤退，以及国际安全区的建立，都作了生动的报导，而且几乎是天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
带头报道的美国记者
当年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美国3位驻外记者，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大屠杀开始几天后就离开了南京。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故事，登载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大报的显著版面上，从而迅速传播开来，而且还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拯救生命的工作。
南京大屠杀迫使记者们脱离其扮演的中立观察员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见证人。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老百姓免遭日本侵略者的伤害，又成了自己撰写的报道中的主角。例如，麦克丹尼尔担当起保护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在大屠杀期间，大部分中国雇员非常害怕，甚至都不敢出屋去打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几个小时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大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还努力帮助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可是找回来的往往是亲人的遗体，此外他还要赶走试图闯入美国大使馆的日本兵。
记者们甚至还试图抢救那些显然已无生还希望的人，哪怕只是在他们奄奄一息时安慰几句也乐于为之。大屠杀期间，德丁遇见一名中国士兵躺在人行道上，下巴已被炸飞了，正在淌血。那士兵向他伸出了手，他赶紧上前握住。“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到哪里去，或者该做点什么，”几年以后德丁回忆道：“所以我，简直有点蠢，决定一定要有所表示。我把一张5美元的纸币放在他手中。显然，这对他毫无用处。但是，当时我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冲动，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大部分记者到上海去发稿去了。他们在南京的最后一天过得可怕至极。记者们开车去长江边途中，实际上是不得不从水西门下碾过几英尺厚的尸体。狗已经在撕咬这些尸首了。后来，记者们在等船时看到，日军把上千名中国人排列成行，强迫他们一批一批地跪下，然后逐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处决中国人过程中，这些日本人，有的大笑，有的抽烟，好像是在欣赏这个阴森可怖的场面似的。
美联社的记者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逗留了一天，然后乘一艘驱逐舰去上海。12月16日，这是他在这座都城的最后一天，他看到更多的尸体。他看到一个长长的中国士兵的行列，个个都双手被绑着。当他走过这个行列时，一名中国士兵突然从队伍中挣脱出来，跪在地上恳求麦克丹尼尔救救他。麦克丹尼尔写道，“我实在无能为力。当时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是：中国在死人，死人，死人。”
新闻短片制作人的功绩
在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美国的新闻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轰炸“帕奈”号炮舰的情景。当时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莫耶尔恰好正在船上，摄得一组极佳的镜头。虽然在轰炸当时他们并未丧生，(在轰炸和机枪扫射中，艾利只是手指擦破一点皮，帽子被子弹打了个小洞)另外一名记者却没有他那么幸运。意大利记者山德罗·圣德里，随艾利爬上“帕奈”号舷舱时，一块弹片打入他的眼后部，几个小时后死去。
艾利和“帕奈”号幸存的乘客们一起躲藏到了长江岸边的芦苇下面，这时他把影片胶卷用油布裹好埋到泥下。他担心日本人会到河岸边来杀死他们。后来影片被挖出并安全返回美国。
这一事件的部分镜头在全美国影院中放映过。
“帕奈”号被日本人炸沉事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其反应比南京大屠杀和大强暴加起来还要强烈。1937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宣布，他对“帕奈”号事件感到“震惊”，并要求裕仁天皇立即赔偿。几天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们终于回到文明世界时，公众反应更加激烈。这些幸存者蓬头垢面，浑身发冷，身上裹着毯子、中国棉被或破衣烂衫；有的人仍然处于惊魂未定，或奄奄一息之中。很快有关他们的遭遇和新闻照片，配以“日军整整一小时轰炸下的“帕奈”号受难者、“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掠夺性统治”之类的大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上。艾利和迈耶尔—起拍的片子在影院的上映，激起美国观众的更大愤慨和反日情绪。
安全区领导人反击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尽其所能对日本人的大规模宣传攻势予以坚决反击。在大屠杀的最初几天里，安全区领导还能得到美国驻外记者，如弗兰克·蒂尔曼·德丁、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C·耶茨·麦克丹尼尔的支援，但是他们离开南京之后，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便只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击了。日本政府把其他记者拒之于南京城外，如《芝加哥论壇报》的记者马克思·科佩宁。而当日本兵意识到自己的暴行不会受到世界媒体的监督时，他们便更加放肆、无法无天起来。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国际委员会开展自己的宣传运动的能力。安全区领导人共同的突出特点是他们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过优良的训练。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传教士们都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里受过教育，长大后大部时光都是在布道、写文章和基督教巡迴讲演中度过的，委员会中一些教授还有著作问世。此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媒体合作方面很有经验。在南京陷落前，他们就乐于在南京电台发表演讲，或为通俗报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最后，传教士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是日本所不曾预料的：他们终生都在思考地狱的真正含义。他们在南京发现一个活地狱，便立即为世界公众描述下来。他们的文章言辞犀利，把他们目睹的恐怖场景再现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
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了10天——这简直是人间地狱……你不得不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甚至最穷的人的最后一点所有也被抢走——他们的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点被褥(而当时是天寒地冻时节)；穷车夫的人力车；当和你一道寻找避难所的放下武器的士兵，连同获得以百计的无辜百姓当着你的面拉出去枪毙或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而你却只能听着枪杀他们的枪声；当成千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哀求你救她们逃脱那帮蹂躏她们的畜牲的时候，你不得不袖手旁观；当你的国旗被不只一次，而是数十次被扯下污辱，你的家正在被抢劫，然后你眼看著你喜爱的城市和你呕心沥血准备为之奉献终生的机构被付之一炬，你还得袖手旁观，束手无策——这是一座我从未想象出的地狱。(乔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日本人暴行的详情不仅生动地记录在安全区内人们的日记里，也写入信件和时事通讯中。这些资料再被滚筒印刷或用打字机反复打印，以便让亲友、政府官员或报章杂志全部都能收到。在寄出有关大屠杀文章时，安全区领导经常请求收件人在发表时不要透露作者姓名，因为担心委员会的个人会遭到报复或被驱逐出南京。马吉牧师在家信中写道，“请非常谨慎小心地处理这些信件，因为如果发表这些信件我就可能会被逐出南京，而这对南京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他解释说，日本将“非常高兴地”允许外国人离开，但绝不会允许返回。
安全区领导的坚忍不拔、艰苦工作和谨慎小心，最终得到了回报。乔治·菲奇的日记首先被秘密携出南京，在上海将菲奇和其他人写的故事(经常被删去主要人物的姓名)迅速在《时代》、《读者文摘》和《远东》等主流刊物上发表出来，在美国广大读者中引起普遍义愤。有的内容最后被收进书中，如《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在华暴行》(1938年)，和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1939年)。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不仅有白纸黑字作证，而且有影片记录在案，日本人几乎无法抵赖。马吉牧师当时拥有一架摄影机，拍下在金陵大学医院住院的几位卧床不起的受害者的镜头。乔治·菲奇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终于把影片偷偷地运出中国。
人们可以想象，当这些记录日军暴行的书面报告、相片，甚至影片，竟然设法传到了世界媒体手中时，日本军事领导层是会多么愤怒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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