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九一八事变当日，日军部队进入沈阳城。

　　历史不容忘怀，尤其对于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更不能忘却。80年后的今天，我们寻到了几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一夜的亲历者，他们以自己的记忆讲述着活生生的历史，让我们记录下这些历史吧！

　　孟淑珍：那年我4岁，让日本人打断了左臂

　　也许时间能渐渐将恐惧和痛苦抚平，但裸露的残臂则成了老人永远也抹不平的血泪伤痛――

　　80年前的9月18日，是孟淑珍老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那天，她的姐姐遇难、哥哥负重伤，而她自己则永远地失去了左臂。也许时间能渐渐将恐惧抚平，但裸露的残臂则成了老人永远也抹不平的伤痛，它是对日军武力侵华和残害中国人民的有力控诉。9月15日，记者来到家住大东区上园小区的孟淑珍家中，已经84岁的她心情沉重地向记者讲述起那个血泪凝聚的往事。

　　孟淑珍告诉记者，她出生在1928年，那年是农历的龙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她与家人就住在北大营西侧不远的菜园子里。后来，她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直到前几年北大营社区动迁，才搬到了大东区上园小区居住。

　　“一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你看看都到了这把年纪了。如果4岁那年我没被日本人打断一条胳膊，也许生活就不是现在这样。是日本人害了我一辈子。”一谈起这段往事，孟淑珍酸楚不已。

　　孟淑珍的父亲是一个工人，1931年9月18日一下班回到家，他就很严肃地对家人说：“听工厂里的人都在议论，说可能要打仗了，我们都得逃，能活一个是一个！”当天晚上9点多，一家人收拾好东西后，打算前往位于小北街附近的亲戚家躲一阵子，可谁也没有想到，刚一出家门就遇到了袭击北大营的日本军队。

　　孟淑珍现在仍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一片白菜地里，日军架起机枪向他们一家人扫射，孟淑珍11岁的大姐被当场打死，16岁的哥哥背着她疯狂逃命，最后也被子弹打中腹部，而孟淑珍则被打中了左臂。 第二天，在父亲的苦苦哀求下，小河沿附近的一家医院救治了孟淑珍和哥哥，他们的命虽然保住了，可孟淑珍却从此失去了左臂。那一年她还不满4岁。

　　因为没有了左臂，孟淑珍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她的老伴去世后，孟淑珍一直靠政府的救济生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每年9月18日，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下都会出现孟淑珍的身影，她把自己当成活教材，用残肢讲述历史，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对此，记者问道：“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你是不是还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孟淑珍轻轻摇了摇头：“也许不会再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下楼都费劲，今年也许只能在家里悼念死去的大姐和乡亲们了。”

　　见习记者 张娇岩 通讯员 王丹宁

　　马天牧：大白天日军在抚近门城楼上开枪

　　震天动地的枪炮声足足响了一夜――

　　9月16日，现居天津的马天牧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耄耋之年的他一说起“九・一八”事变当夜的经历，记忆犹新。

　　当年，马天牧的家就在现在的大东区小河沿路一带，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1931年9月18日入夜，还不满10岁的马天牧像以往一样，吃完饭后就开始做功课……晚十点多，已经入睡的马家人突然被巨大的声响惊醒，当时家里人还在猜测是谁在“放鞭炮”，然而这样的猜测很快就被现实所粉碎，震天动地的枪炮声一直持续着，足足响了一夜。

　　那时马天牧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第二天一早，他还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可没有想到，他一走到抚近门(即今天的大东门)的位置时，发现那附近都已经戒严。还看见不断有人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日本人在城墙上开枪呢！快跑啊！” 马天牧这时才从别人嘴里得知，沈阳已经被日军占领了。

　　据马天牧老人回忆，当时马路上一个人都看不到了，亲朋好友之间也几乎断绝了往来。沈阳的工厂停了产，学校也都停了课。大人们都不敢去上班，孩子们也整日待在家里。马天牧说：“虽然日军没到我家来，但我知道他们闯进了不少普通人家，掠夺财产，欺凌百姓。”

　　大概过了20多天，家里储存的粮食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百姓也需要采购生活必需品。于是，街上逐渐开始有一些大胆的小商贩出来做生意。马天牧说：“这时在大街上到处可见日本兵来回走动，对过往的行人进行搜身、检查。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学校开始上课了，但改了名字，课本也一律更换，还派来了日本教官，增添日语课。”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一曲让人肝肠寸断的《松花江上》蕴藏着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力量。然而，对于今年已经90岁的马天牧老人来说，歌曲还浸染着三位挚友的鲜血――“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因为传唱这首歌而被敌人逮捕，受尽酷刑……

　　“九・一八”事变后，马天牧和许多父老乡亲一样开始了在日军统治下的屈辱生活。马天牧说：“那时每当日军打了胜仗，他们就强迫我们搞‘庆祝活动’。我有一个叫史尚华的老师，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回到沈阳教书。在一次‘庆祝活动’中，日本人逼我们唱‘伪满国歌’，我的老师想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难以抑制地哽咽起来。没想到日本人看见了，就抓走了老师。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后，被残忍地杀害了。”见习记者 张娇岩

　　杨大群：孩子们在铁路旁玩被刺刀挑死

　　80年前日军的暴行永远存留在记忆中――

　　著名的军旅作家杨大群是“九・一八”事变见证者，在他脑海中，80年前日军的暴行令他挥之不去。杨大群清晰地记得，他年幼时，自己的家就在大辽河边上，距离一座铁路桥很近，经过这里的奉山铁路，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条十分重要的运输通道。当时，日军守备队把守得很严。

　　杨大群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所住的村里有人要过辽河铁桥，日军守备队发现了就恶狠狠地当场把人踢下河里淹死……杨大群还很痛苦地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有8个10多岁的孩子从挺远的地方来到铁路看火车。他们听说火车开来时，轧得钢轨嘎巴嘎巴响，便跪在铁路上听响动，结果被日军守备队抓住了。日本鬼子说他们是敌人的探子，将他们活活地用刺刀挑死了，脑袋割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示众。

　　杨大群表示，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了，许多孩子开始被迫接受奴化教育，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后来，杨大群在一个生产弹药的日本军工厂里面干活，发现有几个工人整天戴着脚镣，只有到干活的时候才打开，他们的旁边还总有日本兵持枪监视。但这些人趁日本兵不注意时总会告诉周围工人，让大家要记着，这些子弹其实都是用来杀害中国同胞的。后来，杨大群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他们都是来自关内的抗战人士。这些难忘往事，一直撞击着杨大群的心，促使他动笔揭露日寇的暴行。 。

　　由于杨大群经历过“九・一八”事变那段岁月，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因此他在创作中很热衷写抗战题材的小说。有关东北抗战等方面的史料他也珍藏了七八千本，有些还十分罕见。杨大群对记者说：“我对童年时期的那段痛苦经历记忆犹新，也特别难忘。”为了搜集这些资料，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杨大群在抗战题材上的创作热情、写作毅力非一般人可比，他几十年来已写出31部长篇小说。目前，他的第32部长篇小说也已出版，所发表的作品总字数已接近2000万字。其中他所著的长篇小说《关东江河》三部曲、《“九・一八”风云》、《义勇军崛起》、《傀儡帝登基》、《黑龙江怒吼》、《长白山涛声》、《“八・一五”光复》、《关东演义》、《义勇军演义》等都为读者所乐道。

　　本报记者 陈凤军

　　赵德尊：我和同学们被炮声惊起……

　　今年98岁的赵德尊老人，离休前是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是个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据赵德尊回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还在沈阳第三高中学习。暑期过后，由于学费没有着落，只好等着母亲回家变卖土地，因此，推迟入学近半个多月时间。这是个人家庭的小困难，而更大的灾难，则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当夜，赵德尊和同学们被炮声惊起，到院中看到炮火从火车站(即沈阳日本租界地)发射出来，划过夜空，袭击北大营东北军驻地。第二天，学校停课，沈阳沦陷。此后，东北逐步沦亡，赵德尊即回到在沈阳北关租房的住处。以后在街头又亲见日本巡逻兵，围追强奸3人。在房东家住宿的两名女同学，也受到日本兵的欺侮，日军来后屋里一片哭声。那时年轻的赵德尊，怒火中烧，悲愤异常！10月初，接到住北平(北京)皮库胡同东北难民收容所同学康国钧的来信后，便在皇姑屯车站扒上火车，到了北平皮库胡同东北难民收容所，这就是东北中学的前身。当时赵德尊被分配到高二班，班上共有三、四十名同学，1933年夏毕业。

　　赵德尊回忆说，那时唱的歌曲是“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这歌曲确实代表了东北人民当时的悲愤心情！

　　后来，赵德尊积极投身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新时期他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

　　赵德尊的许多同学都在革命中牺牲了，回想过去，赵德尊说：“直到现在，每当想起那些牺牲的人心里还是很难过。”

　　据记者了解，赵德尊1913年3月出生在辽中县一个贫苦家庭。1928年小学毕业后，先后考入沈阳第二初级中学、沈阳第三高级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进东北中学学习。1933年夏进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1936年3月在参加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的爱国活动中被捕，在被关押北平陆军监狱期间，创办革命刊物《牢狱之光》，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